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春,邓嫣嫣

(兰州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论学习型政党内源性发展的整体把握

刘先春,邓嫣嫣

(兰州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不仅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更可以视为我们党谋求国家内源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这就需要从内源性发展的高度,从研究历史与现实、目标与路径、核心与基础现实契合的方面来整体把握如何建设学习型政党。

学习型政党;内源性;整体;发展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学习型政党的相关研究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学者们对它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提出背景、相关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从内源性发展角度对学习型政党进行考察的研究还很少。而无论从学习型政党的提出背景、科学含义还是建设规划来看,从内源性的角度对它进行整体把握都有着重大意义。

一、学习型政党的历史背景及其科学内涵

学习型政党作为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党建理论研究的交叉点,其概念的界定有多种说法,但大多是从政党、学习或学习型组织这三种角度出发的。而笔者认为,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学习型政党的科学内涵,必须首先深入了解党提出该概念的历史背景。

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就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文章,要求全体党员端正学风,提出了要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伟大创想。之后,更有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等。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在每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党都是凭借着及时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视学习,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那么,为什么直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才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任务呢?考察“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个概念的由来,不难发现其中经历了两个思想转变。

首先,学习型政党这个概念的提出,最初就脱胎于西方各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的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加快,国际竞争中对创新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顺应这种发展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向学习型社会前进”的目标。2001年,江泽民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时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可见,建设学习型政党首先是作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副产品出现的,其出发点是认为,政党作为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同样有其特定的组织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首次明确指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对于提高党的整体能力和促进党内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希望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来带动整个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其次,学习型政党的建设途径,也基本上借鉴了西方现代教育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如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罗伯特·哈钦斯的“学习化社会”理论等,组织中央集体学习和全党教育活动。这一阶段的思想转变,主要是以现代组织理念审视党内学习,使学习从党的优良传统向党的常态化工作转变。

但是,系统地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还是第一次。这一崭新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仅在于将学习理论引入党的组织制度和生活,更重要的是提出并部分解决了我们党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政党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它有着强烈的政治性。我们党首先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建设社会主义为根本任务的共产主义政党。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来引入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并试图在政治实践上加以推行,这样的“学习”显然是十分有害的。任何学习理论和制度的引进,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为广大党员所接受,才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时期的党内学习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和业务知识。

我们党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思想转变本身,恰恰体现了内源性发展的基本特征。“内源性的特征,较多地在于恰当掌握社会组织的研究与方式,在于组织人类关系的研究与方式,倒不尽在于恰当地做出各种技术选择。”[1]相比简单地引进先进理论和制度,内源性发展更关注的是质量、社会、文化的影响,强调在社会自身文化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改造和培育制度,使其先具有可接受性,才能使其发挥实质上的功能。而用内源性发展的眼光看待“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即超越学习型组织的思想,把学习型政党建设视为一种政治改革、政党转型。即不仅要正视学习的重要性,更需要从理念上树立以学习为核心的党建观念,从制度上彻底融入学习理念,建立一整套运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我们党在国家建设方面特殊的领导作用和强大的控制能力,以建设全新的学习型政党带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发展,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视为谋求国家内源发展路径的重大战略选择。立足于党内历史文化,立足于代表人民利益实现国家发展的美好目标,将西方理论中的精华融入党的理论和制度建设中,通过成员的积极摸索,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和制度体系。

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将学习型政党定义为:学习型政党是立足于党内传统文化和现实条件,成员广泛参与,以学习为基本手段,融合一切可利用的先进理念知识和科学技术,以提高人的各项素质和全面发展为宗旨,最终实现全民学习发展的政治组织。

二、学习型政党内源性发展的整体构建

内源性发展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宏观上的理念设计,也有微观上的制度践行。结合学习型政党的含义,其整体构建应重视三个方面:

