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鸣

在我的印象中,“奴才”这个词,在清朝时用得特别多。满人下级见上级,尤其是见皇帝,必定自称奴才。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于汉“臣”的自称而言的。自称奴才,虽然在汉语里看着低贱,但却透着跟皇帝之间的亲昵。如此看来,汉臣其实不过是“奴才的奴才”。

在清朝,是没有“大臣”这个词的,皇帝特别反感汉臣们以大臣自居,更不许有谁以贤臣自居。有个家伙要求给他爹申报贤臣,结果被乾隆打入大狱。乾隆特别反感汉人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也不希望他们提“修、齐、治、平”四个字。修身齐家尚可,治国平天下,干你们什么事?既然清朝的汉臣无非是“奴才的奴才”,无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跟大户人家看门、打杂、跟班伺候人的主儿没有本质区别。六部衙门、满汉两套人马,貌似权限平等,其实每个层级都是满人掌权、汉人办事。所以,清朝的皇帝对于汉臣最高的期待,就是办事。上面有事,你给我去办。跑腿奔波,办完了交差,到户部去报销费用,即使贵为大员也不例外。正因如此,一直到西太后老佛爷当家,上面对于汉臣最高的评价,还只是“会办事”罢了。大清国其实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王朝。制度也好,法典也好,一概照抄明朝,各部门的则例也一律照旧,办事一律循旧章。一直到了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国将不国,才不得已允许汉臣自救,昔日的奴才总算有了点创新,有了湘军、淮军,有了厘金。到了国家不得不变革之际,中央政府也大体上没多少动静,只是让地方督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兴办洋务。这些专权的督抚,到了这个时候,才不再是过去的“奴才的奴才”了。

可是在此之前的二百年里,在朝的,不敢犯言直谏;在野的,不敢结社议政。连诗酒唱和,都须“莫谈国事”。如果地方官贪腐,胡作非为,在野的士人可以走“正常渠道”,比如找御史反映,如果自行聚众抗议,必定是要遭致镇压的。清初江南才子金圣叹,就因为抗议本地官员贪污,聚众哭庙,结果丢了吃饭的家伙。自叹:“杀头至痛也,人瑞(金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奇哉!”

当然,说清朝的臣子,不,奴才们一丁点创造性也没有,似乎也不确切。在听话和顺从方面,他们还是有创意的。做过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红人的曹振镛曹大人,死的时候,被道光称为“实心任事”的朝廷第一号大学士,其做官的心诀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皇帝说什么骂什么,磕头就是。磕头有如鸡啄米,皇帝就是想怪罪,也于心不忍。那个时代,很多后进的朝臣,在私下写笔记的时候,都免不了提及赏识提拔他们的老师前辈。最感恩的话无非是说,老师如何叮嘱他们,上朝的时候,裤腿上要缝上块皮子,最好装点棉花,否则跪久了,膝盖要生病的。当然,更有心的人,还会特意请教一些资深太监,讨教他们头如何磕得响,但又不十分痛的方法,以增进多磕头的边际效应。

深得曹振镛大人心法的,是位满人。此人叫全庆,满洲正白旗人,正经的上三旗出身,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为官六十年,活了八十二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可谓位极人臣,全福全寿。此老不仅见皇帝多磕头,而且回到家自己没事也磕。风雨无阻,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就像打太极拳、做体操一样。他的学生汉人翁同龢,在罢官回乡之后,深感老师的功夫深厚,于是在家待着,每天入夜必定在房间里三跪九叩数次,才上床睡觉。最终,得以保住了自家的首级,没有身首异处。

做奴才做得心服口服,自我总结经验,私相授受,然后再把磕头这种奴才仪式转变成健身体操,终于做到体健长寿,你还别说,这实在也算是一种创造。这样的创造,当然没办法让大清走出困境,更休谈富国强兵,但是对于在上面的皇帝或者太后,委实受用。无论说什么,都有人答应“喳”,无论做什么,都有人赞圣明,一呼百应,威风凛凛。大权在握,图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真到了有事的时候,这些奴才,除了馊主意之外,半点正经主意也没有,眼睁睁把皇帝、太后带到沟里去。

所以,将下属都变成奴才,自我感觉是不错,但是不能碰上事,否则吃瘪是现成的。只是,天下做领导的,没几个在乎做事的,更不打算做什么大事。只消大家向上一级一级地下跪,向下一级一级地吆五喝六,天下太平!

有事怎么办?再说吧!

【原载2010年第1期《随笔》本刊有删节】

题图 / 创造性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