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教(都)总统所、总摄所是元代颇有影响的一级佛教事务管理机构，本文运用藏经刊经题记、译经题记与飞来峰造像题记等原始资料，结合其他文献，梳理了其中设于江淮／江浙的这一机构的历史面貌，勾勒了它的三个发展阶段。文章还就元代僧务机构所属的行政区划问题作了探讨，认为释教(都)总统所多设于元帝国的一级政区一一行省，僧录司既可设于路，也可设于府，都纲司则设于县。

关键词：元代江淮／江浙释教(都)总统所总摄所事务管理机构

作者：赖天兵，浙江省敦煌学会研究人员。

释教都总统所是元代独创的一级地方性佛教事务管理机构，后世文献常称其为总统所。在元代所设的这级机构中，以活跃于江淮、江浙，统辖前宋中心地域的释教都总统所声名最盛且最具影响力。藏传佛教在江南的迅速流播、《普宁藏》大藏经的刊造，飞来峰造像在元初的极盛、宋故宫基址上佛寺的兴建、杭州上永福寺帝师殿的创建以及发宋陵寝等重大事件均与该机构有关。对这一体现忽必烈宗教政策的僧务机构，迄今仅在讨论行宣政院、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伽及飞来峰造像的著述中有所涉及，而尚未见专题论述。本文拟就机构的设置、沿革、职官与政治作用等方面作一初步考察。

一、机构的设立

元代的僧官制度有改造金朝旧制的一面，设有僧录司、僧正司与都纲司，同时又增设了新的机构，如总制院(1264年设立，1288年改为宣政院)、行宣政院、白云宗总摄所。谢重光、白文固先生认为，“释教总统所是元世祖忽必烈最早设置的一个中央级僧务机构，设立时间约在中统元年(1260)……。在中央设置总统所的同时，地方各路也设立了诸路释教总统所”，中央释教总统所罢于何时，“囿于文献缺载，暂无考”。(《中国僧官制度史》，第210－211页。)如果正规的、中央一级的释教总统所存在的话，那么在总制院设立之后不久，它就应该被撤销，较长时间存在的是地方上的释教(都)总统所。祖生利先生称“诸路释教都总统所为释教总统所下属地方性僧务机构，掌数路(或数省)僧侣事务，其长官称诸路释教都总统”。

大德十年(1306)的“长清灵岩寺下院榜示碑”与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郭经历造像题记都表明“诸路释教都总统所”是元代所设这级僧务机构的正式称谓之一。《一三零六年长清灵岩寺下院榜示碑》，碑文可见祖生利前揭文第99页。碑文开首日“皇帝圣旨里，帝师下诸路释教都总统所”；郭经历造像题记详后。由《元史》卷二十四《仁宗一》，至大四年(1311)“二月丁卯，……罢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凡僧人诉讼，悉归有司”，知在元仁宗至大四年地方上的总统所应撤罢。本机构是设于路一级行政建制的僧录司的上级，一般管辖数路、十数路乃至数十路不等的行政区域内的佛教事务，曰“诸路释教都总统所”。据《普宁藏》刊经题记，另有“诸路释教都总摄所”(其长官称‘诸路释教都总摄)，后者设置得不普遍，声望上似稍逊于前者，但其统领诸路释教的职能与前者相同。某地区若立诸路释教都总摄所则不立诸路释教都总统所，反之亦然，两者应归入同一类僧务机构。

江淮或江浙地区这一佛教事务管理机构的初设，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元史》卷九《世祖六》至元十四年二月丁亥条有：“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因此推断机构设立于元军入南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次年——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当无甚问题。

元初刊造于杭州余杭县南山普宁寺的《普宁藏》之《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卷尾有白云宗南山普宁寺数任住持的刊经题记，其中作于至元十六年(1279)的道安(号慧照大师，《普宁藏》经板雕造的发起者与首位主持者)题记有日：

