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翠绒，邹会聪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文化诠释

王翠绒，邹会聪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通过社会伦理学视角分析传统尊老伦理文化与家庭养老功能的内在逻辑机制，剖析了目前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文化根源。研究认为，大力弘扬尊老伦理精神，促进传统孝道文化结构功能的协调一致，从而促进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重新焕发活力，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治本之策。

孝道文化；家庭养老；代际和谐

几千年来，在尊老文化的熏陶和浸溽下，中国农村家庭内“同耕、同吃、同穿、同苦乐”，老人赡养不成其为重要社会问题。但目前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致使游离于社会养老保障之外的农村老人出现养老危机，其原因甚多，但根源在于传统家庭养老文化根基的动摇。

一、敬老且乐养——传统伦理文化支撑下家庭养老的实现路径

尊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养儿防老、居家养老这种中国农村养老方式，历经沧桑，一直被老人们视为最理想的养老选择，而高度协调与整合的尊老伦理则是其深层文化根基。

文化作为社会调适系统，是人类的共享成果，它包括价值观、规范文化以及物质文化，其中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1］（P63）。按照费孝通对文化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结构层次：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观念层次。费孝通关于文化的三层次概念，形成了“文化结构”的一般分析框架。文化内部的三层次之间彼此协调，就能发挥文化的社会控制与调适功能。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相应也就有正负、优劣和强弱之别。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组织系统内文化质点的积极能量能够整体地发挥出来；否则，文化结构内各构成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点的负面能量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弱化或无力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发生变化，文化内部结构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儒教伦理基础上的尊老文化是与诸如道教、佛教等它种文化长期有机融合酝酿而成的社会主流文化，在农业文明的生态环境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先进性。在我国传统社会，敬老孝道伦理构成社会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使家庭养老有了极其深厚的文化支撑。于是，尊老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融于他们的血脉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不可轻易改变的精神品格。事实证明，正是传统尊老文化对中国家庭养老模式发挥着强劲而有效的功能，和谐的家庭养老便成了农村老人几千年来一直固守的难解情结。在物质文化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家庭既给孩子创造了发展的空间，也为老人提供了养老的乐园，尊老爱幼的人性得到充分体现。

在这里，文化结构内部层次结构高度整合，尊老文化对个人的社会化、群体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规范约束以及整个社会的整合与导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一，赋予孝道以丰富的内涵，把敬老作为做人之本，使尊老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底线，“乐于养”便有了基础性前提。尊老文化的伦理取向主要有整体主义、重义轻利和从善的价值取向。什么是孝？孝与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孝的核心就是敬老。孝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孝敬事亲，无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损，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2］（P2545）费孝通先生认为孝就是“做子女的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心安。”［3］（P11）《论语》对孝也一直从情感上说教，所以孝顺所注重的是精神慰籍，内涵还包括赡养、善意规劝和为父母争荣耀。儒家认为尊老是人教化之始，“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4］（P91）韦伯也将“孝”看成中国道德中的元德：“有了孝，就是经受了考验。”［5］（P208）

第二，尊老实现的行动路径是加强个人的“仁德”修养，“克己以复礼”。“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礼仪文化”。孔子要求人人“志于礼而行于孝”。礼是什么？“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礼”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的恭敬、对幼小者慈爱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包含“谦和”之德。尊老伦理道德也是通过“礼”来维护，礼制文化的实施以人的血缘关系和情感为基础，强调人的社会地位，旨在通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修养和规范来达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儒家对于尊老的阐发，将外在强制性的礼制转化为人内在自觉的道德修为，把“仁”看成孝之本。同时儒家注重人的社会性，认为每一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而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所以庄子提出“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的伦理思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发端于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或“良心”。“仁德”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之德，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忠恕”是由仁派生出来的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忠恕之道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基本内容是“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因此，儒家所主张的仁爱和礼仪有利于尊老伦理的普遍推行。

第三，尊老文化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国家的大力倡导确立了老人尊崇的社会地位。在“尊尊、亲亲、长长、子子、幼幼”的人伦“礼治”社会，老人经历了道德熏陶和实践风雨的磨练，代表着幸福、智慧、安康与和睦以及亲爱，因而也就具有了崇高的权威。老人们不仅是家庭劳动的参与者，也是领导者，对家庭成员负有道德教化、组织生产生活、资源分配等权力与义务。就国家来说，老人特别是德高望重的高龄老人也被看成是国泰民安、国运亨通的象征。儒家一直把孝看作是“天之经，地之行，德之本”，以孝治天下则“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国家通过对孝文化的大力提倡、教化、监督和对家族的保护与支持，使尊老成为了社会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和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为建立一个“幼有所恤，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理想大同社会，儒家设计了一条达到和谐美满的理想伦理路线：“言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而志成，志成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礼记·大传》）