1.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契合:以党内文化为源泉,引进现代理念

发展从内部产生是内源性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必须把本土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的环境和源泉,因为,“文化通过同一性和归属性的感情,能使社会维持团结,使人类保持精神平衡。事实上……文化乃是追求幸福的主要基础和艺术。”[2]而引进一种技术、理念的同时,必然也引进了这种技术、理念能够真正起作用所必需的社会心理因素。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党内历史文化,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掌握学习型组织的相关理论。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重要经验之一。我们党是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尽管也经历过几次偏差,但从大方向来看,我们党始终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早在1940年,中共中央就曾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提出“把全党建设成为一个大学校”的号召,结束了“左”右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正是不断的学习,为我们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学习活动,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见成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党内学习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造性地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进入新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

在历任中央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我们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各种相关业务知识、不断将学习理论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全党形成了浓郁的学习氛围,学习已成为党内民主生活、组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要善于利用党的优良作风,坚持把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根本原则,把民主讨论作为主要方式,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具体手段,进一步发展理论宣讲队伍,健全中心组集体学习等制度。

党内丰富的学习文化,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历史财富,但更多的是将学习视为一种政治工作,要求通过学习达到一种思想觉悟。面对现代化新挑战,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现代组织管理和教育的新成果。

西方学习型组织、学习化社会的相关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尽管建立的模式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核心都是强调组织中个人与团队的结合,既要发展个人,实现自我超越,又要团队合作,以学习为手段实现组织提升。以美国学者彼得·圣吉提出的学习型组织理论为例,该理论包括“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五项修炼紧密联系,对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不可或缺。[3]学习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而应该成为组织内部成员基础性的互动关系。以这一理论的视角审视我们党内的学习文化,不难发现存在着两个薄弱环节:一是“自我超越”。我们党内组织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从思想上统一全党,使党员自觉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联系实际处理事务;主要内容是学习政治思想,对各种相关的科学技术、业务知识的集体学习较少。这样的学习尽管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却容易忽略党员个人发展的其他方面,比如专业技巧、人文修养等。二是这种比较片面的“自我超越”,客观上也限制了“系统思考”的发展。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已有7000多万,其中,本科以下文化水平的党员占将近50%,党员个人素质不同、面临的环境和问题也不同,若过于偏重政治思想的宣传教育,容易使学习内容不断机械重复,学习方式陈旧,学习考核也容易陷入形式主义。这种零散且缺乏现实针对性的学习,不仅不利于将其他四项要素在学习中串联起来系统思考,甚至会使一些党员产生厌学情绪,使组织学习难以实现预想中的效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要建设好学习型政党,我们既要以史为镜,焕发党内学习的优良传统和业已形成的文化模式,也要以人为镜,积极借鉴其他政党、组织的得失经验。从人这个关键因素着力,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相结合,既坚定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的信念,又切实提高党员自身能力,在学习中达到组织和个人的协调发展。

2.目标与途径的现实契合:以人的发展为根本,进行制度建设

学习是有目的性的活动,建设学习型政党同样要明确政党的目标,这就关系到学习的基本内容——为什么要学?学什么?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资本主义政党代表的是社会部分阶级或阶层,力求实现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资本主义“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这种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不再以血统、宗教、家庭为依据,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经济利害。反映在其主流的各种理论学说中,就是所谓“科学”、“价值中立”被列为基本要求,制度和组织仅被视为实现经济效益的工具而已,简单地以成本/效益而非成本/实效的公式来评估效率和成就。尽管这些理论中有许多科学的因素值得我们学习,但对这种过分“物化”的现象如果没有引起警觉的话,就会使政治丧失其原有价值,实质上损害了人民其他方面的利益,譬如公平,譬如社会交往等。因此,我们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必须时刻牢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记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根本宗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根本目标,自觉划清“四个界限”,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学习其他国家政党、组织的经验时,才能准确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明确建设目标,才能正确地指导建设途径,学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观念革新、组织改革、思想教育等各种手段。笔者认为,当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是进行制度建设。这并不代表其他方面的建设不重要,而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制度建设集合了见效快、可行性高、稳定性强等众多优点。思想观念上的教育和改造虽然能从根本上解决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问题,但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成果的显现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自觉,具有不稳定性。组织改革则牵涉到一定的党内权力整合,对许多党员有利益影响,再加上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和集体惰性,“重塑”通常会遭遇人们的抵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党是长期执政、领导国家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以学习为核心改造后的组织结构是否会破坏原有的党政结构,对党政事务管理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尚不能预测。而制度建设出于服务“学习”这一目的,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在制度移植方面,国内外也有较多的经验可以借鉴。

