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原，刘 莉

（1.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2.湖南商学院 信息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王阳明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修复

王中原1，2，刘 莉2

（1.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2.湖南商学院 信息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在对待修身养性上坚持抑私欲、去功利，强调人心“纯乎天理”，他的“内圣”具有平民化和单一化倾向。但在治理国家时，却总是坚持以利为标准，重视建功立业和“济世安民”。这种“心”的去除功利与“行”的追求功业，反映了王阳明德高为范的人品以及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

王阳明；内圣外王；修复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将儒家的人格理想、政治理想和学术宗旨融为一体，成为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修身、治国之准则。内圣与外王说到底，就是一个“做人”与“做官”的问题。《大学》对“内圣”与“外王”关系作了逻辑严密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大学》）。这即人们所言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通俗地说，“内圣”就是通过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修养，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王阳明主张“内圣外王”，但是在传统内圣、外王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脉络

内圣，指的是统治者的理想人格。孔子认为，统治者必须具有内圣的基本素质，这些素质可以包括为“智仁勇”三个方面；《中庸》中称之为“三达德”。统治者只有通过内圣修养，方能成为圣人。不同学派、不同历史时期，圣人的标准也不相同：先秦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以“兼爱利民”为圣；法家崇尚法治，以“明法变古”为圣；道家则以“道”为人与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以“体道无为”为圣。儒家与墨家、道家和法家不同，它则以尽人伦为圣。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娄离上》）。外王，就是将内圣化为王道，将内圣的仁智化为爱民的行动。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是内圣外王的最初表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则始于孔子。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要做儒家意义上的圣人，每个人都要积极进行道德修养，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致矣”；在外王方面，孔子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此处“修己”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安百姓”即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修己”自然能“安百姓”，“安百姓”必然先“修己”。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一种个体道德德性与社会政治理想直接统一的思想。

孟子对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进行了合符当时社会境况的改造，政治动荡、权力纷争而造成的“外王”实践的局限性导致孟子更加注重“内圣”。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到“舍生取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都可以清晰体现孟子更加重视为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孔孟坚持认为，内圣一旦完成，外王也就自然完成。

与孔、孟强调仁且智的内在道德修养铸造“圣人”理想人格相比，荀子强调的“圣人”理想人格的外在社会事功，就“内圣”与“外王”二者的关联看，荀子则更加重视“外王”。荀子明确指出，内圣与外王存在区别。内圣主要指统治阶级的个体道德修养，而外王指治国、平天下达到的现实效果；内圣是主观的，外王是客观的。因此内圣外王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然而荀子强调外王，并不等于他轻视内圣，相反他还认为修身是治国的前提，个人的心性道德修养是外王事功的基础。至汉唐时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强化了圣人的内圣，圣人之圣要达到人道与天道相统一。这就是说，圣人作为道德楷模、智慧化身和帝王的典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是天人一体化的象征，是一统化政治永恒的代言人。只有当为政者的内圣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程度时，德政才能实现，因为德政不单是圣人“仁心”的体现、也是“天”的意志的根本要求。诚如董仲舒所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害民者，天夺之”（《春繁秋露·尧舜不善移汤武不专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使得儒家的内圣添加了神的因素，为宋明理学家对“纯粹精神”的追求打下了基础。

然而自汉以后“内圣外王”却很少被提及。直到宋明时期，随着“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逐渐尖锐，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显露，内圣外王又被关注起来。针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父子相残、君臣相篡的混乱的局面，儒学家们日益感觉到君王道德修养在治国、平天下中的巨大作用，再次拿起“内圣外王”的儒家法宝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从宇宙本体来说明人的存在，将宇宙精神与人的价值统一在一起”［1］，因而其内圣之学体现为对纯粹精神的追求，对于外部事功则相对忽视。程颐、张载、胡瑗、邵雍等普遍长于内心思索，注重道德修养、心性修持的内圣精神倾向。