二、疏老且弃养——尊老孝道观念日益淡薄与养老功能的严重弱化

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阶层结构的迅速嬗变，社会流动的日益加快，对农村家庭养老起依托和支撑作用的尊老文化逐渐衰落，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农村老人日益处于“边缘化”地位［6］。就我们对湖南洞口和隆回两县老人在吃、穿、住、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方面的抽样调查、个别走访，大多数老人生活拮据、照料不足、精神赡养乏力。

据我们的调查，60岁以上老人中除生活不能自理的外基本上没有休息，下田耕地的男性劳动力，60～69岁的占86.7％，70岁以上的仍占32.4％。即使体弱或患病不能下地劳动，也在家从事养殖等体力较轻的活。老年女性一般65岁以上淡出田地，却依然在为子女带小孩、做家务和养殖忙碌。

由于经济拮据等原因，农村老人“小病扛，大病挨”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老人重病在身仍在劳动，即使卧病在床也不肯去医院治疗。有老人因为害怕花钱拖累后代暗地自虐而死。据我们对某村的调查，得到医疗救助和护理后寿终正寝的老人不到去世老人的三成。91岁的王德公老人病后拒绝乡村医生简单的输液治疗，不肯吃喝苦熬三天而亡；82岁的曾玉成老人在床上熬了四天，临死前大小便失禁挣扎着自己爬进床头棺材里；失去老公的78岁的李香花老人晚上如厕不留神摔伤造成骨折，不肯就医，只吃些镇痛药维持，见过所有亲人后精力衰竭而亡。老人们就是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牺牲”方式演绎着对子孙的亲情和伟大的爱，实现着他们“圆满”的功德。诚然，老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家人和后代，但受到谴责的难道不是后辈的做人良知，拷问的不是尊老孝老社会基本伦理底线的崩溃吗？

在农村调查我们深切感受到，相当部分老人当他们耗尽生命的精华，退出生产劳作而只能依附于后代生存时，常常连最起码的生活资料都难以保障，特别是丧偶后的老年女性，面对媳妇的嫌弃和儿子的忽视更显生活的无助。即使这样，老人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精神和心理，支撑着他们承受种种的不公平。不难看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们面临的尴尬困境，粉饰了农村家庭养老中许多不和谐的现象。

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弱化，其中固然有社会流动加快、家庭小型化、子女减少所致的负担系数加大等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尊老伦理文化的衰退。从文化结构功能的角度来说，就是尊老文化内部结构三个层次的不协调，甚至矛盾与冲突，特别是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尊老价值观的逐步丧失，使得社会规范失衡、失范和失控。

第一，从社会伦理生态环境来说，利他主义道德水平下滑，“不敬不孝不仁不义”的耻辱感消退。首先，在传统社会，孝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可是近代以来，“孝”被片面污名化为封建流毒，于是“忠孝仁义”遭受一次次批判和抨击，传统伦理道德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损毁，敬老价值观被践踏被嘲弄。“老”成为没用、废物、累赘、封建、顽固、保守、落后等贬义的代名词，“老不死的”成为经常被年轻人显示革命和反叛的“国骂”。其次，在失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与加剧，公平正义等社会公益常常被牺牲和扭曲，孝道与敬老这根传统的做人伦理底线被无情地蹂躏，许多人不再以不敬老和不赡养父母为耻。再次，由于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亚文化观念负面影响和侵蚀，张扬个性和展现自我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年轻人家庭观念也开始淡薄，离婚率不断攀升，由此导致家庭承载的养老功能逐步弱化。

第二，从文化的物质层面来说，家庭所创造的财富所凝结的尊老符号价值被剥离，老人的作用与地位被贬低乃至丧失。在传统伦理熏陶下，家庭成员都有很强的家庭价值观和整体主义思想，家庭的和美康乐是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为维护家庭内部和谐，家庭成员在家长领导下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角色演好，而个人的真实意见和感受则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此外，国家统治者还通过“赐食”、“封爵”、免赋税等提高老人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因此，尊老爱幼是家庭内和社会上天经地义的事情，真善美与假恶丑有整个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和奉行的规范准则。而现在，父母倾其一生心血和积蓄把子女培养成人，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除了奉献给了社会，其余全部隐藏在子女的人力资本上。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家庭也逐渐变得急功近利化。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村老年人熟悉耕作技术，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掌握着家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家庭和社会地位较高。现在挣钱靠科学、靠技术、靠外出打工。以目前经济贡献的大小决定其在家庭中的地位。老人对隐形资产的所有权被剥夺，在家庭中权威地位在丧失，甚至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也在失去。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产生纠纷。尤其在当今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思想活跃，传统养老观念受到挑战，年轻一代在思想上基本认同养老的同时，行为上则表现得更为现实和自我［7］。

