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容培，牟方磊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论海德格尔的诗性生存之思

谭容培，牟方磊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是指居住于存在的澄明之境中，大道（存在）通过道说（语言）给出澄明，道说在本真的“人言”即诗与思中保存，诗与思是人之栖居的本真筑造方式。海德格尔的诗性生存之思对于现代人之生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栖居；语言；存在；诗性生存

在现代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统治的物质世界里，命运性的“集置”横亘在现代人与存在的澄明之间，技术力量和技术规划限制了人的自由与发展。人类生存退化为仅仅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工具，现代人在声色货利的世界里左冲右突、“沉沦于世”。海德格尔以悲天悯人的深切情怀和反传统形而上学的诗性之思，决意为人们开启通向真理和自由之路；其诗性生存之思想具有独创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栖居与筑造

从表面上看，“栖居”是占用房屋，“筑造”是建造房屋，两者并存乃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但海德格尔认为“筑造本身就是栖居”，［1］（P153）他将“筑造”、“栖居”、“存在”的内在联系归结为两个命题：（1）栖居就是指人在大地上存在；（2）筑造乃是实现真正的栖居。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曾将人之存在称为“此在”，而日常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乃是作为“常人”沉沦于世。与之相反的是诗意栖居，即“此在”自身选择、决定自身的生存方式，以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不断地通过内在超越即审美生存，无止境地超越其主体性、对象性的限制，在“向死而生”中领会死亡，承担起责任，把自身提升到存在的守护者的神圣地位。只有选择这种积极的在世存在方式，才是最具本己、最具个性、最有充分自由的存在。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对人的本质做了新的断定，他将其名为“绽出之生存”，即认为人的存在方式乃是“绽出”地内居于存在之真理（存在之澄明）中，存在之澄明乃是存在本身的天命之发送。他将这种存在谓之此在，此在是存在世界之中且能够领悟存在本身的存在者，即作为存在之澄明而存在。存在之澄明就是此在之“此”（Da），人作为此在就绽出地居住在“此”的澄明中，此在之“此”作为存在之切近而存在。他又将其命名为“家乡”，又说“‘世界’乃是存在之澄明”。［2］（P412）“家乡”、“世界”、“通向存在的切近处”其实都是指此在的栖居之所，这一栖居之所本质上是指存在之真理，栖居就是指人“绽出”地内居于存在之真理中。

通常的“筑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培养、看护有生命物；二是建造、制造无生命物。这两种意义上的“筑造”不是栖居的原因或基础，而已经是栖居的一个本质结果，相反，若仅为了上述筑造而整日追逐忙碌，则就会离真正的栖居越来越远。

栖居本质上是在存在之真理中的栖居，存在之真理乃是人生存其中的本真世界。传统形而上学认为本真的世界是抽象的超验世界（理念世界、天国等），近现代的科技形而上学则把本真的世界归之于自然，即一种物理的实体世界，这两种世界观都无疑是把世界看作为一种与人分离的对象性的自在存在，即仅仅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海德格尔为了突破形而上学所预设的现成存在者的“存在”的藩篱，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物理时间”的反思和本源时间的发现，从根本上取消了时间作为自身存在者的地位，使之还原成为人的内在生存的体验形式即“此在”生存的自我展示过程，把存在理解为与人共属的存在，也就是说，存在只向人在场，存在和人相互关涉，相互澄明，相互印证。诗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明月清风作为天文物理现象，只有当“我”在场时才会呈现出精神气象和诗意境界，共同朝向真理敞开和放出光明。

2.栖居与诗

海德格尔对于“诗意栖居”作了全新解读，在他看来，栖居并不单指一种占用住宅的行为，而是指人的生存，而诗意也并不完全表现于诗人的想象力的游戏当中或仅只存在于文学之中。他认为诗意与栖居两者并非格格不入，相反，正是“作诗才首先让一种栖居成为栖居。作诗是本真的让栖居”，“作诗，作为让栖居，乃是一种筑造”［1］（P198）。作诗本身也是一种度量，正是在作诗中才有度量之发生，“在作诗中发生着尺度之采取（Nehmen）。作诗乃是‘采取尺度’。”［1］（P206）这里所说的尺度乃是人以之度量自身的神性。神性虽然是不可知的，但它能够通过某种中介向人们显现出来，此中介就是为人所熟悉而为神所疏异的天地万物。