二、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

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与儒学前辈大体相同，特别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看法接近。朱熹说：“古之圣贤别无用心，只这两种是吃紧处：明明德，便欲无一毫私欲；新民，便欲入于事事物物上皆当”（《朱子语类》卷十七）。朱熹所主张的“明明德、无一毫私欲”，即具有内圣的修养之意；“新民、于事事物物上皆当”，即外王的立政治民、和谐有序的状态。

王阳明也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王阳明全集》）。“明德”即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王阳明称之为“良知”；“明明德”在此强调的是对良知的体认和拥有，具有内圣的修养之意；“亲民”，就是运用己有的良知，推己及人让每个人都树立良知，此即外王的立政治民。“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王阳明全集》）。

首先，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王阳明的内圣标准。传统儒家将“尽人伦”看作是圣人的根本，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古之不易之法则，遵循这一法则就是圣人。汉儒董仲舒为强化人伦关系，他把“人伦”关系与“天”相联系，提出“王道之三纲五常源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认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和“仁、义、礼、智、信”都是天的意志，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不会改变。至此“人伦”就变成了“天理”，“尽人伦”便成了“穷天理”。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将“天理”引申为“天理之性”，天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的纲常伦理总和。因此王阳明的“纯乎天理方是圣”与遵循以“仁、义、礼、智”等人伦的圣人观本质上并无不同，他的内圣仍然是尽人伦为标准。

其次，有必要考察王阳明的外王目标。阳明强调“纯乎天理”，加强封建制度的权威性主要是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他的“亲民”思想中，王阳明已经初步勾勒了“人与草木鸟兽同为一体”的万事万物具有良知的“大同世界”美景。此心“纯乎天理”，就是“视天下百姓之溺有如己溺，视天下百姓之饥有如己饥”，“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见人之不善则恻隐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因此王阳明推“纯乎天理”为内圣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做到廓然大公，无己无私，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而不仅仅是个人去好色好利好名之类的欲望而已”［2］（P167）。“廓然大公，无己无私”就是要求人们运用良知指导各自的日常行为，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

需要指出的是，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上，王阳明是偏重于内圣的。这一点从王阳明一生的学术成就“良知”学说可以看出，他坚持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王阳明作为政治家，不可能没有政绩；同样，作为军事家，也不可能不计战事之成败。王阳明肯定圣人的功业，但是他并不认为圣人以功业名，而是以天理名。

三、王阳明对“内圣外王”的修复

与传统的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相比较，王阳明的内圣与外王思想既有传统的成分，又有自己的主张。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在内圣上，王阳明坚持内圣的基础性和目标一致性的前提下，对内圣的内容和主体做了自己的发挥

与孔孟的内圣比，阳明的圣人观内容去除了智与勇的因素，只保留了“仁”，呈现出单一性。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就是说人要成为圣人，只在于他的德行合于“天理”，没有人欲等私心杂念，成圣与圣人的才能大小无关，正如“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就是“精金”一样。阳明在另处进一步表达此观点：“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知识愈广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应该看到，阳明的圣人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重德性，轻能力，把德性看成是成圣的唯一依据。他总认为，老百姓知识多了就会质疑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并终将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受到危害。阳明的内圣观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愚民”的性质，与今天的“成才”观格格不入。现代的人才既要品质合符当代社会基本的道德观念，同时也要在知识、阅历水平等方面达到比较高的层次，才符合“德才兼备”的目标。

阳明的内圣完全排除个人的私心杂念。“私”即自私自利之心。自私之心就不是人同此心，而是人各有心，这就导致良知的昏暗不明。他对“私”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私利之实：诡词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因此阳明主张“克私”、“无我”，做到“公”。王阳明说，“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只有“克其私、去除蔽”，才能“复其心体之同然”。

王阳明的内圣也排除个人功利意义。王阳明说，良知即是独知，即是诚意，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的界头”。他一生孜孜不倦讲学就是恐怕人们不闻圣人之道，“流于功利机智，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他还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在阳明看来，为圣必然要超越于功利之上。任何事业一旦流于个人功利，即使是明道的圣人事业，也不免流于凡人的利己行径。很显然，阳明的圣人观又受到了二程的影响，颇具“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的意味。

