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桦

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赌博合法化的天堂，也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四4大赌城之一（注：另三个赌城是美国拉斯韦加斯、大西洋城、摩洛哥蒙地卡罗）。澳门面积与人口还不及香港的1/40和1/14，但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想来这里碰碰运气。那些沉迷于赌博最后被绳之以法的内地贪官，也几乎同澳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除了令人刺激与疯狂的博彩之外，澳门真的没别的什么东西令人着迷吗？

中国对外开放从澳门启端

2005年7月15日，一个连澳门人在内都感到惊讶的消息传来：在南非德班市举行的第2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宣布：澳门23座历史建筑和5处街区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们包括超过500年历史的妈阁庙、远东最早的西式高等学府圣保罗学院遗址、中国年代最久的天主教堂和西洋炮台、远东第一座灯塔、中国第一间西方慈善机构、第一间西式医院及第一间西式剧院等20多处历史建筑及街区。

在一个仅有几平方公里的小城区里，有这么多历史建筑及街区同时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实属少见。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张学忠透露：“这是最快的一次表决过程，澳门议案前后只用了10分钟，不仅在本次会议，在以前的会议中也是前所未有的。”

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国，已有30处景观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而作为中国第31处列入世遗的澳门历史城区，其历史年代虽属“孙子辈”，但在世界及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东西方文明大交流大碰撞的启端，是在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历史见证。

徘徊中国沿海40年

正如人类社会每一个进步的开始，都是以野蛮作为代价，葡萄牙人凭借着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火铳，一路探险、征服及殖民扩张，但到了中国，他们发现面对的却是一个自信而强大的文明古国，葡萄牙的远洋舰队在香港屯门和东莞西草湾两次战役中，几乎全军覆灭。

葡萄牙人被迫离开广东北上福建、浙江沿海一带活动，辗转来到舟山城东南百里之遥的双屿岛落脚。担心治安受到影响的闽浙提督朱纨，请示嘉靖皇帝之后对双屿港进行彻底清剿，把葡萄牙、日本等外国商船堵死在港口里，全部烧毁。葡萄牙人被迫南下到福建，明军仍穷追不舍，又在福建打了一仗，抓了一批葡萄牙人。其余逃出生天的葡人只好再折回广东沿海，从事海上走私生意。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寻寻觅觅40年，都无法找到一个海上贸易立足之地。

嘉靖十年（1531），机遇终于降临葡萄牙人身上。嘉靖皇帝体弱多病，大婚10年，仍未有子嗣，据传方士术医给他配制秘药，需要一种叫龙涎香的珍稀配药。据古书记载，“龙涎香，传为鳅鱼精液泡水面，凝为涎。能止心痛，助精气”，“龙涎香出西洋诸国”。当时占领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南洋贸易，包括龙涎香采集。禁止葡国商船到中国，也断了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广东政府地方税收急遽减少，再加上广东一带海盗猖獗，需要借助葡国海上军事力量清剿。因此在朝廷的默许下，广东地方政府不但不再驱赶葡萄牙人，还与他们开始交往合作。葡萄牙人协助明军清剿海盗，乐于赋20%商品税开展对华贸易，并通过每年向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贿送白银500两，终于踏上了他们早已看中的澳门半岛。

如果说英国人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取得香港及九龙，那么战败的葡萄牙人则是用恭顺和贿赂，巧取了澳门作为海上贸易居地。

第一次全球化贸易高潮

处于亚洲大陆的中华帝国，千百年来都是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立国之本，人民勤劳智慧，自给自足。到了明朝中叶，中国的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早在汉代，中国已开始海上对外交往，逐步与东亚各国建立了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但这种早期的海上贸易却有很大的局限性。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陆晓敏教授说，其实质就是朝贡贸易，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来、做什么生意都是可以的，必须经过朝廷批准。当时中国皇帝对外追求的不是经济上无限扩大自己征敛盘剥的地域，而是在政治上无限扩大自己四海独尊的权威及影响，达到“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四夷慕圣德而率来”的那种万邦来朝的局面。

最早在中国立足的葡萄牙人，无疑赢得了远东贸易的先机。葡萄牙人先后开辟“澳门-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澳门-长崎（日本）”和“澳门-马尼拉（菲律宾）-墨西哥”三条航线，葡国大商帆船从澳门满载着精美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运到欧洲、东北亚和南美洲，又从日本、墨西哥、智利及秘鲁等国运回大量白银，史学家称之为“海上丝银之路”，创造了“白银时代”的奇迹，推动了第一次全球化的贸易高潮，从而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

