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合法性与和谐理性的建构

2010-04-12胡宜安田启波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3期

胡宜安，田启波

（1.广州大学社科部，广东广州 510006；2.深圳大学社科部，广东深圳 518060）

一、发展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实质

众所周知，人类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由发展带来的诸多危机，如生存危机即人类生存赖以持续的诸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生存，包括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人类甚至也遭遇到更加深刻的对于自身本质的存在危机，即日益严重的异化、物化和单向度存在。

而隐藏在这些危机背后的则是发展自身的危机，即发展危机。发展危机是发展的自身原因引致的危机，是源生性危机并非派生性危机。德国社会学家艾德加·莫兰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繁荣发展中，危机就已开始孕育和生发。他认为，这不是危机的增长，而是增长的危机，是在发展中孕育和生发的危机。发展的危机包括发展的合法性危机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危机。

发展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发展对人而言的意义与价值的危机，对此，马克思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都好象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辨的事实。”[1]发展总是将原本有机统一的东西分裂开来，追求其中一面反对另一面，结果是“进步促使生存变得更为复杂，从而灾难也更具有毁灭性。”[2]发展既带给我们以极大的满足又带给人以更大的危机，从而产生自反，其结果是人们对发展产生了怀疑甚至动摇。发展离人类追求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似乎是适得其反，这就是发展的合法性危机。

发展的可持续性危机是发展的动力支撑趋于减弱的危机。这是发展的自我削弱的危机。它与自反是内在一致的，因为发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故其动力渐趋弱化。它包括自然不可持续性和人文不可持续性。自然不可持续性指的是自然资源的无度开发和自然物遭致破坏从而不可持续。20世纪六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研究，就曾对“增长癖文化”提出质疑批判，并科学地预测到以增长为取向的发展的极限，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危机。发展使人们将注意力倾注于缺乏批判与超越性的技术，所追求的是外在的物化的经济，人处于单向度的存在状态；由于过分理性化而缺乏感性；由于过分技术化而缺乏想象；由于过分物化而缺乏内在等。精神向度失落，人文精神失落，发展失去了来自主体的动力支持，从而产生人性危机。发展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动力与目标。

发展危机的实质在于人与世界的普遍分裂与冲突：（1）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冲突：一面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破坏，另一面是自然对人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报复；一面是自然在丧失其物性日益为人造自然所取代，另一面则是人失去自然的家园，变得无家可归。（2）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则形成了马克思所描绘过的局面：人类社会的内部冲突造成“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而“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3]（3）人自身之间同样无法和谐：各种异化与物化使人处于自我放逐状态，人的发展日益走向片面与异化，从而使人类社会陷入深刻的自我分裂状态。

二、理性的分裂与冲突

发展危机是源生性危机，因此，危机的根源必须而且只能在发展本身去寻找。就其直接原因来说，危机根源于发展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就是发展的单向度与发展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其根本表现在于：一方面发展业已失去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却又在追求一种一元绝对普适性。

所谓发展单向度，一是指发展动力建构上的技术主义向度，技术成为发展的唯一支撑，从而否认了人文与精神的支撑；二是指发展价值建构上的经济主义取向，它把社会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过程，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面性。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定位于仅仅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物欲，而满足物欲的唯一途径便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这样，人的物欲、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之间自成因果从而具备了严密的自身独立性与自律性。这样，发展理性日益走向片面，从而导致发展不再具有普遍有效性，并产生合法性危机。所谓发展决定论，即是指“唯发展主义”与“发展至上论”。它否定发展的制约条件即前提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自然的客观制约性，导致规范性目标的缺失，并以发展为目的，“为发展而发展”。发展决定论还将上述那种片面性的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强制推行，旨在寻求某种一元绝对普适性，其结果是造成一系列人的危机与普遍分裂状态。

无论是发展单向度还是发展决定论，都是人类理性的自身分裂，并由分裂走向理性主义独断与专制的必然结果。理性由全面的普遍理性演变成了残缺不全的、片面的实证或工具理性，导致理性的单向度从而决定了发展的单向度，发展体现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片面的发展。“唯发展主义”正是理性主义在发展观上的表现形式，理性的单极化导致了发展决定论。