目前,信息不仅数量庞大,更新周期也大大缩短,信息文明的复杂化和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加,现代化的任务也愈加繁重和艰巨。在这种时不我待的压力下,将以人为本的信念贯穿其中进行制度移植、改造、创新,应该是建设学习型政党最具可接受性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3.基础与核心的力量契合:以党员参与为基础,重视党校的引导作用

既然要以人为本、实现内源性发展,建设学习型政党,就要求以党员的广泛参与为保证这种发展真实性和成功的条件,要求在参与中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要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相信群众,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就必须相信人民群众有当家作主的资格和能力,必须在政治生活中依靠群众、强调群众的主体地位。这种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延伸到党的内部,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广泛动员党员积极参与学习型政党建设,健全党内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实现参与式学习。只有使每个党员都积极参与学习的准备、实施和监督的全过程,使其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原理,了解有关学习的全部事实,才能够使党员更好地进行学习,以每个个体学习的成功,来保证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成功。

动员党员参与重点在于四个方面:一、学习内容有针对性。基层组织在组织党员学习的时候,要针对成员的工作岗位、生活环境提出切合实际的学习目标,激发党员的学习热情。二、学习过程讲民主。在长期的组织学习过程中,成员在某些观点上必然会存在分歧,只有坚持民主讨论,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产生思想上的争鸣。如果组织学习中存在领导权威、形式主义,学习就不可能产生真实的效果。三、学习方式要科学。信息社会要善于利用一切科技手段,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也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和网络作为媒介,拓宽党员学习渠道、扩大学习型政党的社会影响。四、学习成果有监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是否具有科学预见性,工作制度和方法是否行之有效,归根到底都要靠实践来检验。在一个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监督学习成果。党员是否学到真材实料,是否将学习与工作、生活密切联系,都需要进行严格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习的效果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国家发展。

相比其他政党,我们党还有一大特点和优势,就在于拥有系统完备的党校体系。党校自建立之初就承担着培养和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任务,中央在《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要求党校:“在培训高素质骨干队伍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在推进学习型政党中发挥主阵地作用,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党校被视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所依赖的核心力量,主要出于两点考虑: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首要条件,党员之所以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相信它的先进性,理论必须有解释力、说服力,必须与时俱进。党校作为国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基地,肩负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使命。加强党校的理论研究工作,以马克思主义学理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充实学习内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核心所在。其次,党校培训是加强党内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渠道,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引导作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前提,是要有一支重学、好学、善学的干部队伍,以领导干部的示范实践,激发广大党员的学习热情,推进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学习活动。我们要善于在党校培训的过程发现善于学习的领导干部,以点带面推进党内学习。

将基础建设与重点引导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党校的引导作用,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力量源泉。

综上所述,现代化的外源性决定了我们党必须从国家内源发展的角度考虑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遵循内源性发展理念。而历史与现实、目标与途径、基础与核心的三个契合,则是在这一背景和要求下对学习型政党的一个整体构建,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党的具体情况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建立属于自己的党建理论,最终实现学习型政党内在、稳定而可持续的发展。

[1]黄智高.参与式行政与内源发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4.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16.

[3]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6-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3-254.

责任编辑:张功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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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春(1963-),男,山东定陶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邓嫣嫣(1988-),女,广东佛山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