“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澳门迅速发展为远东及亚洲最繁盛的港口城市。葡萄牙人依托中国与澳门的特殊地理环境，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开拓者，亦是构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先驱。

东西方文明对话之门

由14世纪开始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带来了科学与革命。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发现了新大陆，探索带来了新知识、新的贸易商机，亦带了前所未有的天主教传播浪潮。

1582年，一个叫利马窦的传教士在澳门上岸，他随身带来一张世界地图，一只机械自鸣钟，一把小提琴，一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及一本《圣经》。他是意大利人，在罗马学院接受了科学训练，他的老师更是著名科学家伽利略的好友。

对于西方人来说，非洲及美洲大陆是地理上的大发现；而古老深厚的中华文化，却是一种文明的发现。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使者利马窦认识到，无视中华文明就无法完成传教的使命，他在澳门学习中文，也开始涉猎中国的四书五经。利马窦在澳门停留了8个月之后，便追随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传教。他尊从中国礼俗，先是僧冠僧服，自称西僧；后又儒冠儒服，自称西儒。

当时对于如何在中国传教，各修会有不同的看法。耶稣会主张的是科学传教，就是通过西方科学知识，吸引中国的士大夫，吸引中国的上流社会精英，让他们认识和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宗教思想文化，从而影响中国社会大众。利马窦在肇庆用中国风格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让一直自认为是天下中心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他为中国引入了新的地理观，如整个世界是由5大洲组成，大地是球形的，世界上有不同的气候，以及西方地理学有关“子午线”的最新发现和运用。利马窦在这方面对中国科学贡献及影响，载入了《明史》第326卷。

利马窦一路向北传教，终于获准进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贡献西方的自鸣钟、宗教画等各种精巧物品，并成为了第一个进入中国皇帝宫廷的耶稣会士。他为明王朝制造了中国最早的日晷仪和观象仪，并负责修理宫廷的西洋钟表。据澳门历史教育学会林发钦会长介绍，我们今天在几何学上有关“直角”、“内角”、“点线面”、“钝角”等一些概念名词，都是几百年前由利玛窦翻译定下来的。最可贵的是利玛窦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与叹服，他潜心钻研中国典籍，花费了大量时间及精力，与其他人一起将中国四书五经全部翻译出来，介绍到欧洲。

1620年，耶稣会将在欧洲征集的有关天文、历法、数学、水利、测量、地理、医学、音乐、物理等7000部西学典籍运抵澳门，再分批转入中国，这些西学典籍至今仍有500多本存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

就在这一年，另一位对中国科学文化有影响的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也到达澳门在那里开始学习中文。3年后，他进入北京将伽利略的《远镜说》和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论述欧洲开采和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译成中文。以后他参与编修中国新历法《崇祯历书》，完成了测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说》，并帮助明朝制造火炮抵御清兵，但仍无法挽救明王朝的覆灭。

1644年清兵攻进北京，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严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住在宣武门天主堂的汤若望却冒死上疏称：“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尚未完竣”，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多尔衮已经透过各方面情报，知道有一个精通天文历法的传教士在北京，于是写了个手谕贴在汤若望的门口：“圣人不得骚扰”。汤若望在顺治和康熙两朝，被委任为钦天监，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天文台台长。

满清皇帝就是用这样的胸襟吸纳西方科学及人才。西方传教士以西学为媒，传教为体，而中国人则以科技为用。康熙皇帝特地派人到澳门请通晓历法的传教士徐日升来京，并亲笔谕示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抚差人送来。”康熙重用耶稣会传教士为清廷服务，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编纂天文书籍，比利时人南怀仁铸造火炮，协助平定三藩之乱，还有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圆明园。

西方传教士把澳门当作向东方古老文明大国传播西方宗教文化的圣地，修建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教堂。在澳门最先掌握汉语汉文化的西方传教士，更是如获至宝地把上干部中国古代哲学、文学经典翻译后运回罗马，通过澳门这个窗口向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传播东方文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