“这种显现”不是一种现成存在者，不能以双手去抓握它，只能在倾听应和的直觉中让它到来，即只有在“诗意的东西”中才会发生。诗人作诗就是“召唤”天空景象，把一切唤入词语中，让它们在其中闪光鸣响，但作诗并非单纯描写天地万物之状貌，而是呼唤那隐身于万物之中的不可见者，这种“能让人见到不可见者的景象”即是“形象”（Bild）：“真正的形象作为景象让人看不可见者，并因而使不可见者进入某个它所疏异的东西之中而构形。”［1］（P211）诗人之作诗正是以形象说话，“形象的诗意道说把天空现象的光辉和声响与疏异者的幽暗和沉默聚集于一体。通过这样一种景象，神令人惊异。在此惊异中，神昭示其不断的邻近。”［1］（P211）

在这里，我们发现贯穿其中的仍然是海德格尔一直关心的真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然他的落脚点是此在的诗意生存。在现代世界，人类为“集置”支配着，这种命运促逼着人把存在者当作“持存物”来订造，在现代人眼里，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是在场者，而一切在场者都成了原料，人生活在一个为持存物所充塞的物质世界，只有在人绽出地生存于存在之真理中时，人之栖居才会发生，通达存在之澄明的路径之一就是“作诗”，“作诗”乃是“采取神性之尺度”，它在倾听应和中让不可见者（神）到来，即在诗性直观中，离形去智同于大道。“作诗”这种“让出性去蔽”摆脱了“集置”这种“逼出性去蔽”对存在之真理的遮蔽，存在之真理本然地显现出来。

3.栖居与思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乃是“觉知”，“觉知”的能力就是理性。“觉知”是对希腊“思想”一词的翻译，它“意味着：发觉某个在场者，有所发觉之际预取之，并且把它当作在场者加以采纳”［1］（P148）。这种“发觉”就是一种“表象”（Vor-stellen），“表象”即是指把在场者摆放在我们面前，从而让它在这种和人相对的状态中呈现出来，此“呈现”就是“再现”（Repaesentatio）。“表象”即是仅仅注目于在场者并且把一切在场者都作为毫无意蕴的对象来看待、来再现、来处理的一种计算性的思维方式。

思想基于表象，表象基于再现，这一点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它隐蔽在一种毫不显眼的事态中：在西方思想之开端，存在者之存在显现为现时出场，这样存在就意味着在场。而不管是哲学研究还是科学研究，它们关注的一直都是现身在场的存在者，这种只关注出场的存在者的表象性思想不是本真的思想。本真的思想乃是对“最可思虑的东西”的思想，即对给出“无蔽状态”的“本有”（Ereignis，或译“大道”）的思想。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本有”当作一个最高存在者来表象，“本有”是不能表象的，它之所以能为人所思，在于它允诺、给予人思想，只有得到“本有”允诺，人才能“思想”它、“持守”它，可见这种“思想”绝非那种对存在者整体强行介入、分割、归类的表象性、计算性、逻辑性的思维方式。海氏以“喜欢”、“回忆”、“思念”、“应合”、“热爱”、“期待”等许多诗性词汇来描述这种对“本有”的“思想”，是为了说明这种思想的感受性、虔诚性、情感性等特征，既不是单纯的意识，更不是理性认知、逻辑思辨，它更多地显现为作为“回忆”的诗。

在《泰然任之》中，海氏将这种对“本有”的思想名为“沉思”，用“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来描述这种“沉思”之态度。这两种思想态度是共属一体的，“两者唯从一种不懈的热烈的思中成长起来”［3］（P1241），“不懈的热烈的思”聚集着保存“本有”，允诺我们通向一个全新的基础和根基，让我们得以在这个技术世界里不受损害地立身和持存。

在如此被理解的沉思中，我们就走向了一个场所，由此出发，一个贯穿当下所作所为的空间向我们开启自身。这里的“空间”不是数学上被设置的、广延意义上的“这个空间”，而是容纳世界四重整体的“诸空间”。人之栖居乃是在寓于物的四重整体之中的逗留。而此在具有某种存在之领悟，具有从“世界”方面来领会本己的倾向，即根据存在之本质来沉思人之生存，以神性来度量自身，来测度天地人神共属一体的生存空间，以便实现切近于大道、应和于物的特性的筑造（栖居）。

“沉思”就是这种本真的筑造方式，它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让栖居，它对物泰然任之，应合物的特性，因而物得以自行聚集天地人神四重整体并且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场所，这个场所设置出一个空间，终有一死者得以栖居于此空间中，参与天地人神的世界圆舞，从而既是思性地也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

但是“诗”与“思”毕竟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因为“诗是在语言领域中并且用语言‘材料’才创造它的作品”［4］（P38），而思想也根本上是一种在语言中的思想，脱离开语言我们就根本不能思想。

