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莹莹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迅速发展， 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其工业化、 城市化、 现代化和市场化水平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 因而其社会阶层变化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出现和发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也更值得关注。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在穗自由职业者群体的产生、 发展和特征， 提升自由职业者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对于促进各社会阶层的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加强在穗自由职业者管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自由职业”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 类似于英语中的“profession”一词。在中国， 自由职业者早在国民时期就大量存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 艺术、 教育等领域中的名人志士绝大多数都是自由职业者。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重塑， 政府建立了统一分配、 统一管理的人事管理体系， 自由职业者随之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自由职业者群体又悄然复生并迅速壮大， 而且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 艺术和教育界， 而是活跃在整个第三产业领域。[1]一般认为， 自由职业者是指那些不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 亦区别于个体、 私营企业主， 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技能并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 从而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试验区， 通过创造性地使用特殊政策， 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改革开放的长足发展给自由职业者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广州市作为省会城市， 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较快， 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较大转变， 对高素质自由职业者的需求强劲， 从而吸引、 聚集了数量庞大的自由职业者群体， 是全国自由职业者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自由职业者群体作为一个新的高素质的社会群体， 在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调和阶层矛盾。改革开放以来， 自由职业者群体的专业技能、 知识智能已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软资本”， 这就使得自由职业者与广大“蓝领”相比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他们比普通工薪阶层更容易富有， 即使与暴发致富或更为富有者相比， 也能彰显出开放和进取的优点。因此， 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落差和断层， 从而成为协调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和维护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 有利于促进社会结构向更合理的方向转型。

2. 促进多元发展。自由职业者群体能够有效地引导其他社会群体价值观念的转变。当前， 追求在国营、 集体单位就业的观念逐渐淡化， 越来越多的人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 由公有制领域走向非公有制领域， 在社会上寻找施展才华的舞台。在这方面， 自由职业者不愧为前驱先导， 他们不仅促进了就业方式和就业渠道的多样化， 促进了转型时期人民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引导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 鼓舞人们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勇气， 进而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

3. 丰富政治生活。自由职业者在接近政治、 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 他们在物质条件改善后， 必然要提出更高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政治要求， 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如他们更加向往民主和法治， 希望以此来保障他们的自由和利益， 并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而普遍期待通过渐进改革推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 另一方面， 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 由于自由职业者群体在价值观念方面的独特性， 他们易于接受各种新思潮的影响， 通常过于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涉及政治、 社会等方面问题时， 倾向于以切身利益作为参照系和出发点， 容易产生和发表比较偏颇甚至偏激的观点和言论， 这就对自由职业者管理和服务、 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在穗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典型特征

通过对在穗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广泛调查和深度访谈， 我们发现在穗自由职业者群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1. 自由职业者的自主性较强。近年来， 随着广州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进程的推进， 自由职业队伍日益庞大， 影响不断增强， 他们作为高知群体， 以鲜明的集体形象进入公众视野， 大多从事薪酬较高的专业性工作， 他们虽然游离于体制之外， 但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令人瞩目， 例如律师、 外企雇员、 自由艺术家、 注册会计师等。而且， 随着自身经济条件、 社会地位、 工作环境、 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变化， 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不断提高， 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形成认同感和向往感， 工作的自主性较强。他们以弹性的方式， 及时弥补了传统职业结构的空缺， 促进社会运行的特定功能的正常发挥。

2. 自由职业者的综合素质高， 政治态度鲜明， 但政治热情不高。我们的调查显示， 当前广州市自由职业者群体中有相当大的比重具有高级职称， 大学学历， 学有专长， 有的在成为自由职业者之前就是单位的业务骨干， 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对个别自由职业者的深度访谈， 我们发现， 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示拥护， 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部分精英可以称之为社会活动家， 平时生活工作接触的阶层广泛， 社会能量大， 对国家机关运作、 参政议政的程度和手段都有系统了解； 加之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心， 较多地关心政治， 关注政策的变化， 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普遍希望党和政府加大有关配套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力度， 为他们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一些人在经济实力增强以后， 非常希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希望能够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更好地反映社情民意， 并注意寻找反映自身愿望要求、 维护自身利益、 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政治渠道。但是大多数自由职业者政治热情不高， 现实中较高的经济收入和政治素质与较少的政治参与形成较大反差， 感觉国家政治生活离自己较远， 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这与他们的工作方式有关， 作为自由职业者不依附于固定的工作单位， 而政治工作需要一个固定组织缓慢施加影响， 自由职业者的这种工作行为方式决定了政治认同感难以建立并维持。