第一、走向分裂与片面化的理性。一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这种分裂将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外在化。一方面，工具所服务的目的是外在目的，另一方面，目的得以实现所依赖的工具除了仅仅是一种手段，没有其他的内涵，完全是外在的。外在对立导致两种相对立的极端倾向：一种是凸现工具、手段的作用与功能，将逻各斯的理性片面化，工具就是一切。另一种是忽视甚至抛弃工具、手段的作用和功能，将主体精神神秘化。不过相比之下，工具理性居统治地位，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人和他的‘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益和利润机会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的”[4]。

二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裂。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一次分工，这次分工内在地决定了理性的自我分裂。“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5](P82)思维远离活动，远离现实而日益独立并日益走向自律化。没有理论理性指引的实践理性日益走向实质主义，服从于利益原则，演变为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以投入产出，成本核算来考量人与物的关系。

三是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裂。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西方，探索自然与思考自我是不可分割的。只是到近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科技理性对于人类生存的巨大影响以及它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改善。人们也越来越依赖科技，科技理性愈益渗透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生存变为技术化生存。技术逻辑与物质逻辑统治人们，人文精神逐步丧失，人文理性也逐步边缘化。

此外，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分裂等都是理性自身分裂的具体表现。

理性分裂的结果就是走向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表现为：人们只重视技术理性而忽视人文理性，只重视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只重经济理性而忽略社会理性等。理性走向片面化的原因在于人们把理性的某种形式当理性本身，把特定阶段上的理性当作理性的全部，从而形成片面的、抽象的理性。当片面化的理性支配人类活动时，就导致了理性的单向度，从而导致发展的单向度。这样，我们总是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当然不可能获得对生活的整体观念。“在完整的人的范围内只把个别的环节绝对化，这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症。”[6]

第二、单极化的理性主义。一是指理性分化之后，某种理性试图并实际上将片面夸大为普遍；二是指理性被神化从而成为一种理性主义独裁。理性之所以走向单极化，原因在于，理性寻求的是普遍性，一旦这种对普遍性的诉求脱离现实，就变成一种僵死的形而上学的自我完善的体系。而作为人类思维与行动的依据，这种所谓的“完全理性”便对现实中的有限与差异视而不见，如果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便成为一种独断，理性的独断是冲突的总根源。

理性主义独裁即理性完全为客观精神所支配，忽略主观精神，最后导致对感性的排斥与否定，其直接表现就是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一个最大的缺陷乃在于它常常把生活的理性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混到一起，其结果是使得他们对生活中的各种诸如道德、理想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变得像作几何题的过程差不多[7]。丹尼尔·贝尔指出：“西方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性与本能间的冲突”，而在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西方文化近两千年。”[8]

理性主义走向单极化是科技主导发展的结果。当启蒙理性与近代科学相结合时，理性取得了科技理性的形式，而科技理性伴随实证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逐步以实证理性为核心，这样，理性日益取得了技术向度的本质规定性，这是近代理性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必然结果。胡塞尔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9]

单极化的理性主义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非理性主义。理性与科学相等同，从而成为一种盲目祟拜的偶像，理性的批判精神受到压抑，随科学的作用与地位的凸显，启蒙理性最后走向神话化，大概就是理性经过膨胀之后走向自我异化的必然结果。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的东西，以及所谓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那种选择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东西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10]本质上看，非理性主义只不过是理性主义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海德格尔指出：“非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之明显的弱点与完全的失败，因而自身就是一个这样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从理性主义中逃出的一条路，这条路却不引向自由。”[11]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理性的自我解体，使自己只具有工具的性质；另一方面是片面的工具理性的危害，引起人们对理性的恐惧和反感。这就是人们转向非理性的方面寻求价值基础和目的理性的认识论原因[12]。

“理性的历史任务是解放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与历史记录却显示，其结果是惨不忍睹的失败状况……现代社会距离理性的允诺园地相去甚远。”[13]人类理性自身的分裂与冲突既具深刻性又具普遍性，从而也就决定了发展危机的深刻性与普遍性。因而，发展走出自身危机必须寻求理性途径，脱离理性的所谓实践途径是肤浅而末节的，只有在正确理性的指引下的实践才是成功的实践。