……又蒙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护念，准给文凭，转呈檐巴上师引觐，皇帝颁降圣旨，护持宗门作成胜事。……仍赞大元帝师、大元国师、檐巴上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扶宗弘教大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永福大师，大阐宗乘，同增福算。……宣授浙西道杭州等路白云宗僧录、南山普宁寺住持传三乘教九世孙慧照大师沙门道安谨愿。时至元十六年已卵十二月吉日拜书。又《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六·释教·寺院里休安下》记：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江淮释教德摄所(德摄所系所之误——引者注)钦奉圣旨节该，这的寺院里，他每底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

分析《普宁藏》刊经题记与《元典章》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元初统辖前宋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地域的佛教事务管理机构，在其前期并不称总统所或都总统所，而称都总摄所，即“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

前引藏经经卷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月白云宗僧录、大普宁寺住持如志题记的末尾列刊造《普宁藏》的劝缘、都劝缘名录劝缘、都劝缘均为负责募缘的人，一般由具有一定身份地位者担任，而都劝缘的地位又高于劝缘。其中列于最后的为僧官：

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提控顾劝缘、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主事白劝缘、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经历郭劝缘、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弘教大师加瓦八劝缘、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扶宗弘教大师行吉祥都劝缘、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琏真加都劝缘。宣授白云宗僧录、南山大普宁寺住持传三乘教十一世孙沙门如志谨识。时至元二十七年十月庚寅十月圆日顿首。

将藏经经卷题记与《元史》卷九前揭文比对，知从至元十四年二月到二十七年十月该僧务机构的首脑有三人，即行吉祥、琏真加与加瓦。元廷将新征服的南人中心地区的佛教事务交由三位外地僧人管理，其中琏真伽与加瓦八属色目；行吉祥即行育(龙川和尚、龙川大士)，为女真族，汉传佛教僧，时任洛阳白马寺住持。这三名僧官的任命，意味着忽必烈对可能受到前宋残余势力影响的江南佛教界心存疑虑，力求防患于未然。

二、都总摄所与都总统所

本文所考机构应隶属于总制院(后为宣政院)，其下有江淮地域内的僧录司、僧正司与都纲司。相关著述称“元代在各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府设僧纲司”(按著作中的上下行文看，其中的“僧纲司”疑为“都纲司”的笔误)，或“元代在各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府设都纲司”。其中“府设都纲司(或僧纲司)”是有疑问的。《碛砂藏》气字函《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卷十五末的大德十年刊经题记录有

“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巴”的功德主名衔。僧录系僧录司的长官，都纲司的长官为正、副都纲，由此可见松江府设的是僧录司，而非都纲司或“僧纲司”。《元史·地理志》记路、府、州、县的设置状况，与路、州、县相比，府的数量相当的少，说明府的设置不普遍，为府一级行政区划专设一级僧司——都纲司，其合理性似值得考虑。按路、府、州、县的行政建制的一般顺序，结合《元史》卷二十四《仁宗一》至大四年二月丁卯条中“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的僧司排序，既然路、府设了僧录司，州设僧正司，那么都纲司设于县一级建制似较合理。《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六·释道·革罢僧司衙门》中“至大四年二月……又各处路分里州县里有的僧录司、僧正、都纲等，但是和尚的衙门都革罢了”的提法更指向都纲司应

设在县。因此，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元代在县设都纲司，州设僧正司，路设僧录司，府也可设僧录司。

关于诸路释教都总摄所或总统所的职官配置，史载不详。至元十四二月到二十七年十月，机构的长官当如前所述并列三人。其职衔，据《元史》卷九前揭文，《元史》卷十三《世祖十》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条与《元史》卷十五《世祖十二》至元二十五二月丙寅条，称“总摄”；前揭《普宁藏》道安至元十六年题记称“都总摄”。据《元史》卷十四《世祖十一》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条，飞来峰第89龛至元二十六年杨琏真伽造像题记以及《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丙戌条称“总统”；据《碛砂藏》之《大方广佛华严经》扉画中都功德主杨琏真佳题记，飞来峰龙泓洞外面溪悬崖上的至元二十五年有关杨琏真伽的题记，《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至元二十五正月十九与呼猿洞外第98号西方三圣龛至元二十九年七月仲秋题记，称“都总统”；再据前揭《普宁藏》至元二十七如志题记，行吉祥与加瓦八称“都总摄”，杨琏真伽称“都总统”。

