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是钱谦益晚年完成的学术价值颇高的—部佛学著作，《蒙钞》的撰写与刊刻是钱谦益返经正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的全面总结，也是其史海钩沉、诂经考据的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钱谦益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代表了明末清初中国学术史发展的未来路向。

关键词：钱谦益中国学术史返经正学《楞严经》

作者：王红蕾，1968年生，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楞严经》，又称《首楞严经》、《大佛顶经》、《大佛顶首楞严经》、《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唐中天竺沙门般剌蜜帝译。此经在中土初传时即有人怀疑其真伪，但自唐宋而明，广注管见、正脉玄义，前贤接踵，代有阐发。就数量而言，明代(特别是晚明)的注解，占历代注解的半数以上。《楞严经》在晚明“这个中国思想史、佛教史迎向新的展开时期”，受到了儒释道三教学者的高度重视，就注解的共同点而言，三教在坚挺自我的同时，暗自借力，共同寻找着沟通与融合之径。可以说，《楞严经》在晚明的流行，是与晚明佛教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钱谦益疏解《楞严经》于此意之外，是扮演一名佛教金刚护法的角色，辟禅魔、立僧史。其根本目的是矫正晚明学界空疏浮泛的学术弊病，重树严谨征实的学术风气。这是清初一代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世称虞山先生，江苏常熟人。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藏书家。钱谦益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深邃独特的学术思想成就了晚年的佛学著作《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钱氏“晚年学佛，著《楞严蒙钞》，总算是佛典注释里头一部好书”。可以说《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于明末清初之际的里程碑。

钱谦益《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共十卷，主要内容包括对《楞严经》经文的疏解、对历代以《楞严经》为主的撰述著作的分析评价、对佛教历史发展中各宗各教内部教义的论争与转变的系统总结，以及各家各派依《楞严经》修证得悟者的僧史记录。

钱谦益与《楞严经》有不少因缘，首先是时势之缘。明初，太祖朱元璋曾“遴选精通楞严经旨者”入宫讲学，《楞严经》的权威性获得了官方支持。明中后期，理学式微，“佛教与阳明学相互补助的路打开了”，据释圣严在《明末佛教研究》一书中统计，晚明佛门高僧117人，1595至1662年68年时间里，编写佛籍60种386卷。从一定意义上说，佛门高僧大德和佛学著作的出现，是判断一个时期佛教是否繁荣的主要标准。这一时期，《楞严经》再度呈显流行趋势，教内禅宗、天台、贤首、法相、净土等各宗注疏“层见迭出”，儒道两家也不乏佳作传世。日本学者荒木见悟说：“《楞严经》是如上所说般的流行，当然产生了许多注释的书，又是处在无特定宗派与特定教学的时代风潮下，多少反映了注释者的个性出来。试看《续藏经》中《楞严经》有数十种注释书。”晚明《楞严经》注解的兴盛以及由此而来的论诤，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思想史的角度考量，晚明佛教的纷争之势透露着佛教复兴的讯息。

另一方面，钱谦益世居吴中，这是佛教僧侣住锡说法的活络地区。始于万历年间，这里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讲经活动，先是杭州云栖寺株宏、金陵报恩寺雪浪、宁波天童山密云、江宁天界寺觉浪“请讲《楞严》于吴门”，天启、崇祯以后，云栖、憨山、紫柏弟子辈出，足迹遍布吴中，禅宗临济、曹洞各派参悟者，频繁出入天童、双径、灵岩、嘉兴等地，其后巢雨、苍汰望亭开坛，进而有华山、铁山讲筵之盛。佛门“讲会”具有通俗性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讲会提供给大众一种瞬间的成就感与解脱感，同时，它又不以经书作为唯一依据而需要自由发挥，听众很容易以讲会中听闻到的内容，作为对抗经书的依据，由此也使佛门“讲会”具有积极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这也是钱谦益与《楞严经》的“地缘”所在。

