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高 陈卉丽

2009年10月30日－11月3日，2009'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0周年纪念会在山城重庆隆重举行。会议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大足县人民政府、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承办。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大足县和有关兄弟单位的领导出席了会议。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丹麦、瑞士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29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研讨范围包括以大足石刻为主体的人文社科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会议共收到论文102篇。人文社科方面在石窟考古调查、图像考释、地方史及佛教史、石窟互动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保护方面在宝顶山石窟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专题研究、石质文物保护理念与病害机理研究、保存环境与现状调查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在千手观音保护项目、石窟水害治理、化学保护措施和手段的采用等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对推动大足石刻保护研究以及探索石质文物保护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考古调查的新进展：学界对北山石窟考古调查亦十分重视，温玉成提交的《大足北山石窟考古调查的新收获》，对北山石窟的10个龛的年代、题材做了进一步探讨，对于北山石窟全面的分期研究、内容勘别有借鉴的意义。一是黎方银代表课题组作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4窟考古调查》的报告，介绍了对14窟的记录程式和方法，并对该窟的形制、造像特点、开凿年代做了初步探讨；夏明代表课题组作了《大足宝顶山转法轮塔调查报告》的报告，所公布的调查材料为进一步认识宝顶山寺院建筑遗址以及宝顶山石窟造像提供了一份较有价值的资料。梅林、纪晓棠《大足七拱桥第6窟调查简记》，公布了最新调查的第6窟所刻泗州僧伽和尚变相的图像材料，对研究僧伽问题添了新资料。杨超杰《石窟开凿流程的考察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从洞窟开凿的选址、形制设计、造像粉本的确定、施工、造像雕凿的工艺程序等几个环节阐述了大型洞窟的开凿与政治、经济条件的联系。刘贤高《石窟与石刻：讨论大足石刻的称谓》，则提出准确界定石窟与石刻的涵义与范围，对大足石刻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价值的判定极有必要。

2、造像考释，铭文研究的新收获：本次会议造像考释以及铭文研究的论文份量较多，略加分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石窟整体性质的考察和研究

古正美《从大足北山多宝塔的建造性质说起——大足宝顶山的建筑结构及造像》，提出大足多宝塔所出现的《入法界品》造像与宝顶山的造像内容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认为大足的主要造像是要呈现南宋高宗时期的弥勒佛王下生信仰内容及此信仰的教化内容。这是继宝顶山石窟“密宗道场说”、“水陆道场说”之后的提出的又一新见解。侯冲的《石篆山石刻：雕在石头上的水陆画》，结合《严逊记碑》和云南、湖北、湖南等地民间现存的佛教科仪，认为石篆山石刻的三教造像是严逊举行水陆法会而雕刻的。段绪美《宝顶山石窟铭文与宋代佛教“谈经”话本关系略考》，分析了宝顶山石窟铭文与宋代佛教流行的以说唱形式为主的讲经文、偈颂文的关系。美国古思琴《12世纪佛教圣地宝顶山在后代吸引了什么样的观众》，从分析宝顶山明代之后的石刻铭文入手，探讨宗派归属、宗教信仰等与宝顶山石刻的关系。王天祥《大足北山石刻意义系统的建构与阐释》，认为北山石刻不仅具有一个自洽的意义结构，同时还准确映射了当时社会权力的关系格局。

(2)对部分龛窟或单龛单窟造像的考察和研究

①佛教龛窟造像的考察和研究

郭相颖《宝顶山大佛湾三部造像内容考探》，讨论了大佛湾第9、13、30铺的内容，提出了新的看法。张宝玺《大足倒塔坡石造像塔八大菩萨研究》，认为倒塔底层所刻八大菩萨出典于不空所译《八大菩萨曼陀罗经》。胡文和《大足宝顶祖师法身经目塔经目版本暨“祖师颂日”寓意考释》，认为所刻经目为冯楫赞助的福州开元寺版的部分经目，祖师颂文则和华严宗的“七处九会”关系密切。龙达瑞《宝顶湾“十佛像”的来源考察》一文分析了地狱变上部的“十佛像”与成都大圣慈寺和尚藏川所述《佛说阎罗王受记四众预修七往生净土经》之间的渊源关系。丹麦学者索伦森《符印一体：从大足石刻看中国佛教密宗艺术中的持印菩萨像》和美国学者苏默然的《大足北山执玉印菩萨造像的图像重考》，都把考察的对象聚焦到大足北山的执印菩萨像上，索伦森认为符印是道教法器，其源流应与道教有关。苏默然认为，印章象征咒语的力量，传播佛教福音以及道教打印经文以弘法收益众人。李小强《解冤结观念的初步考察——以文献、图像和民俗为主的体现》，认为“解冤结”自汉代以后逐渐成为宗教和民俗信仰的一种重要观念，在图像、民俗活动中都有反映。胡良学《大足石刻的诃利谛母及其经变相研究》，全面梳理了大足境内的诃利谛母造像的分布，指出其造像的特点和研究价值。魏文斌的《甘肃省博物馆藏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画研究》，将甘博藏本和大足宝顶山第15铺《报父母恩重经变相》进行了对比。姚崇新《药师与地藏——以大足北山佛湾第279、28l龛造像为中心》，认为药师、地藏、尊胜陀罗尼经幢组合造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古普通民众佛教信仰的基本走向。邹建林《多维语境中的护身女神——从后期演变看大足北山石刻中的摩利支造像》，认为大足石刻中的摩利支造像，除了受观音信仰、净土观念的影响外，还有道教因素。