日本学者野上俊静提出：“总摄与总统有什么样的区别?对杨琏真伽的称呼有时为总统，有时又称总摄，两者被混用，看上去似乎相同，但不解开二者之间事实上的矛盾就要有疑问。”他倾向于总摄与总统为同一官职名，笔者一度持相似看法。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实际情况要来得复杂。《元史·世祖纪》确实混用了杨琏真伽的两种职衔，导致了矛盾。如《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戊戌条称杨氏为江准总摄，六月丙戌条则称杨为总统等等。而本文所揭藏经经卷题记与飞来峰造像题记，均为身处杭州路的元初重要僧官所作，分析这些题记，再结合《元典章》中的相关记载，认为杨琏真伽在江淮任职的前期，职衔称都总摄，而非总统或都总统。《普宁藏》道安的题记亦表明，批准与全力支持江南自云宗启动《普宁藏》大藏的开造，是本文所考机构在其前期(江准诸路释教都总摄所时期)所做的一大事项，杨琏真伽个人也曾出资助刊《普宁藏》。在此期间，机构还(由杨琏真伽)奏请朝廷，要按帝师的律法体例改造江南地区的僧服规制，并获朝廷的批准，邻近的江西行省亦按此批复行事。

据飞来峰第39号如来立像龛造像题记：

至元二十四年岁次丁亥三月十五，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经历郭□□建至迟于至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已更名为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该名署在前揭如至元二十七年题记中得以再现。由飞来峰第92龛造像题记：

总统所董祥特发诚心，施财命工刊造观音圣像，……大元戊子(1288)三月吉日题。

可知当时确有将“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这一僧务机构俗称或简称为“总统所”的情形，以此类推，都总统也可简称为总统。

杨氏由都总摄迁都总统之日，应当就在机构由“都总摄所”转为“都总统所”之时。飞来峰龙泓洞外第45与第52龛之间的面溪悬崖铭都总统永福大师(杨琏真伽)做功德的纪年题记：

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施财命工镌造佛像，伏愿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三月

日镌西夏僧冯□□广(后几字沥)。

因此，杨琏真伽的职衔是有变化的，先为都总摄，与一同上任的其他两位长官相同。考虑到在至元二十三年二月机构仍称“总摄所”

(《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六·释教·寺院里休安下》)，故杨是在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到二十四年三月之间迁都总统职的。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条所记杨氏的职衔“江淮释教都总统”当为“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的略称。《普宁藏》至元二十七年如志题记表明，杨氏授都总统后，行吉祥与加瓦八仍为原职衔——都总摄除。

从《元史》卷九前揭文与《普宁藏》道安题记中人物的排位看，杨氏的地位最初不及扶宗弘教大师行吉祥——行育。行育适时向八思巴提出重修释源白马寺的请求，帝师八思巴上奏元世祖忽必烈，世祖敕令行育总掌修寺事务，行育遂成为元代白马寺的开山住持。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到二十四年丁亥夏，作为大元国一流的学问僧，行吉祥以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的身份参加了由忽必烈发起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汉藏大藏的对勘，任“证义”一职，这次对勘工作的成果编成了一部佛典目录学专著——《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可以设想，有关白马寺的事务及汉藏大藏的对勘耗费了行育相当大的精力。而杨琏真伽则不同，他可以全力投入江淮的任职。杨氏系藏传佛教僧人，作为元世祖宗教政治政策在江南的忠实执行者，他的行动体现了要从精神文化上消除前宋影响、压迫南人的方针，因而杨深得忽必烈的赏识与宠信；同时，行吉祥要兼顾白马寺的事务，这也是忽必烈必需考虑的一个要素。故三人中最终由杨琏真伽出任都总统之职。杨氏迁都总统之时，行吉祥很可能在大都兴教寺进行汉藏大藏的对勘。据元人张伯淳记载，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春的三年间，“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归正，罢道为僧者，奚止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福寺帝师殿之梁拱间”。也正是于此期间发生了杨氏发宋陵寝并在其上建佛寺之重大事件。到了至元二十六年，杨琏真伽则已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入梓刊行。