其次，王阳明的内圣思想中的主体也不仅仅限于统治者本身，而是把他扩大至普通的平民大众，具有平民化倾向。他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阳明认为，内圣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事情，一般的老百姓通过致良知的功夫都可以成圣，因为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内在潜质——良知。所以在先儒的内圣外王奉行的靠统治者实行仁政而达到平治天下的“向上”路线行不通的情况下，王阳明便着手寻求“向下”的路线：如果每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致良知、成为圣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高，社会治理就得心应手，“三代之治”也就指日可待了。事实上，社会的治理的理想状态必须由二者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王阳明强调从治世从提高基层民众的道德水准做起，不失为一种治世新思路。

2.在外王的问题上，王阳明坚持荀子的内圣方能外王，反对空谈政治，注重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建功立业

史学家钱穆先生在《阳明说述要》中指出：“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炼，是其着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3］（P3）。邵廷采在《思复尝文集》（卷一）中将阳明的功业与先儒进行了对比：“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当行事；……阳明遭际运会，值昏乱之朝，而能以勋名完立，卓然为一代安国家、定社稷元臣。……石齐黄公称先生气象类孟子、明道，而出处建功之迹近于伊尹，知人知言哉”！不容否定，对王学进行研究的人都对其事功都给予了高度关注，甚至于许多学者断定：王学经久不衰之源也正在于王阳明学术与事功紧密结合。就个人的内圣而言，阳明坚决反对以谋利为目的的思想与行为；然而在治理国家与人民时，他却总是坚持以利人们、利百姓为标准，他说“凡所以为民去患除弊兴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祷，而何俟于今日”为民兴利，可以有功利之心、行功利之事。

阳明的外王事业，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找治世良策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致良知”学说。对统治者来说，“良知”是他们加强自身修养的参照物，行“良知”又是其为政行为的指挥棒。二是亲自参与为政活动，治理地方事务。在为政安民过程中，王阳明充分领悟自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他把改造天地人心、建功立业看成是士大夫的应有之义。王阳明的外王活动主要表现为“安百姓”，“安”具有“兼教养”之意［4］（P177）。可以说阳明的“外王”之道有着济世安民的仁政思路，主要表现为：

以“良知”开导纷争以劝民。注重对民众的教诲是阳明在为政活动中用得最多的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谕民众使免于纷争体现了王阳明的“仁心”。阳明教人主要的形式有：以告谕的方式宣扬良好的社会风气，教导乡邻和睦相处、减少争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父老子弟曾见有温良逊让，卑己善人而不敬爱者乎？……夫嚣讼之争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见疾于官府，内破败其家业，上辱父祖，下累儿孙，何苦而为此乎”。对顽民、“贼”民的劝谕是呕心沥血、发自肺腑的：“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顽冥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读《阳明全集》时常能体会到一位长者对后辈的谆谆教诲，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行“良知”体察民情、抚恤痛苦以救民。民众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没有民众的存在，则国家必然灭亡。因此，民生是每一个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一方面对“顽民”、“贼民”进行劝谕，另一方面还通过减免其租赋等办法赢取民心、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在巡抚南赣期间，他注重赈恤灾情、实行休养生息。他“亲至被水乡村，不必扬言赈饥，专以踏勘水灾为事，其间验有贫难下户，就便另给升斗，暂救目前之急，……仍督各官俱要视民如子，务施实惠，不得虚文搪塞，徒费钱粮”。同样在巡抚南赣期间，他深感人们生活之艰难，下令驻军“凡一应不急词讼工役，俱各停工。对待归降的“贼民”，王阳明为“收其散亡之势，坚其向善之心”不计前嫌，不仅没有关押他们，而且张榜告示：“即行释放，并仍加慰谕，令其复业宁家”，显示了王阳明对弃恶从善之人的宽容，也表现了阳明政治家的胸怀。即便对于重刑“犯人”阳明也主张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出“或将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远充军”的宽大处理，并说明此举“不惟情法得以两尽，抑且军伍不致缺人”。