二

从30年代中期开始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一种明显的“转向”：对“存在”的“语言”阐释代替对“存在”的“时间”阐释，即从“时间是存在的地平线”转向“语言是存在的寓所”。这样，“存在”与“语言”就成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主题。［5］（P95）他的语言之思也同样发生了某种转向：前期他着重阐释了“话语”对此在之展开状态的组建作用，后期则将语言和存在之真理直接联系起来。

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海德格尔终于将他的语言观，即“语言直接相关于存在”这一思想，公诸于世，当然这一思想只是作为论述背景在起作用，且相对而言关于语言的讨论在书中所占的篇幅还非常有限［6］（P296）。他将“话语”（Rede）和“语言”（Sprache）区分开来，认为话语是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话语被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话语同现身、领会在生存论上同样原始。”［7］（P188）它同现身、领会一起组建着在世的展开状态，不管是此在对于自身实际处境的意识，还是此在向着将来对于自身能在的筹划，甚或是此在向着世界与他人的沉沦，都只有在话语中才可能发生。所以海德格尔说：“话语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建构，它对此在的生存具有组建作用”［7］（P189）。

不可否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语言的讨论还是相当不充分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语言思想包含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譬如他的话语对此在之展开状态具有组建作用的提法、他对话语与语言的区分、他对听与沉默的重视、他对“言”之“让看见、揭示”等意义的考究，以及将语言和逻各斯、真理等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的努力等等，都为他以后的语言本质之思奠定了基础。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语言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海德格尔通过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的阐释，认为在希腊人的心目中“逻各斯”和“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逻各斯就是经常的采集，就是在者之内在的集中，也就是在。”［8］（P131）“在”就叫做：进入无蔽境界，所以逻各斯这种采集就具有去蔽、敞开、使公开的根本性质，逻各斯就是“起公开作用的采集”，正是在逻各斯所具有的去蔽、敞开、使公开的根本性质之处，海德格尔发现了语言之本质的原始消息，逻各斯从根本上具有采集和语言的双重内涵，逻各斯采集在者之在并将其敞开出来，这一敞开出来即是“原始的说”。在原始语言中，在者向我们敞开，而言词、命名就是把在者之在保持在其敞开的安定状态之中，言词、命名不是人们事后为一个已公开的在者配备上一个约定的符号，而正是言词、命名才始令在者是其所是，并且使之显露入在中。这样来看，言说者必须首先倾听原始语言才能有所言说，原始语言乃是存在之言说，看似是人发明了语言并且运用语言，实则是语言在先，而后才有人之言说，本真的言说乃是人回应存在的无言之说。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认为将语言看作交流工具的观点并没有触及到语言的本质，他着重从“命名敞开存在者之存在”的角度来思考语言。他说：“没有语言之处，如在石头、植物、动物的存在中，就没有所是的敞开，相应地没有无和空的敞开。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首次命名，第一次将存在物带入词语和显象。这一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到达其存在。”［9］（P68-69）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语言”相关于存在之真理。此一“语言”乃是“原始的说”，这种“说”是存在之言说，是“澄明的投射”，只有在存在之澄明中，存在者才能与人相关涉；二是“语言”通过给存在者命名，使在者之在向人敞开，这里的“语言”指的是人回应存在之说的本真言说。同时，海德格尔在此文中将“存在之真理”、“语言”和“诗”联系起来思考，提出了“投射的言说是诗”、“语言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是诗”、“诗的本性是真理的建立”等观点，为日后的“诗思合一”、“诗和思乃是语言的两种本真生成转换方式”等重要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逻各斯》一文中，海德格尔详细考究了“logos”一词，他说“logos”原始地含有“置放”意，但另一方面，它也确实主要意味着“道说和言谈”。何以逻各斯的原始意义“置放”会达到“道说和言谈”的含义？因为“置放就是：让一起在场者聚集于自身而呈放于眼前”［1］（P224）。正是在“让事物一起呈放于眼前”的意义上，海德格尔看到了道说的本质：“道说乃是被聚集起来又有聚集作用的让事物一起呈放于眼前”［1］（P226-227）。而“让…呈放于眼前”就是“让在场者在场”，即将在场者放入无蔽（真理）状态中，而“在场者之在场”就是德语中的“存在者之存在”，这样看来，逻各斯就是表示存在者之存在的名称，存在之道说就是真理之发生，而人的本真言说就在于听“采集着的置放”即听存在之言说。在《命运》中，海德格尔再次强调：“我们必须从道说出发来思考语言之本质，并且把这种道说思为让呈放和带向显露。”［1］（P266）他将“思想”和“道说”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在让呈放和带向显露即让在场者在其在场中呈放出来，在场者才与“思想”相关涉。同时他认为思想之所思始终已经是置放、言说的所言，他说：“思想，即关注以及它所觉知的东西，乃是一种被道说的东西、被带向显露的东西。”［1］（P265）