延祐七年十一月，元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而在此之前营建帝师殿的案例则十分有限，相关研究列出了大都大兴教寺于延祜五年、江浙四明路于延祜六年、江浙金陵路于延祜七年这为数甚少的几则实例。杭州路上永福寺早在至元二十四年之前就有了帝师(八思巴)殿是一件十分值得深思的事实(尽管此殿附属于已有的寺庙规模不大)，当时的这个建殿决定只能出自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与八思巴渊源很深的行育、西夏藏传佛教僧杨琏真伽都可能是营建帝师殿的直接提议人，帝师殿的选址与监造很可能由藏传佛教僧杨琏真伽直接担纲。殿址与杨琏真伽、行宣政院杨院使在至元二十九年仲秋施造的呼猿洞西飞来峰第98龛、第99龛佛造像仅一溪之隔。永福寺内、帝师殿前声势浩大的弃道为僧的行为，意味着杭州永福寺是当时江南佛教权威的官方标志。

“都总摄所”转为“都总统所”，体现了机构声望及势力的稳步抬升，表明元世祖忽必烈对至元十四年二月成立以来该机构作为的充分肯定与支持。从前揭如志刊经题记等看，与都总摄所一样，都总统所对白云宗《普宁藏》的开造继续给予大力支持。杭州飞来峰元代造像则发轫于都总摄所期间，繁盛于都总统所期间。

元世祖至元年间，江南杭州还在万寿寺开雕了河西字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经板在大德六最终刻毕。万寿寺坐落于杭州西湖孤山，南宋时为四圣延祥观，元初杨琏真伽废道观为万寿寺，还建有帝师祠。西夏文大藏经的刊刻必定要召集一批西夏僧与西夏刻工，考虑到杨的族属及其与万寿寺的关系，杨琏真伽应在包括选址在内的前期筹备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普宁藏》与《碛砂藏》经卷附若干扉画，有一幅扉画两部藏经都采用了，画面有僧人在万寿殿前校勘藏经的场景。

有关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的品秩，史载不详，只能通过行宣政院、白云宗摄所的情况与

出任都总统职的个人官阶来作一些猜测。行宣政院设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九月，据《至正金陵新志》，“行宣政院，从二品衙门。管领江南诸省地面僧寺功德词讼等事”。行宣政院系中央宣政院(从一品)的派出机构，其品秩不会低于都总统所。白云宗摄所的初置年代不详，前揭《普宁藏》至元二十七年如志题记中尚未提及这一机构(当时只有白云宗僧录司)，而成宗大德七年(1303)秋七月，朝廷首次罢江南白云宗摄所，武宗至大元年(1308)“复立白云宗摄所，秩从二品，设官三员”。考虑到武宗元年“诸司递升，四品者三品，三品者二品，二品者一品”，故武宗之前所设的白云宗摄所，品秩不会高于三品。江准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的品秩理应高于白云宗摄所。两位已知品秩的都总统——畏兀人乞台萨里(又作合台萨里)与辇真术纳思则分别为正三品(后加正二品)与从三品散官。综合上述情况，推测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的品秩当不高于从二品，不低于从三品。总统所内长官以下的职官，有飞来峰造像题记所铭经历，《普宁藏》如志题记所记提控与主事，或许还有照磨一职，其他职官暂无考。经历、提控、主事为总统所正官以下的首领官。