道教及儒教龛窟造像的考察和研究

李松《对大足石门山石窟“三皇洞”的再认识》，认为该窟的主题不是由三皇及其后续圣人所组成的早期帝王的历史，应是宋代民间流行的三官信仰，文本来自唐宋时期陆续出现的关于三官信仰的一系列经书。赵伟《从大足四圣真君造像看其图像的生成及流变》，认为大足三皇洞和舒成岩都刻有以天蓬、天猷、真武、黑煞为组合的四圣真君像。杨雄《石篆山孔子及十哲龛研究》，认为该龛是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十哲造像。耿纪朋《大足南山三清洞主尊身份考略》认为三清洞诸神不是简单的神像组合，而是宋代皇室改造后的道教神系。这种神系来源于国家祭祀体系和道教神仙体系，并且有赵宋皇朝家族神系的特点。

3、地方史，佛教史研究的新突破：宝顶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多年来一直在持续的研究和讨论中。龙晦《论蒙古侵蜀与大足宝顶石刻的终结——柳本尊行化窟研究之三》，从南宋人文集等相关文献材料辑录分析，认为大足至迟南宋末年方被蒙军攻陷，所以蒙古侵蜀终止了宝顶山佛教石刻的雕造这一说法应不成立。陈明光《大足石刻<三圣碑>湖源探讨——兼探“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由来》，对宝顶山碑刻、造像与宋王室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宝顶山石窟的开凿年代。黄夏年《重庆大足<实录碑>研究》，剖析了清初宝顶小佛湾《实录碑记》的碑文内容及其延伸意义，表述了当时寺院经济的结构形态和寺院内部的斗争情况，进一步指明清代佛教走向衰落的历史原因。陈灼《<践郡守王梦应记碑>及杨甲考》，对该碑首作考补，并对宋代首版《六经图》的大足人杨甲的生平行状做了考订，钩沉了大足地

方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4、石窟互动交流的新材料：印度马倪《大足石刻与印度石刻的比较研究》和吴雅妲《印度、中国和中亚的诃利谛母像》，为印度学者首次将大足石刻与印度、中亚石窟进行比较研究的开篇之作。霍巍、张长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聂拉康石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郑炳林《黄陵县双龙峪村千佛洞水月观音造像》，暨远志《延安地区宋金时期党项、汉族石窟的甑别、分期与思考》，孙晓峰《甘肃省陇南市境内石窟寺的初步研究》。侯波《从自我观照到大众救赎——水月观音造型流变考》，曾德仁《四川丹棱县龙鹄山道教摩崖造像》，雷玉华、王剑平、付成金《关于四川安岳卧佛院的几个问题》，林春美《拈花微笑窟——谈安岳圆觉洞第10窟造像艺术》，王剑平、张建荣、雷玉华《四川石刻中的舍卫城大神变雕刻》，日本肥田路美《梓潼卧龙山千佛岩阿弥佗佛五十菩萨像考》，陈朝阳《宾阳南洞贞观年间小龛浅析》，韩国裴宰浩《唐贞观十二年佛碑像的图像研究》，王景荃《中原佛教南传之路上的重要遗存方城佛沟摩崖造像》，唐仲明《山东平阴天池山唐代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赖天兵《大足宝顶赵智凤像与杭州飞来峰杨琏真伽像》等论文，选题范围东至沿海，西临边睡，从一个广阔的视野范围观照到其它地区石窟考古的新发现或研究的新动态。而张总《十王地藏经图续说》，李裕群《石佛座浮雕神王拓本考释》，韩国粱银锦《梁武帝时期的佛教寺院、佛教雕刻，与社会变化》，德国蔡穗玲《巨野石佛寺刻经碑》等论文，其研究对象或为近年来所公布的弥足珍贵的佛教造像以及经本碑刻，或涉及佛教史上重要人物事件，对于深入研究大足石刻与其它地区的石窟及佛教遗迹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切入了新的视角。