三、理性走向多维和谐

发展要走出危机必须建构自身的普遍性根基：一是建构普遍的发展即全面的、多样的发展，克服发展的一元决定论；二是建构发展的普遍性，即任何发展都必须具备普遍性意义，克服发展的单向度。其理性路径就是建构和谐理性：建构多元理性和谐及理性多向度。

第一、建构多元理性的和谐。人类理性之初是混沌不分，包罗万有。在古希腊时期，客观法则（逻各斯）与主观精神（努斯）统一于理性，构成理性的客观原则与主观原则。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的提高，理性走向自身分裂与多样化。“所有的演变，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及其他产品的，还是社会及其形态的，都被视为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一切进化都是渐成的，它导致结构变化，使之从同质转化为异质，因此既是增长也是发展。”[14]在理性的自身分化过程中，由于现实主体的分化，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理性成为一小部分人的专门活动，理性逐渐演变为权威，因此，分化并未带来多元化而是带来独裁与专断，成为现实冲突的根源。但是，理性又不可能回到它的原初状态，“留恋那原始的丰富性，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完全的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 ”[3](P109)

建构和谐的正确立场是扬弃冲突，坚持和谐辩证法。既要克服理性的分裂与冲突，也要放弃那种试图重建包罗万有的理性统一王国的企图，使理性回到它自身。利奥塔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理性，只有诸多的理性，“一个巨大而惟一的理性，只是空想。相反，却有多元理性，至少有各自独立的理论的、实践的和美学的理性，这些理性是由完全不同的成份构成的。忽视这一点……在我看来都是错误而危险的。”[15]因此，建构多元理性的和谐，本质上就是恢复理性的和谐本质，建立基于理性本质的统一性，而不是去寻求一种统一的理性，更不是以某种理性统治、支配或否定其他理性。

建构多元理性的和谐，本质上就是克服一元理性主义的片面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理性分裂局面，理性走向和谐。多元理性和谐首先是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实证理性与非实证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等的和谐与统一；其次是指理性与非理性（即感性）的和谐统一。

第二、建构理性的多向度。在当代社会，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只剩下单一向度即技术向度，这样单向度的理性与单向度的人互为因果。因此，理性走向和谐，必须是理性走向自身多向度，以克服思维自身的分裂与异化。理性的多向度包括技术向度、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与超越性向度的多样统一[16]。

理性的技术向度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的技术向度根源于人类理性自身，西方理性主义者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人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人同事物的关系，从而征服并控制自然。多向度中的技术向度是使技术回归它的本性，即人与世界联系的中介，不是建立人对自然的征服关系，而是建立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马尔库塞称之为“将控制与解放结合在一起，并把控制引向解放”即“美的还原”。

理性的公共性向度涉及人与人类共同体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理性寻求并建立人们生活普遍秩序的内在要求。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以现代性现象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处于不断弱化的过程中，这必然会引起“理性的公共性向度”的边缘化，而这正是极权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遏制极权主义的泛滥，就要把“理性的公共性向度”中心化，把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充分地凸现出来。

理性的规则性向度关注的则是一个人如何与他人、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要言之，“理性的规则性向度”关注的是：人们应该制定出什么样的规则，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哈耶克指出：“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17]针对发展日益丧失规范性走向量的无限增长，建构“理性的规则性向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理性的超越性向度涉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指理性在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层面上的运用。这包括宗教式超越、艺术式超越和哲学式超越。在人越来越平面化、物化的时代，在“理性的技术性向度”空前发展的当代，当技术已经把人连根拔起的时候，建构理性的超越向度显得意义重大。对上帝的信仰，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形而上学的沉思都是人类的自我救赎之途。

四、和谐理性的本质内涵

理性一方面反映事物的普遍法则（即逻各斯），揭示事物存在的普遍性与统一性，并以此作为人的依据；另一方面，理性反映人的主体精神（即努斯），揭示事物存在的为我性与合理性，并以此作为世界的价值尺度。理性的分裂与片面导致人与世界的普遍分裂与冲突，从而令发展产生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危机。因此，走向和谐的理性的本质内涵就是建构“全面的人”与“完整的世界”，真正体现发展对人的解放的本质意义，因为，“任何一种解放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5](P443)。