最早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观点：“存在，作为其自身，横越其自身的领域，此领域是由存在在语词中现身所划分的。语言乃是一地域，也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家园。语言的本性并非在指称之中消耗自身，它也不仅仅是具有指号或密码特性的事物。因为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达到所是。当我们走向井泉，我们穿越森林，我们总是已穿越了‘井泉’字眼，穿越了‘森林’字眼，甚至当我们没有说出此字眼和没有思考任何与语言相关之物时。”［9］（P120）我们生活远远超出动物所局限的物质世界（对人类而言物质世界也是由语言命名的），提升到无比广博深邃的文化世界和思想世界，而这一切都是由语言建筑起来的，语言本身就是存在的家园，离开语言，人类生存就失去了家园。

“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一命题通过《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而为世人所知晓：“思想完成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思想并不制造和产生这种关联。思想仅仅把这种关联当作存在必须交付给它自身的东西向存在呈献出来。这种呈献就在于：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只要这些看护者通过他们的道说把存在之敞开状态（Offenheit das Seins）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则他们的看护就是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完成。”［2］（P366）显然，存在和人共同栖居在语言这一家园里，存在和人之本质的关联于其中得以实现，但是这一语言之家并不是人能够随意筑造的，不管是思者还是诗人都需先领受存在之交付（响应存在之言说）才能有所道说（思想和作诗），才能“通过他们的道说把存在之敞开状态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在这种本真语言中保持着存在的敞开状态（存在之真理），思者和诗人得以栖居在此家园中并且悉心看护之、照料之。

海德格尔成熟的语言思想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述，他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终于思得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核心思想，那就是“大道之道说”。“大道”（Ereignis）乃是一种非实在的自行运作的东西，它通过道说运作不息、持续开显，它隐蔽地切近于人，它聚集一切存在者并给予出“自由的澄明之境”。“道说”（Sage）不是人说话意义上的“道说”，而是意味着：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它本质上是大道自身的运作与开显。大道与道说乃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大道运作着显示出来就是“道说”，“道说”就是“大道”最本己的“成道”（das Ereignen）方式，此“成道”给出澄明的自由之境，从而“在场者能够入于澄明而持存，不在场者能够出于澄明而逃逸并且在隐匿中保持其存留”［10］（P258）。

只有大道道说，人才能跟着说，这样在语言与人的关系上就实现了一种根本倒转，语言说于先，人才能说，“人言”是植根于“道说”的。海氏认为终有一死者若要说话，他首先必须有所“倾听”，毋宁说人之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应合“道说”的“倾听”。“倾听”的方式有两种即诗与思。海德格尔经常将“诗”、“思”对举。诗与思是一种近邻关系，两者相互需要，居于同一领地之中，这“同一领地”就是“切近”，“切近”使诗与思保持在近邻关系中。这个“切近”本身就是“大道”，诗与思是“大道之道说”的两种最突出的方式。诗与思为存在之真理建造本真的居所。

三

海德格尔对存在之真理的追问及其诗性生存之思，对现代人的生存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之本质乃是“大道之道说”，是一种“寂静之音”。“道说”（Sage）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之说话，“Sage”意味着显示、让显现，它是大道之显示与运作，它既澄明着又遮蔽着把世界呈示出来，它为“天、地、人、神”世界四重整体的“相互面对”开辟道路，即存在之真理的显示。“人言”植根于“道说”，“人言”是大地（道说）开出的花朵，人跟随着“道说”而说话。