三、机构后期的变动

杨琏真伽在任期间曾将五十余万江南佃户冒入寺籍，牟取利益。早在至元二十一年前，南台中丞亦力撒合就“劾杨辇真加诸不法事，诸道竦然”，但由于当时受到朝廷上层的充分信任，杨氏未受嫌疑。至元二十八年(1291)正月，尚书省丞、宣政院使桑哥遭弹劾被罢官，五月被执入狱。杨氏系桑哥党羽，六月份开始受到朝廷的调查，七月桑哥伏诛。九月，元廷在建康设立了中央宣政院的派出机构——行宣政院(一年后院治迁杭州)，形成总统所与行宣政院僧俗两套班子同管江南地域佛教事务的局面。同年“冬十月已丑，敕没入琏真伽、沙不丁、乌马尔妻，并遣旨京师。”……十一月乙卯，监察御史言：“沙不丁、纳速刺丁灭里、乌马尔、王巨济、琏真伽、……皆桑哥党与，受贿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载路，今或系狱，或释之，此臣下所未能喻。”帝曰：“桑哥已诛，纳速刺丁灭里在狱，唯沙不丁朕姑释之耳。”显然，这时的杨琏真伽不可能担当任何官职。次年三月，纳速刺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伏诛，杨氏则被忽必烈赦免，先前被没收的土田、人口也得以返还。此后，杨琏真伽的行踪史载不详。

注意到远离飞来峰主造像群的呼猿洞西的第98龛“西方三圣”造像龛有题记铭大元国功德主、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杨，谨发诚心捐舍净财命工镌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圣像三尊，端为祝延皇帝圣寿万岁，阔阔真妃寿龄绵远，甘木罗太子、帖木厄太子寿千秋，文武百官常居禄位，祈保自身世寿延长，福基永固，子孙昌盛，吉祥如意者。至元壬辰二十九年仲秋吉日建。

造像功德主就是杨琏真伽。题记说明，至迟在至元二十九年七月仲秋，杨琏真伽已回到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而官复原职了。至元三十年二月朝廷“从阿老瓦丁、燕公南之请，以杨琏真加子宣政院使暗普为江浙左丞”，但同年五月，终因“江南民怨杨琏真珈，罢其子江浙行省左丞暗普”。连其子都因杨琏真伽之累不能在江浙为官，杨琏真伽这时当更不会在江淮的任上了。因此，杨氏的复职似回光返照。出自临济宗的释普仁(号雪堂)，在至元三十年(1293)曾“诏授江淮、福建、隆兴等处释教总统，力辞不就”，据元贞二年(1296)

《洞林大觉禅寺第一代西堂宝公大宗师林溪录序》之“今雪堂总统输泉锓梓，用广其传”，以及《1301年荣阳洞林大觉禅寺法旨》之“属雪堂总统的郑州大觉禅寺里住持的玮长老……”等文字记载，雪堂禅师应出任过总统职，但他具体担任了何处的释教总统则不详(河南江北的释教总统?)。

元世祖至元后期，僧司很盛，不少僧官、寺院倚仗朝廷对佛教的支持，不受地方政府与监察机构的制约，并屡与地方政府产生摩擦，普通僧人亦受僧官之苛扰，负担十分沉重，江南一带情况尤为严重。于是元贞元年(1295)元代著名译经家、藏传佛教学问僧沙罗巴(1259－1314)奉诏任南下出任总统职，整治颓坏的僧风。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称他“诏授江浙等处释教总统，既至，削去烦苛，务从宽大，其人安之。既而改任授福建等处释教总统”。通晓藏、蒙、汉语言的沙罗巴，不仅“精详内典”，而且“喜读儒书”，以其渊博的学识、浩然的正气与贤德的为人颇得当时儒士名流之心。关于沙罗巴的族属，王恽《送总统佛智师南还》作西番人；程文海《送司徒锡喇卜法师归秦州》作秦州(今甘肃天水、庄浪一带)人；念常称“河西人尊其道而不敢名”；释法洪撰《敕建帝师碑》碑文称他“河西僧高沙刺巴”，高应是其姓，如同琏真伽之姓杨，西夏人有用汉人姓而取藏人名的。吕建福先生称他当属散居于秦州一带的西夏遗民，李勤璞先生说他最有可能是西夏人。