用“良知”经营巡抚之地以富民。王阳明与宋明理学家不一样的地方，他注重恢复生产、使老百姓富裕，以图社会长久发展之计。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人的尊严、独立与地位，必须以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虽然王阳明当时认识不到财产所有权对人们的意义，但是他对通过轻徭薄税、不断发展生产来实行社会长治久安，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今朝廷亦尝有宽恤之令矣，亦尝有赈济之典矣，然宽恤赈济，内无帑藏之发，外无官府之储，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岂能神输而鬼运？必将取诸富民。……是夺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将疗汝之饥；刳其腹肾之肉，而曰：吾将救汝之死”。他认为如果不采取实质性措施增加社会财富，单单只从口头上许诺减免、宽恤，那只能是“夺口中之食而曰疗汝之肌”、“刳其腹肾之肉而曰救汝之死”。王阳明进一步认为，减少税收只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办法是要发展生产，充实国库，增加社会财富：“田州旧有商课，仍许设于河下薄取其税，以资祭祀宾旅柴薪马夫之给。……则虽草创之地，而三四年后，亦可以渐为富庶之乡。逮其城郭府治完备，事体大定，然后总会其土夷之所输，公田之所入，商税之所积，每岁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岁若干，斟酌通融，立为经久之计”。阳明在这里表达了他广开财路以图长治久安的治世思想，并且还设计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蓝图：“草创之地”三至四年以后也可以成为“富庶之乡”。可以看出，王阳明主张在为政中建功立业，而且反对急功近利之举［5］。

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充满了辩证思想。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道德经》三十三章）。老子认为，道德高尚之人不以德为德，所以能够保住德。而道德欠缺之人惟怕失德，时时处处以德为念，反而没有德。同样，王阳明认为，圣贤不以功业为念，不计功业相反却功业随至；普通人以功业为念，处处计功反而会失其功；真可谓“无为而无不为”。

四、结 语

内圣外王思想经过阳明的修复在其现实性上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通过内圣外王思想的实践，阳明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奇人。做人，必须要有内圣的品质，但是功利性不能太强；做官，同样要有内圣品质，但不能没有立政治民的功业。对今天的社会而言，内圣外王仍然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为政者只有时时刻刻“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官之德”，方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也应该看到，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中的内圣要求对于一般人来说做不到，甚至具有某种反人性的倾向；同时他的内圣反对知识与能力，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

［1］ 张文利.孔孟与宋代理学家人格理想之比较［J］.文史哲，2003，（2）：88.

［2］ 张祥浩.王守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钱 穆.阳明说述要序［M］.台北：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4］ 孙德高.王阳明事功与心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5］ 宁淑华.论南宋湖湘学派学术思想之文学影响［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87.

Wang Yangming’s Repair of Confucian“Making People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Thought

WANG Zhong-yuan，LIU Li
（1.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2.College of Informatics，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Changsha，Hunan 410205，China）

Wang Yangming’s“Making People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carries on and develops the tradition.In the treatment of self-cultivation，it insists on suppressing desires to utilitarian，emphasizing people’s minds“pure peaceful heaven.”His“saint”has the tendency of the civilian-oriented and a single.But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it will invariably insist on the benefits as the standard，attach importance to making contributions and“Making People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This“mind”of the removal utility with the“action”in the pursuit of meritorious services reflects the scope of the character height Wang Yangming and his pragmatic style of statecraft.

Wang Yangming；Cultvating Inner Virtues and Outer Merits；repair

B248.2

A

1000-2529（2010）03-0130-04

（责任编校：文 心）

2010-01-05

王中原（1969-），男，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刘 莉（1968-），女，湖南桑植人，湖南商学院信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