钱谦益与《楞严经》的个人因缘，据《钱谦益年谱》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谦益18岁，帖括之暇，父命阅《楞严经》。

万历己亥之岁蒙年一十有八。……先宫保命阅《首楞严经》，中秋之夕，读《众生业果》一章，忽发深省。寥然如凉风振箫，晨钟扣枕，夜梦至一空堂，世尊南面凝立，眉间白毫相光，昱昱面门，佛身衣袂，皆涌现自光中，旁有人传呼礼佛，蒙趋进礼拜已，手捧经函，中贮《金刚》、《楞严》二经、《大学》一书。世尊手取《楞严》压《金刚》上。仍面命曰：世人知持诵《金刚》福德，不知持诵《楞严》福德尤大。蒙复跪接经函，肃拜而起。既寤，金口圆音，落落在耳，由是忆想隔生，思惟昔梦，染神浃骨，谛信不疑矣。

这是钱谦益早年对《楞严经》的初次经验，对如钱谦益这样成长于佛教信仰浓厚的家庭里的少年来讲，对佛教梦通应不会陌生，而是充满幻想与渴望。“金口圆音”、“染神浃骨”，钱谦益在佛教梦幻观中沐浴了大欢喜，这次的感性经验有力地鼓励了钱谦益的佛教信仰。其后在《紫柏尊者别集》序文中他再一次描述了梦中佛事，“余梦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岩端，谓是达观尊者，恭敬礼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语付嘱，戒以勿忘，涕泪悲泣而寤。”钱谦益确是“非敢食言”，《蒙钞》正是他承紫柏真可之遗愿撰写的《明朝传灯录》。

钱谦益《蒙钞》撰写的最直接因缘是庚寅之火。前贤时彦在对钱谦益与佛教的论述中于此多用力不足，这是一个尚待深入挖掘、有较大研究潜质的空间。

钱谦益一生仕途颠踬，身随“党论”起伏，被祸受害，半世艰辛。但藏书却给钱谦益带来了莫大的安慰，钱谦益曾面对满楼古书，自云：“吾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牧斋遗事》中记曰：“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曹溶在《绛云楼书目题辞》中也说过钱氏藏书“所积充(牛刃)，几埒内府”。但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凡宋元精本、图书玩好，及所裒辑《明史稿》一百卷，论次昭代文集百余卷，悉为煨烬。”钱谦益面迎烈焰，悲愤高呼：“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内书!”已经写成的二百五十卷《明史稿》手稿化为灰烬，“此火非焚书，乃焚吾焦腑耳”。经年之后。钱谦益深致感念：“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拾，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沉痛惋惜中不无自负、自夸的成分，但也足见其损失之惨重。

顺治二年(1645)，钱谦益充修明史副总裁，柳如是不予认同，拒绝同往。降清事件再次升级，已成为钱柳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接续的二十年间，失节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晚年钱谦益与夫人柳如是看似幸福的生活，在视风骨气节为生命的士子文化语境的压迫之下，钱谦益的人格与操守颠覆了柳如是精神世界里气节卓然的江南士子形象，“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垂垂老矣的钱谦益与欲望抗争时的无能为力，又能作出怎样的言语述求。

内忧外患让钱谦益坚定地走上了修道成佛之路，他将晚年生活的重心放置在佛经注疏与

佛典整理上。钱谦益《蒙钞》写作前后费时七年，五易其稿：

创始于辛卯岁之孟陬月，至今年中秋而始具草。岁凡七改，稿则五易矣。……岁在强圉作噩，中秋十有一日，辍简再记于碧梧红豆庄。是岁长至日，书于长干大报恩寺之修藏社。

辛卯即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钱谦益70岁；“强圉作噩”即丁酉，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注经甘苦，自有描述，