《大藏经》收录沙罗巴译经六种八卷，其中《彰所知论》两卷(No.1645)卷首题元帝师发合思巴造，宣授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师沙罗巴译。

陕西法门寺藏《普宁藏》残卷卷末附大德元年(1297)苑吉祥施刊佛经的印经题记，落款为

大德元年月日古邠劝缘讲论沙门喜吉祥谨题，宣授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佛智弘辩大师讲经律论沙门苑吉祥谨施……。

由此可知与沙罗巴一同在南方出任总统职的至少还有一位师号佛智弘辩大师的讲经律论僧苑吉祥。与念常的著作相比，后两种资料均为当事人即时记事，当更为可靠。另外前揭《重阳洞林寺藏经记》中亦有江淮等处释教总统之称谓，故沙罗巴任期内的“江浙等处释教总统”恐为“江淮等处释教总统”之误。推测到了至元三十年，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已改为江淮等处释教总统所，长官职衔为总统，而非原先的都总统，机构的地位较原先有所下降。机构这次的变动恐与杨琏真伽的最终失势相关。

山西省图书馆藏大德二年(1298)山西太原大显圣寺《普宁藏》印本所存的二折扉页题记，题记有日“今有福建平海道释教总统所经历唆南尕鲁只，谨发诚心，印龙龛法宝一大藏六千二十卷，施于阿只吉大王位下大显圣寺，永充供养。……。戊戌大德二年月日印经沙门文完谨志。”

福建道(宣慰司)设于至元十三年，后迭经废罢复置。大德三年二月前，道治或在福州路或在泉州路。泉州在宋代为平海军，故“福建平海道”当治泉州。大德元年二月，福建行省徙治泉州，称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不久，福建行省便被撤罢。基于“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元史》卷九《世祖六》)的行政体制，在福建平海省期间，“福建平海道”没有设立的可能。扉页题记意味着，至迟在大德二年，而不是在《元史》所说的大德三年二月，福建行省已撤罢而立福建道宣慰司，原福建等处释教总统所则可能随之降格为福建平海道释教总统所。

鉴于目睹了当时的佛教事务管理系统有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种种弊端，身处总统之职的沙罗巴发出了“夫设官愈多则事愈烦，今诸僧之苦，盖事烦而官多也，十羊九牧，其为苟扰可胜言哉”的由衷感叹，最后建议撤销诸路释教总统所。据《元史》卷二十，大德三年(1299)五月朝廷接纳了沙罗巴精简僧司的建议，撤罢了“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元

史》卷二十《成宗三》三月记被成宗赐号妙慈弘济大师、奉诏出使日本的释教总统补陀僧一山(1247－1317)，很可能是有文献记载的最后一位江浙行省的释教总统。

元初，“江淮行省”与“江浙行省”两个省名曾多次来回变更，行省省治也在江北扬州与江南杭州间迁徙不定，直到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割江北州郡隶河南江北行省，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方固定下来。本文所考僧务机构的管辖范围大致为江淮(江浙)行省。我们的考察表明，直到大德元年机构仍冠以“江淮”之称，僧署名未随行省名及所辖区域的变动而更改。是否有著录者忽视了这一点，而在不经意间将行省名直接套用到僧署名称上，导致“江浙等处释教总统”等称谓的出现，当有探讨之余地。至于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或总统所治何地，文献无明确记载，但不外乎扬州与杭州两地，并很可能错时在两地设置过。由于杨琏真伽任上的许多活动都发生在杭州及杭州系前朝都城的特殊地位，该所治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设在杭州当属可能。

江准(江浙)与福建行省都设立了释教总统所，前揭《重阳洞林寺藏经记》中的“隆兴等处释教总统”也表明，隆兴行省(江西行省，治隆兴)也设过释教总统所。《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载，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以陇西四川总摄辇真术纳思为诸路释教都总统”，故当时应有“陇西四川总摄所”，不过后者疑为“陕西四川总摄所”之误，陕西四川行省在元世祖中统时期设立。福建等处释教总统所的设立时间应晚于至元十四年二月，如果隆兴等处释教总统所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么在这两个总统所成立之前，其境内的重大佛教事务可能还要由颇有影响力的江准释教都总摄所关照。

