潘知常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与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已经从“世界发现中国”转向“中国在世界崛起”，也已经从“中国做错了什么”转向“中国做对了什么”，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开始甚嚣尘上。

我完全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以我之见，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远没有达到可以称之为“模式”的地步，因为“模式”就意味着“基本定型”、就意味着可以作为后世之师，显而易见，这一切还根本无从谈起。联想到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北大的演讲结束后，北大学生的第一个问题竟然就是“你作为英国首相能从我们中国模式学到点什么”，不能不说，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实在是理想的成分要远远地大于现实的成分。且不要说在所谓“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着同等的中国困局，且不要说在绝大的成功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代价，也且不要说，这种模式化的选择很可能最终会连我们的缺点、弱点也模式化，即便是这种“一次选择，永远拥有”的闹剧，我们也衷心希望它最好只是出现在商品广告里，而不要出现在严肃的思考之中。

不过，在“中国模式”之外，“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却是一个非常可取的话题。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也完全有能力、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去丰富和发展世界发展模式，拓宽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人类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同时，也促进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我立刻想到了澳门。457年前，澳门并不以“赌城”名世，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海洋中国的出发点。尽管中国人为地终止了从“种地”到“牧海”的历史行程，蓝色终成往事，毕竟要承认，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确曾拥有东西方交通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命脉。澳门是“海洋中国”的历史见证。

几百年来，在澳门频繁交流的，远远不仅仅是白银，而是文化。在澳门，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始终是和谐互动、交融相生，在多元中求和谐，从差异中求大同。例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伊教、摩门教，等等，就始终和谐有序地在这块土地上和平共处。这里赌场与教堂并存，教堂与寺庙并存，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里看不到塞缪尔·亨廷顿描述的“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的书中，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澳门却提供了熔铸文明于一炉的生动范例。

这才是澳门为当代中国、当今世界所作出的真正贡献。澳门之为澳门，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文化特区，一个已经存在了457年的文化特区。几百年来，作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特区，澳门还鲜活地存在着、发展着，还在满足时代需要。放眼世界，倘若要寻找一个中西文化每天都在异彩纷呈地上演精彩的交流与对话的一幕的所在，那么，除了澳门，也实在别无它属。

对澳门的历史贡献，即便是澳门人自己也是估计不足的。主要原因，“帆船时代”之后是“轮船时代”，缺乏深水港的澳门不得不逐渐将成为亚洲之都的机会拱手让出。从那以后，东望香港，北倚广州，蕞尔小城澳门难免尴尬。难怪1999年的澳门回归，比起两年前香港的盛大典礼，实在是低调得太多。也因此，人们因为急于为澳门自身找到一个定位，才饥不择食地把目光投向了“赌城”。

尽管借助赌场的收入，澳门的人均GDP收入早就超过了香港，但“赌城”很难概括澳门的历史，也很难描述澳门的未来。一项调查表明，几乎没有专家认为澳门可以单靠博彩来发展。在另外一项调查中，46％的市民认为澳门应该是一座适宜居住、工作及玩乐的城市，认为澳门应该是世界级博彩旅游城市的市民，只有14％。澳门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过去、现在、将来，澳门都始终在先行、先试，进行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对话的实验。而澳门为世界所提供的另一种文明发展的模式，则既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化解冲突提供历史智慧，更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和谐交往提供有益借鉴。

时值澳门回归11周年的日子，我们特别期望澳门能够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今天的澳门，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从事着一项最为伟大的试验。这个试验，将与浦东经验、深圳经验……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深化、丰富“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作者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