七年之中，疾病侵寻，祸患煎逼，僦居促数，行旅喧呶，无一日不奉经与俱。细雨孤舟，朔风短檠，晓窗鸡语，秋户虫吟。暗烛汇笔，残膏渍纸，细书饮格，夹注差行。每至目轮火爆，肩髀石压，气息交缀，仅而就寝。盖残年老眼，著述之艰难若此。

时年钱谦益76岁，年老体弱，患有耳聋、气喘、痔疮、足疾等多种疾病。这期间，正是他投身抗清复明运动的最繁忙时期，联络东南，武林，松江、嘉兴、金华、吴门、震泽、金陵、淮阴等地都留下了他奔走的足迹。力挽世风佛法于狂澜的使命感，支持钱谦益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蒙钞》。自古注书最难，注佛经更难。

盖深叹夫解经之实难，而古人之未易以几及也。蒙初翻此经疏解，上溯资中，下循长水，文质理精，词简义富。有读之三四过，犹未了者，有绎之三四年，始得解者。

“寒灯午夜，鸡鸣月落，揩摩老眼，钻穴贝叶。人世有八十老书生，未了灯窗业债，如此石乞石乞不休者乎?”钱谦益在与赵月潭的信中也谈到了注经的情形。尽管如此倾其全力，顺治十四年(1657)脱稿后仍是历时两年“焚膏炙砚，力疾勘雠”、“覆视旧稿，良多踳驳，抖擞筋力，刊定缮写”，顺治十七年(1660)付刊流通。由此可以看出钱谦益严谨的治学态度。

钱谦益《蒙钞》贯穿始终的是《起信》、《圆觉》一脉的如来藏缘起思想。“科经(楞严)之关键”就在“以《起信》纲要，印定经文”：

经初显示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此体即一真法界如来藏心。《涅槃》所谓首楞严佛性也。……《起信》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止观言菩萨闻圆法，起圆信，立圆行，住圆位，正依一心法界。

《蒙钞》卷六也引《起信》注解文义：

应知文殊此偈，非拣念佛法门。……《起信》开一心二门。心真如门，圆通实性也；心生灭门，即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也。

以《圆觉》融通《楞严》：

援据《般若》、《圆觉》，标陀罗尼三摩地两门，以证此经。经云：将欲敷演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路则《楞严》、《圆觉》。二经所诠总相法门，互相含摄之诚证也。依此诠释，是为宗要。

从隋代慧远开始，中国佛教区分出“缘起论”与“实相论”两大理论体系，钱谦益佛学重心属于“缘起论”一系。缘起论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缘合则起，缘散则离”，其性本空，万物因缘和合，都是虚幻不实的假像，世间一切都是处于刹那生灭的流变之中，皆为无常。