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西夏僧总统封国公卜卒，其弟监藏班藏卜袭职，仍以玺书、印章与之。”既有西夏僧总统，按理就有西夏僧总统所。《牧庵集》卷二十六载，实喇萨喇(日尔塞)曾出任“宁夏甘肃释(教)都总统”。有元一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宁夏是甘肃或西夏行省的一部分，只是在至元三十一年至元贞元年间宁夏分省，旋又重并入甘肃行省。据此推断，甘肃行省应设释教都总统所。据《元史》，泰定元年(1324)九月，“罢哈的结鲁思伴卜总统所，更置临洮总管府”，该总统所所辖政区不详，似乎其治临洮(今甘肃临洮)。天历二年、泰定元年这两则事例透露，仁宗至大四年罢总统所僧司的这道命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似有所保留，至少在与土蕃相邻的一些地区是如此。

关于释教都总统所或释教都总摄所是设在那级行政区划的佛教事务管理机构的问题，就上述情形推测，该僧务机构设于元帝国的一级政区——行省——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后期有个别总统所(如前述“哈的结鲁思伴卜总统所”与“福建平海道释教总统所”)设在低于行省(大约相当于道宣慰司)的行政区域。跨越两个行省设总摄所或总统所的情形，似主要是因分省造成，即这两个行省曾是合二为一的(如宁夏行省就是从原甘肃行省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宁夏、甘肃两个行省)。除江淮(江浙)与福建行省外，可确认设总统所的有江西、甘肃(西夏)行省，陕西四川行省可能设总摄所。至元二十一年(1284)“大都崇国寺圣旨碑”录设于大都，以正宗弘教大师合台萨里(又作乞台萨里)为长官的总统所，恐为统辖腹里地区(都省)的总统所。

四、结语

元代地方上的释教(都)总统所或总摄所多设在行省，后期有个别设于道宣慰司或相当于道宣慰司的一级政区，其下的僧司依次为设于路或府的僧录司、设于州的僧正司与设于县的都纲司。从世祖至元十四年二月设置，到成宗大德三年五月撤罢，本文所考僧务机构共存在了22年。机构早期名“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普宁藏》刊刻与飞来峰造像的启动，恢复佛寺30余所，八思巴帝师殿的创建，发宋陵寝与大臣墓冢及在宋攒宫上建寺等事件均发生在这一阶段。机构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开始称“江准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直至至元二十九年或三十年。此期间，宋宫室上的五寺一塔建成，《普宁藏》与飞来峰元代造像得以完工，河西字大藏经在万寿寺启动刊刻。至元二十八年都总统杨琏真伽获罪入狱，次年又官复原职。大约在至元三十年机构改为“江淮等处释教总统所”，杨琏真伽最终失势。机构中后期，由于僧官风纪颓坏，机构重叠，僧司冗员泛滥，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普通僧人反受其害。杨及其一些下属(包括都总统所首领官)所积累起来的不法行径最终激起了江准僧俗之极大怨愤，元世祖至元末期朝廷已欲启用汉族禅僧为释教总统。随着元代僧官体系机构臃肿弊端的进一步暴露，杨琏真伽去任以后，沙罗巴实行了僧务改革，敬重当地汉族名流儒士，改善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最后奏请撤罢了这一机构，顺乎人心。

机构早期(1277－约1286)的长官设三员，职衔均为“都总摄”；到了中期(1286或1287－1292或1293)设“都总统”一员，“都总摄”二员；后期(约1293－1299)机构长官职衔为“总统”，应设有两员。机构统辖区域大体在江淮／江浙行省之范围，所谓“江南诸路释教都总统”、“江南释教总统”

