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生

“富二代”这个名称,不知是谁创造的,公开用在媒体上,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被囊括其间的子弟,对这个称呼并不满意,似乎还觉得含有贬义。有的不满地表示:“什么‘富二代?我们是‘第二代企业家!”刚从父辈手里接过企业管理权,就要称“家”,是不是有些太早了?接过管理权很容易,是否能管得下去,那要经过时间检验。更多的“富二代”,目前蒙昧未开,或属于飙车一族,或是热捧明星的粉丝,或是痴迷于声色犬马的玩儿家,他们对父辈的事业并无兴趣。

与“富二代”相对应,还有“穷二代”。“穷二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群,是第二代打工族。中国农民工已达一亿六千万,60%是“80后”、“90后”,群体相当庞大。“穷二代”没在乡下种过地,没有父辈那双长满厚茧的手,他们所追之梦,是有朝一日成为城里人。但要在城里扎根,又谈何容易。爬不上去的那道坎,不再是户口,而是人民币。扎根的标志,总得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吧。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子弟,眼睁睁看着京城房价一个劲地飙升,一平方米一两万三四万,算了算,靠打工挣钱买房,得积攒一百年。小伙子摇头感叹:“不可想象!不可想象!”

“富二代”的富,“穷二代”的穷,与他们自身的创造力无关。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主要是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量。我想点明的是,在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中,政府需要担当起调节这个差距的责任。

政府应该不应该启动遗产税?

启动遗产税,得有一个征收基数,发达国家的征收基数近百万美元。这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部电影《青松岭》,塑造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艺术形象,此人叫钱广。他给生产队向城里送粮时,捎去了蘑菇等山货,出售后赚了钱,一次相当于一美元。一美元的资本主义,让今天的青年人听了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人民公社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七八分钱,钱广进一次城捞到的外快,居然比社员劳动收入高出一百倍。不是资本主义,哪能有这么大的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没有什么遗产传给子孙。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钱广死了,其资本全部变为遗产,也不过几十元人民币。那个时代,想征收遗产税也无对象可征。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十多年间,中国出现了富裕阶层。“百富榜”董事长胡润说,资产达到十亿元的巨富,2004年,只找到一百个;2009年,找到的在榜人数,就有一千个。中国富豪财富积累的时间也超短。胡润说,把一个亿变成十个亿,国外需要十年,中国只需要三年。“富二代”是凭资本分配养育的一代。面对这种状况,启动遗产税,进行必要的调节,应该是适时的。

差距在同一代人中扩展,已经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差距进一步扩展,传承到第二代,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富二代”的所作所为,有的极为荒唐,造成社会不满。如富家子弟飙车,轧死人后,总要引起民众愤怒、舆论哗然。有一个富家子弟,买回一头藏獒,竟然有几十辆奔驰结成车队到机场去迎接。“富二代”形成了他们的圈子和阶层。如此挥霍,如此张狂,让买套住房都得奋斗一百年的“穷二代”,能不产生“仇富心态”?可以说,不能自律自尊的“富二代”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面对此情此景,政府难道不应该负起责任,有所作为?

【原载2010年3月31日《今晚报·肝胆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