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便寤，览尘斯忆，失忆为忘。

[疏]人喻真性，本自觉故。劳倦则眠，喻无明迷真，性不了故。睡熟喻动念

现境，谓眠故成梦。梦具心境，心喻业转，境喻现相，寤喻事识，事识取所现境，分别染净，不了自心所现。见从外来，如忆梦中之事，不得明了。

这里揭示了缘起论的实质：以心为行本。一切现象本来都虚幻不实，皆从心想而生，离开缘起，则一切都不存在，这也是佛教视人生如梦境的真实含义。

《蒙钞》思想沿袭的是宋明华严宗注疏《楞严经》的发展路线。钱谦益在《蒙钞》卷首《咨决疑义十科》之《第九古今得失者》将历代《楞严》诠解分判三系：

有宋诠释，约有三科。孤山以衡台立观。长水以贤首弘宗。温陵以禅解竖义。

自兹以降，枝派繁芿，坛埠错互。

在《楞严志略序》中分说得更为详尽：

(宋长水大师睿公)……，荟撮有唐惠、振、悫、沇诸家之长，含摄贤首五教《起信》五重之要，笺解名家，未能或之先也。自孤山圆公、吴兴岳公，张皇台、衡之教，以台家三观，映望《楞严》，假梵僧之悬谶，为《佛顶》之法印，而《楞严》全经之眼目，或几乎改易也。天如则公，传天目之心宗，刊定《会解》，独取孤山、吴兴两家，奉为标准，长水以下，皆左次莫与抗行。讲席流传，二百余载。识者谓今日之《楞严》，非如来之《楞严》，而山家之《楞严》；抑亦山外之《楞严》，而非山家之《楞严》也。……交光鉴师，奋乎百世之下，扫除三观，别出手眼。扫之诚是也，而总别之相未晰，分配之执滋甚，诤论弘多，聚讼莫决，则亦沿流扬波，而未溯其本源也。

追本溯源，钱谦益认为，《楞严经》译出之后，唐惟悫于肃宗至德年间得到此经，历时十一年，撰成《玄赞》三卷，为此经疏解之祖；慧振撰《科判》，为此经科判之祖，弘沇《资中疏》为以台观解经之祖；道(由献)作《楞严说文》，为唐人以禅解经之始者。有唐一代的《楞严经》注解已有“门庭施设”之嫌，成为后代诸家解经的范本。宋智圆的《楞严经疏》、《谷响钞》，仁岳的《楞严集解》、《楞严经熏闻记》开始了以天台宗的止观正定疏解《楞严》，宋惠洪的《尊顶法轮》、正受的Ⅸ楞严合论补》到戒环的《楞严要解》则成为禅门注《楞严》的圭臬·宋长水子睿的《楞严经义疏注经》追唐惟悫的《玄赞》为思想源头，成为华严一系的依归，至晚明德清的《楞严经通议》与《楞严经悬镜》、真可的《楞严解》、洪恩的《楞严经解科判》都以弘扬长水思想为己任。

“分河饮水”，必致“诤论烦兴。”宋明以降，“台贤两宗，诠解互异”，台宗“力简长水”，而华严也力争“扫除台观”，两家借注《楞严》而互相抗争的局面更是到了“函矢交攻”的地步。华严净行的《楞严广注》力批天台智圆的《楞严解》“错解三摩”；华严普泰的《楞严管见》则力排天台惟则的《楞严会解》：“其宗印虽本原天目，而教眼则专属天台。孤山吴兴，主伯亚旅。收温陵为眷属，置长水为附庸。”华严真鉴的《楞严经正脉疏》更是受到晚明多家注者的“奋笔弹驳”。钱谦益也批评道：“以择法未端，立宗太勇，本祈祓除三观，以愿深经，顾乃割剥全经。”

钱谦益《蒙钞》是站在华严一系的立场上，依据华严宗旨对楞严学史进行的评判与总结。天台“虽则印合楞严，实为开显台观。非以楞严注楞严也，乃以三观注楞严也。非以三观注楞严也，乃以楞严注三观也。枝岐日久，矛盾渐兴。”禅宗多染“禅人习气，高抬宗眼，脱略教宗。”《楞严经》“始经台家之遮表，继遭禅宗之呵斥，妙义宛然，奠有启其缄而发其键者。”钱谦益认为历代《楞严》之争不离“华严性起与天台性具”、

“《楞严》与《法华》的科判”。《蒙钞》的使命便是“不主张一法，不偏赞一门，解禅讲二席之交绥，息台贤两宗之接刃”。事情的发展并不非如钱谦益设想的那么简单，当他就《蒙钞》未竟义，向高僧智旭请教时，并没有得到智旭的印可。

憨大师性相通说，久为教家嗤笑，无能为害。达大师以能所八法所成释性境二字，不过承鲁巷之伪，习而不察，白璧微瑕耳。交光用根一语，毒流天下，遗祸无穷，非一言可罄。

漓益智旭以天台教观与唯识宗见长，究其根源还是宗派思想的差异。因此他对钱谦益续写灯录一事也予以严厉批评：

续灯事，遍集明朝语录乃可成之，非朝夕能办，未填沟壑，当以三四年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