3. 自由职业者的思想状况复杂。一方面， 广州市自由职业者具有很强的市场经济意识， 如竞争意识、 自主意识、 拼博意识、 效益意识、 风险意识等。由于自由职业者在思想上已经摆脱了对铁饭碗的依附性， 有知识、 有文化、 有一技之长， 思想上存留的“传统”烙印少， 面对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 他们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强。更渴求“机会均等， 公平竞争”。始终都保持着拼搏的心态， 保持着积极向上的进取状态。另一方面， 广州市自由职业者价值观呈多样性特征。由于自由职业者来自于不同领域， 往往更强调自我， 张扬个性， 思想观念比较超前， 更容易接受平等、 自由、 竞争、 效益这样一些新思想、 新观念。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也容易使他们的心态趋向多样性， 价值观、 道德观以及信仰追求也明显地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4. 自由职业者的组织归属感弱。通过对自由职业者的深度访谈， 发现他们普遍缺乏固定组织的约束， 缺乏与固定组织的经济性互动， 组织归属感弱。他们更多关注自身的价值能否实现， 关注自己的业务能力能否得到提高， 关注自己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们在社会中的活动更加信赖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个人社会关系， 而不是组织。虽然自由职业行会作为顺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自治社团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自由职业行会发展仍相对滞后， 不像西方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 都是有各类的职业协会， 大大小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行业和职业。这些协会作为职业的自治组织既保护原有成员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也负责维护职业法， 是行业自治组织。[2]两相比较，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社团登记管理单位对成立民间组织审批较为严格， 导致广州市自由职业行会在数量上还比较少， 使自由职业行会在这一体制外的领域内出现一定的组织“真空”， 自由职业行会所覆盖的社会成员有限， 大量新社会阶层人士游离于自由职业行会之外。而且， 由于成立自由职业行会的门槛较高， 结社的成本较大， 一些无法通过登记管理机关审批的自由职业行会长期在“地下”活动， 对政府监管和服务造成诸多不便。可见， 自由职业党外知识分子仍处于较为涣散的状态， 组织归属感弱。

三、 在穗自由职业者管理的突出问题

广州作为广东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 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 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深化， 对自由职业者的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在穗自由职业者的管理和服务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1. 自由职业者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待完善。随着广东“双转移”政策的推行，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广州市自由职业者群体不断扩大， 他们的社会角色、 社会地位和社会贡献也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 社会声望和社会评价也在不断上升， 政府也越来越关注对他们的管理和服务。然而， 对自由职业者的管理和服务毕竟是崭新的课题。目前， 广州市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社会组织虽然有了长足发展， 但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还很不足； 自由职业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政策有待完善。因此， 为自由职业者群体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 在社会治理中更好地引导和支持自由职业者社会组织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 加强对自由职业者的权益保护， 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发展至关重要。

2. 自由职业者管理的体制性障碍。自由职业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虽然随着广东“双转移”政策和其他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为在穗自由职业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但他们的发展仍面临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如尚未明确自由职业者管理和服务的牵头部门， 负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调查统计、 动态监测和跟踪服务等工作； 尚未形成对公安、 计生、 劳动、 工商等职能部门产生共同法律约束的自由职业者管理和服务的法规政策； 各职能部门之间没有形成整套规范的协调管理机制， 等等。