5、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项目的新进展：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是国家文物局石窟保护类的“一号”工程，王金华《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试验研究工作简介》，从千手观音造像存在的病害，工程的特点，工作技术思路，已开展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等方面作了整体的介绍。王珊等《大足千手观音保存现状的调查、分析与评估》、张晓彤等的《调查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性——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病害现状调查为例》，阐述了千手观音造像现状调查形式和相应的技术手段，以及对后期进行保护修复工作的重要性，为艺术价值高、制作工艺复杂的大型贴金彩绘不可移动石质文物的病害调查提供了可借鉴的操作模式。陈建华等的《多投影面技术在千手观音影像图制作中的应用》、吴育华等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三维测绘与信息留取》、向贵山等的《千手观音表面积计算方法研究》等指出形象直观的文物影像图是文物现状保留及相关保护的重要介质手段，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石刻立体造像进行原真信息留取是目前国际最佳手段，对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原始现状的真实保留，虚拟修复与研讨，真实修复参照与核查标准建立、历史比对及复原展示等意义重大，同时提出了一种基于剖面线计算千手观音造像表面积的方法。周双林等《从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表面金箔分析获得的信息》、高峰等《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金箔破坏的机理研究》、胡源《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贴金材料工艺科学分析极其病害机理初探》等对千手观音造像金箔的破坏机理进行了研究，分析出贴金层的主要病害，为保护修复提供了技术支持，并认为回归传统材料可能是千手观音保护的有效途径。方云等《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区地下水渗流机制分析》一文对千手观音造像区地下水渗流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现场调查、钻探和钻孔压水实验，表明千手观音造像区后部崖体没有渗水构造裂隙存在，不受地下水的影响。马菁毓等的《大足千手观音造像表面凝结水形成的可能性及危害》一文阐述了表面凝结水能促进砂岩类石质文物的水解，作为化学反应的媒介物促进有害物质的形成，造成岩壁内外渗透压差异等几方面，对造像尤其是造像彩绘部位造成危害。苏伯民等《重庆大足石刻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修复材料和局部修复工艺实验》、程博《大足宝顶千手观音贴金工艺研究浅析》等，通过对千手观音贴金工艺的调查与分析，以及历史文献的考证，同时配合现代的材料分析检测结果，围绕石刻造像金箔层开裂脱落、泥塑风化以及石刻基岩风化等病害开展回贴加固实验研究，通过筛选合适的修复材料和恰当的加固工艺，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全面修复提供技术支持。

6、交流成共识，成果赋新篇：通过交流研讨，专家们还就当前石窟研究和保护方面的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达成了五点共识：一是要充分重视石窟考古调查，认为没有详尽的考古调查材料，任何一个学者要对一个洞窟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都是不可能的，目前石窟研究中面临的很多疑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对石窟进行的考古调查材料来解决。二是注重石窟分期排年的研究，专家们认为年代学是学科研究的基础，这项工作需要积累大量的资料，用心梳理，寻找其特点和规律，也需要通过与其他石窟的对比研究，从而提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三是大足石刻的研究不能照搬北朝、隋唐的研究模式，因为大足石刻是一个混同的多元的文化体，不能单独从某一方面观察和研究，否则无法把握研究对象真正的核心内容。四是大足石刻在石刻艺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特殊的研究价值，应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从而从更为广泛的地域范围和历史空间来审度大足石刻的艺术品质。五是提出了保护与考古工作要更加密切配合的建议。专家们一致认为，保护非常重要，但保护工作如同对一个千岁老人的多病之躯所作的一种补救措施。石窟最终会趋于消亡，在它消亡之前，应该用考古学的手段把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全面的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因此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保护。

在保护方面达成了四个基本共识：一是石窟保护窟檐建设的问题，在不对环境风貌有较大扰动的情况下，可以实施建设。即使是采取简单的保护措施，如建设遮雨蓬，遮光挡雨，也会对石窟保护起到有效作用。二是石窟的水害治理应该不间断地长期持续开展，并不断补充完善，三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等重大文物保护项目，应采取多学科，多领域共同攻关的方式开展。在诸如此类大型综合文物保护工程实施时，应首先开展一个较长时间段的专门研究，解决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四是尽量少在文物本体上采取化学保护措施和手段，但文物化学保护措施的技术研究必须持续，以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

此外，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对大足石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近年来不断拓展，影响日益提升，还有专家在会议期间建议明确提出“大足学”的概念，以更好地发掘以大足石刻为主体的西南地区石窟的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促进石质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