“大道之道说”需要（braucht）人之说话，人为“大道”所用，把无声的“道说”化为有声的“说话”，人若要说话，首先必须有所“倾听”，毋宁说人之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应和“道说”之允诺的“倾听”。但是在“道说”向“人言”的转化过程中，本真的道说有可能堕落为一种非本真的言说（譬如技术化的、形式化的语言）。现代社会无疑是一个为技术所统治的世界，海德格尔以“集置”来命名现代技术之本质，“集置”以大道的方式成其本质，同时“集置”也伪置大道，这样，人与大道的本质关系就被偷换为人与“集置”的关系。“集置”促逼着摆置人把一切在场者都作为持存物来订造，计算性思维就成了支配现代人的思想方式，从而人就只会说“集置”的语言，“说话受到促逼，去响应任何一个方面的在场者的可订置性”［10］（P265）。如此被摆置的说话就是信息，它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人生存在这种形式化的语言之中，不再能倾听、接收“大道之道说”，人与大道的本质关联被彻底遮蔽、遗忘了，人们只专注于在场者的可订置性，而遗忘了那个使存在者现身在场的“大道”本身，现代人变成了“集置”的奴隶，为可订置的持存物所趋迫、所奴役，东奔西走，追名逐利，无家可归。只有“诗”与“思”这两种本质性的道说能够突破形式化的“集置”语言的遮蔽，使终有一死者与大道的原始亲密关联恢复如初。

大道之道说给出澄明的自由之境，而诗与思乃是道说的两种最本己的方式，可见澄明只有在诗与思中才会本然发生，诗与思就是存在之真理的本真居所。诗与思既是本真的筑造即让栖居的方式，又是大道之道说的两种最本己的言说方式。也就是说，大道之道说有待转化为“诗”与“思”。作诗与思想就是指诗人和思者在专心虔敬的倾听中让道说转化为本真的人言即诗歌和思想，这其中保存了道说的最原始本真的消息，借助极具运思空间和想象空间的感性形式，存在之真理最本然地显现出来，照亮此在生存。

但是，不难发现，现代人眼光所及、手之所到、心之所欲的仅仅是在场的、实用的存在者，所谓的栖居就是在堆积着各种存在者的空间里活着。居住空间无限大，诗意生存空间却无限小，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存质量却每况愈下，长此以往，现代人将深陷于精神危机与环境危机之中不得自拔，主体式的生存最终必然走上反对本真存在的绝路。

海德格尔看来，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统治造成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他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构造成一种控制对象，理性化、工具化成了一种天命，这一理性化、工具化的铁笼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心灵和思维。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以自己的在场来衡量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把世界视为以人类为中心而旋转的为我世界。海德格尔提出“此在”这个术语，认为“此在具有从‘世界’方面来领会本己存在的倾向”［11］（P22），故他要求放弃黑格尔的“绝对主体”身份，把人提升到存在守护者的神圣地位，为此发出“诗意栖居”的召唤，提倡人们走进存在的真理。这有助于现代人提升生存境界，拓展生存空间，改变生存方式，挣脱欲望主体和消费主体，重建诗性主体，走出生存的误区和迷途。“朝闻道，夕死可以”。人最可珍贵的东西不是世俗的感性欲望和权力欲望的满足，而是对“沉沦在世”的超越，对存在之真理、对自由之境的追求和运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来灵魂的安顿与幸福。

海德格尔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存在的真理（大道），又把语言的本质之整体命名为“道说”。在诗、思中道说最本真地转化为人言并且保存于其中，诗与思乃是人之本真居所的筑造方式，诗与思乃是本真的让栖居。诗与思都是通过语言（人言）实现的。“海德格尔之所以把语言当成存在本身的‘家’，强调语言对诗性存在的绝对重要意义，也就在于语言具有想象的性质和可能，语言的象征性结构为人的自由超越性提供了可能，为审美生存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12］我们赖以生活于其中的语言，为人的存在开拓了最大可能性。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低估语言对于诗性生存、对于诗性主体建构的极端重要性，也没有理由不借用这种丰富而悦目的形式去解读存在，借助诗性想象和诗性运思去观照“广大的世界空间”全景，体验诗意人生。从而冲破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对语言的遮蔽（异化为符号语言）及其对本真世界的遮蔽，拨云见日，返朴归真，栖居和切近在大道（真理）的近旁。

［1］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4］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王一川.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6］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5.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

［8］海德格尔.形尔上学导论（熊 伟，王庆节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海德格尔.诗 语言 思（彭富春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10］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孙周兴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12］谭容培，颜翔林.想象：诗性之思和诗意生存［J］.文学评论，2009，（1）：195.

On Heidegger’s Thinking of Poetic Survival

TAN Rong-pei，MU Fang-l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n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Heidegger’s thinking of Dwelling refers to the living in the clarity of Existence.The Erieignis（Existence）gave clarity by Sage（language）.Sage keeps true in poetry and thinking.Poetry and thinking are really building ways for human’s dwelling.Heidegger’s thinking of poetic survival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living of modern people.

dwelling；language；existence；poetic survival

B83-0

A

1000-2529（2010）03-0033-05

2010-01-06

谭容培（1945-），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编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牟方磊（1984-），男，辽宁朝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谭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