3. 自由职业者的自组织程度不高。成熟的自由职业者自治组织是自由职业者群体利益自我表达和自我保护的有力保障， 也是自由职业者参与政治和政策“议价”的组织保障。但目前广州自由职业者群体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自组织的意愿和程度都比较低， 相关行业自治组织发展滞后， 与发达国家相比， 自治水平较低， 自治作用和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4. 面向自由职业者的公共服务亟待提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明确了“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与方向。由于自由职业的特点决定了“雇佣”关系的短暂， 自由职业者注定要不停地寻找“工作”[3]。从某种意义上看， 这就对针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公共服务职能的不断提升提出了明确要求。经过多年发展， 广州市公共人才服务框架已基本形成， 各种组织、 网站等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了较好的服务平台， 服务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但客观而言， 仍无法满足自由职业者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一是是服务方式相对落后， 仍以传统的现场匹配人才交流会为主要的服务形式； 二是服务项目相对较少， 缺乏针对专业人才、 高级人才的个性化服务； 三是服务质量不高， 存在着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两项业务的交叉， 服务质量提高不明显。

四、 完善在穗自由职业者管理的思考

探寻完善在穗自由职业者管理的现实路径， 既要着眼于在穗自由职业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又要站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构建和谐广州的高度进行审视和探索。总的来说， 当前应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1. 提高认识， 要从政治高度重视加强自由职业者的管理和服务。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战略目标。所谓和谐社会，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 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4]自由职业者作为社会中的新生阶层， 具有更强的独立性、 自主性， 愿意并有能力参与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表达自己的利益， 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 是社会的积极建设者， 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的维护者。这就要求我们应从政治高度重视加强对自由职业者的管理和服务， 提高认识， 研究、 改进对自由职业者管理的内容、 方式、 方法， 增进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

2. 优化自由职业者发展的政策环境。广州自由职业者的迅速发展， 对原有相关政策带来很大的压力， 例如执法环境问题、 权益保障问题、 税费负担问题、 市场秩序问题、 行业准入问题、 土地使用问题、 地方保护和舆论环境问题， 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 新问题， 政府应加强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税费负担、 权益保护等问题的调查研究， 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尽可能地将自由职业者群体纳入正式的社会职业体系当中， 使自由职业者群体充分享有与其他职业群体均等的社会权益。

3. 加强自由职业者的自组织建设。加强自由职业者的自组织建设是政府治理过程中替代直接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 建立了各式各样的职业协会， 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和职业领域。而自由职业者大部分是职业同业协会的义务会员， 这些职业行业协会作为职业的自治组织， 既保护原有会员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也负责维护职业法， 是实现行业自治的有力的组织保障。[5]因此， 政府应鼓励自由职业者的自律性， 为这种自律提供一定的自治空间， 鼓励他们发展自组织机构， 推进自由职业者的自组织建设； 同时政府应监督和协调这样的自组织机制， 确保这种治理机制良性健康地发展。具体说来， 应以行业为依托， 扩大行业协会的监管职能， 由行业协会等组织制定规则， 协调自由职业者的良性流动， 建立高级人才库， 实现自由职业者的有序流动和有德流动。

4. 提升政府对自由职业者的公共服务职能。在自由职业者管理过程中， 应做好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充分调动他们建设广州和服务广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具体说来： 一是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强化对自由职业者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 稳步推进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的分离； 二是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应拓宽服务对象， 使自由职业者都能享受均等化的公益性服务， 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事务， 增强其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责任感； 三是结合市场需求， 创新服务内容， 开发更多服务项目， 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是加强服务信息网络建设， 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应整合网络资源， 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信息管理系统， 加强信息的收集、 汇总和发布， 提高信息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为自由职业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1] 朱英. 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几个问题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7(7): 65-73.

[2] Clark G L. Ballard K P.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labor and interstate relative wag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Economic Geography， 1981(57): 95-112.

[3] Clark G H. Meric Gertler. Migration and Capital [J]. Ananals of the Asso 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3(1): 18-34.

[4] 胡锦涛. 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05-02-20(1).

[5] Clark G L. Ballard K P.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labor and interstate relative wag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Economic Geography， 1981(57): 9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