中国一代鸿儒季羡林生前曾这样评述：“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

历史的错位与吊诡

世界进入了海洋时代之后，历史学家往往把16世纪当作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世纪，而17世纪则是荷兰人的世纪，18、19世纪就是英国人的世纪。早在16世纪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利用澳门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必然引起后起的海上霸主的妒嫉及垂涎。

17世纪以后，葡萄牙海上霸权日趋衰落，导致了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丧失。1631年，荷兰夺取葡属马六甲，切断印度果阿至澳门的航线，澳门与果阿及里斯本的贸易变得不再安全。荷兰人更先后5次对澳门发起攻击，但葡萄牙人都凭借坚固炮台及运气，奇迹般地保住澳门不失。荷兰人最后才不得不转往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从而开始占领台湾的殖民史。

另一个觊觎澳门的海上霸主是英国人。从17世纪起的200多年间，英军对澳门武装挑衅及攻击达13次之多，但都无法得到澳门，从而将目标转向舟山群岛，最终占领香港。但历史的诡吊在于，英国人1840年8月19日在三艘军舰和运输船掩护下，终于成功偷袭攻占了澳门关闸，逼使中国军队退守前山寨，首次失去了对澳门的军事控制权。但他们这时的战略目标已经不再是澳门，否则香港的殖民历史就可能改写了。

澳门历史学会理事长陈树荣认为，这次英国人进攻澳门的目的，是在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试探中国海防军事实力，达到目的后英军趁着潮水登船离去。关闸一战，暴露出了中国海防的虚弱，英国舰队主力便肆无忌惮的长驱北上，闯入天津海口，直逼京城，震撼清廷，不得不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因此，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在澳门掀开序幕的。

潮起潮落现出东方赌城

欧洲学者Jaime de Inso在《澳门——远东最古老的欧洲殖民地》一书中指出：“尽管澳门在其坎坷的历史上经历了无数危机，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下去的日子。香港开埠后，其港口立即成为澳门的对手。因为鉴于其地理和水文条件，是一个可以进出大船的大型良港，这是处于西江下游、淤泥如涌的澳门港无法比拟相争的。因此，澳门逐渐失去其重要性，沦为新生港城的从属和附庸。”

香港开埠和铁船气轮时代的到来，使澳门这个远东耀眼明珠黯淡下来。

弹丸之地的澳门，完全没有任何资源。过去依赖贸易转口优势的葡萄牙人，不断探索生存之道，曾经一度垄断了海上保镖业。后又转型从事武器走私、鸦片转口及猪仔（苦力）买卖，大批参与人口贩卖的各国商人涌至澳门，公开设立“招工馆”，经营苦力贸易的商人达三四万人，直到1873年在一片国际谴责声中，葡国政府才强令澳门停止苦力贸易。

令葡萄牙人感到侥幸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苦力贸易催生了澳门的一个重要财源——赌博业。当时赌档大多由猪仔馆兼营，当地工人或苦力因染上赌瘾，欠下无法偿还的债务，最终只好卖身外洋当劳工，这不但为猪仔馆提供大量的劳工供应，更直接振兴了当时澳门的赔博业。1847年，澳葡政府宣布赌博合法化，而香港却在宗教团体及社会贤达强烈反对下，港英政府于1872年开始禁赌。广东政府后来也严禁盛行一时的“围姓”赌博，使香港和内地大批赌客转移澳门博杀，促进了鸦片烟业和娼妓业的繁盛。澳门由国际贸易港变为集“嫖赌吹饮”大成的销金窝、醉梦城。

1896年葡萄牙政府宣布禁赌令，但法令只在葡国国内及多数海外殖民地实施，对澳门却网开一面。中、港、澳特殊的人文地缘及政制，使得澳门的赌博业继续发展。1930年澳门实行赌博专营，赌博税开始成为政府一大收入。

澳门回归中国第二年，首任特首何厚铧为了改变博彩业传统经营的落后，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破天荒地对外开放赌权，引入竞争及新经营方式，赌牌由一变三，再由三变六，短短几年间澳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由回归前的经济负增长，一跃成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耀眼明星，人均生产总值超过香港、新加坡及日本，首次跻身亚洲首富行列，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赔城。

对辽阔广袤的中国来说，澳门实在太小了，却因历史的机缘际遇成就了一个大格局，是中国500年曲折对外开放、蹒跚走向世界的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