等称呼都不确切。总统所内还设有经历、提控、主事等职官。除恢复、新建佛寺，支持江南大藏经的刊造，管理一般的佛教事务外，都总摄所与都总统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杨琏真伽)贯彻忽必烈抑道崇佛、抑禅重教，推广藏传佛教，从精神文化上消除前宋影响，压制南人的宗教政治政策。但与此同时西藏佛教文化随之传到江南，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元代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佛教艺术的繁荣。

由于史料匮乏，目前可确认的机构长官只有以下六位：

行育：女真人，姓纳合氏，别号龙川，曾以(河北宣德)龙门县讲主的身份参加了佛道两家围绕着《老子化胡经》的辩论。元代白马寺住持，华严宗僧人，都总摄。至元十四年二月上任，直到至元三十年(1293)圆寂。1285～1287年间汉藏大藏对勘的参加者，又曾任刊造《普宁藏》的都劝缘。

杨琏真伽：

西夏族，藏传佛教僧人。至元十四年二月上任，先为都总摄，后迁都总统。至迟于至元二十八年十月因桑哥之案受惩办被罢官。次年3月被忽必烈赦免，数月后官复原职，但不久(至元三十年五月之前)又去职。

加瓦巴：藏族或西夏族，藏传佛教僧人。都总摄，至元十四年上任，至元二十七年仍在职。曾任刊造《普宁藏》的劝缘。

沙罗巴：西夏族，藏传佛教僧人，元代著名译师。总统，元贞元年至大德元年间(1295－1297)在职，大德元年改任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有其传。

苑吉祥：汉僧(?)，总统，任期不详，大德元年(1297)在职，亦出任过福建等处释教总统，大德二年四月与沙罗巴总统同游福建乌石山，并留下了汉文刻石。曾施刊《普宁藏》。

一山：字一宁，江浙台州人，临济宗僧，总统。曾任普陀山观音院住持，约大德二年至三年初担任总统职，大德三年(1299)二月奉诏出使日本，皇庆二年(1313)应后宇多上皇之邀住持京都南禅寺，1317年在日本圆寂，被后宇多上皇敕谥“佛光国师”号。

上述统计虽不完全，亦可知藏传佛教僧人在机构核心中所占的比重。不过，这些藏传佛教僧官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来自吐蕃本土，而是河西人(唐兀人)，属西夏遗民。西夏国处于藏汉交界地带，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均流行，虽然西夏有自己的文字，但汉语文在西夏境内广为通行，汉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十分深刻，西夏人的汉化程度相对较高，同时西夏僧也多懂藏语。到江南汉文化中心区域管理宗教事务，西夏族出身的藏传佛教僧人遇到的民族宗教隔阂恐较吐蕃本土的僧人小些。到元世祖至元末期，经过20年的巩固统治，元廷最终起用江浙南人出任总统。大德三年五月后，江浙、福建、江西等地由总统所僧官掌控的佛教事务最高管理权当全部让给了由俗人组成的行宣政院。

元代杭州对后世颇具影响的两大功德——余杭县白云宗大普宁寺刊造的《普宁藏》与灵隐飞来峰元代造像——都与本文讨论的佛教事务管理机构有密切的关系。飞来峰元代造像是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造像于一崖的大规模造像群。江淮／江浙地区本无藏传佛教，元初藏传佛教及其造型艺术在杭州及周边地区的迅速流播，僧司的设立，僧司成员的走马上任直接相关。现存造像龛中，根据题记，由都总统所成员施造的佛像共有5龛9尊(包括的第40龛内已毁的两尊)，由都总统所下辖的杭州路、平江路僧录司官员施造的佛像有3龛7尊。都总统所首领官经历郭氏施造的四臂观音三尊龛与都总统杨琏真伽施造的无量寿佛龛总体属藏传佛教系统，杨总统施造的西方三圣龛与郭经历施造的如来立像龛属汉传佛教样式。在两位总统所官员所施造佛龛中，藏、汉艺术平分秋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初江南中心地区的佛教艺术创作，藏传与汉传两种样式共存与并重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普宁藏》佛经扉画中同样有显著体现。

(责任编辑：黄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