第一、建构“全面的人”。所谓“全面的人”首先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P80)理性分裂状况下的人被分割成不同的截面：如经济理性中的经济人，技术理性中的技术工，个体理性中的为我的人，道德理性中的恶魔或天使，等等。我们总习惯于从某个侧面去理解人，却从没有将人理解为完整的存在者，我们所面对的是被分割和肢解的人。完整的人是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的人。理性和谐旨在建立人占有自己本质的 “全面的方式”。“全面的方式”是指“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既人的一切器官所建立的同世界相互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的“全面的本质”即包括自然——感性方面的本质，也包括社会——精神方面的本质，是这两方面本质的总和，而决不仅仅是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8](P79)多元理性的和谐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和谐正是建构这种人的“全面的方式”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全面的人”作为一种发展的价值目标，指的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恩格斯曾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曾论及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人：“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19]自由的人必须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内在和谐，这是人要成为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甚至自我的主人的前提。“自由发展”既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状态，也不是单子式的个人主义自由，它是一种在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展开中协调的过程，这就内在地包括了 “和谐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全面发展的内涵也就是和谐发展，人的和谐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发展的内外和谐，涵盖了全面发展，并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理性自身和谐的本质内涵正是在维持人自身的完整性，使人意识到自身的总体性与完整性。发展的危机与人自身的危机都提醒我们，不能让我们自身停留在实证理性建构的片面的物理世界中，人必须恢复自我，即只有当他作为一个总体的存在时，才能有信仰、理想，找回生存的动力与意义，克服自身与发展的危机。建构一种人的总体性，他将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即作为一个总体的人，重新审视人、自然、社会等的现状，只有这时，我们才能从片面的发展观中摆脱出来，走向人与社会的全面的发展。

第二、建构“完整的世界”。世界作为整体是无限的，但世界上的存在物则是对整体的分割，它们可根据性质相同或相近似而被分类，是特定类型下的一个事例。因此，经过理性分裂之后，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成了各种相对物的堆积，理性走向和谐实质上是通过理性整合建构完整世界，使之成为人处于其中的家园。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谈及“家园”，他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我们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黑格尔所说的家园不仅是一种希腊人追求的人生完善，面向更高境界的生存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性情奔放、自在自然的自然家园。黑格尔在此揭示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化外在世界为家园。这正是寻求逻各斯的理性的真正使命，它通过探求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建立起人存在的依据，从而安身立命。

化外在世界为家园必须坚持整体观看世界。希腊人何以能够将杂乱纷呈的外部世界化为家园的？原因在于希腊人是以整体观念来看待世界，对此恩格斯有全面而深刻的评价。他认为：“在希腊人那里——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肢解、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20]黑格尔强调，世界不是抽象的，片面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具体的、全面的，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汉斯·萨克塞指出，人是生存并生活于整体性世界图景之中的，“在自然的面貌中，人也看到了自己，作为成员，作为整体的一部分。”[21]

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指导科学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最终完成了对世界的分割，人们习惯于将世界理解为科学所反映的对象世界：不仅对世界进行科学分类式割裂而且对世界进行解剖式割裂（物质的基本结构），人们在对世界进行分割时忘掉了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结果世界失去了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成为肢离破碎的存在。

因此，面对人与世界的普遍分裂，人类理性必须回复它的普遍性与和谐本质，建构完整的世界：一方面，人类理性必须认识和反映世界存在的多样性与普遍性，从而建构多样和谐的世界，这是人类理性的使命；另一方面，世界必须存在于人类理性的多样性和谐之中，从而建构理性自身的和谐，这是人类理性的本质要求。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

[2]（英）约翰·巴罗.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M].李新洲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20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美）马尔库塞著.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选[M].李小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8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古茨塔夫·勒内·豪克.绝望与信心[M].李永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

[7]金尚理.理性是什么[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8]（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97.

[9]（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

[10]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