第三，从尊老的组织和制度层面上看，农村管理权力真空化，组织虚体化。在我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将维护家庭养老视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有一套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尊老敬老是通过户部主管、县级机构直管、吏部考课、监察部门分察、孝文化灌输等纳入政府行为范畴，“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八十达于诸侯。”（引自《礼记·王制》）在民间，宗族大家庭对家庭养老起着极其重要的辅助作用。首先，它有道德教化、道德监督与道德评判的功能。族长在家族中享有最高的权威，有评判是非曲直和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者实施惩戒的权力。其次，宗族内部拥有公用的部分土地等资源，主要用于防范灾害、助学和扶助孤寡无依者。此外，宗族内部成员相互帮助是成员的责任。为了保证无子女的老人，宗族内部都有“认亲子”和“招郎上门”等风俗习惯。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政府权力开始全面从农村消减，基层组织虚弱无力，养老出现了管理真空，老人的基本权益只得靠《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零星的法律条文来保障。农村家族组织遭到多次打击早已土崩瓦解，虽然近年有所恢复，却基本上虚体化。农村人际交往的差序格局特点决定了敬养缘于血缘的亲情取向，而在利益取向逐渐占据非常地位的当前，亲情淡薄，人际关系疏离，家庭养老的家族亲属支持网络呈现碎片化，老年人的“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

第四，从观念层次上说，尊老敬老缺乏有效地社会强化和激励。在传统社会，家庭养老不只是家庭的私事，同样是政府业绩标志，被赋予国运和德治的象征意义。“上老老而民兴孝”，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和行为对家庭尊老养老的物质支持，对民间尊老养老风尚兴盛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敬老的倡导和示范功能减弱，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养老制度安排呈现出孙立平先生所说的城乡二元断裂，同时农村还出现了行使尊老养老的道德教化以及监督、评判与奖惩的权力管辖真空［8］。价值观是人以自己的需要为基础对事物进行评价时所持的内部尺度，它为个人的行为和态度提供指南。价值观又是在社会中习得的，缺乏对礼制和道德的约束与自修，对尊老行为的激励、滋养和强化，尊老价值观就难以有效整合成社会的主流共识。

可见，目前农村尊老文化的物质层次与组织制度、观念层次之间存在剧烈的矛盾冲突，在缺乏普遍而严格的敬老制度规范和道德观念的控制下，老人生活所需的物质文化得不到基本满足，老人对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包括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丧失享有权利，这是社会最大的不公正。

三、重拾传统孝道，促进代际和谐发展

对于获取生存资源和快乐幸福能力极端脆弱，机会极其缺乏的农村老人，他们能否“老有所养”不仅是衡量社会文明和谐程度的重要尺度，也是关乎做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人类福祉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问题。

对老人们来说，家庭是他们一生殚精竭虑营建的港湾，也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幸福乐园，“四世同堂”、“家和康乐”仍然是老人们美好的追求。在我国现有经济水平及传统文化心理的惯性作用下，今后一段时期，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模式。而且，家庭养老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提供服务等方面具有其他养老模式无法替代的优势。因此，重拾传统孝道，把敬老伦理价值观重新整合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和普遍的行为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立足于责任、爱心与道义的家庭养老模式，是解决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的必由之路。

1.弘扬民族传统美德，重构和谐的孝道文化，突出尊老的社会意义，从观念上强化农村社会的家庭养老意识。首先要重拾“孝道”，让尊老养老成为农村一种良好风尚。提倡“孝”为做人的基本价值，为人处世的伦理底线。其次，提倡“孝老”必须以严格的礼仪教化和道德自修为保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此要加强制度建设和社会公民的道德文化建设，强化尊老观念。个人行为要经常进行道德评判，精神上褒扬和物质上的奖励与严厉惩戒相结合。只有当尊老养老成为了人的自觉行为，才能真正实现“行于孝，乐于养”，老人安享天伦之乐。

2.积极提倡和宣传新的家庭养老观。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需要更新。与传统家庭养老相比，新的家庭养老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家庭养老既包括家庭成员，也包括家庭以外的亲戚朋友、邻居。长期的地缘文化影响，老人对亲友、邻里关系有较强的认同感、依赖感和归宿感。年长体弱的老人跟老朋友、老邻居一起聊天、交流会感到很充实、很温暖，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会很坦然、很舒心；家庭养老既包括儿子赡养老人也包括女儿赡养老人。改变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观念，打破赡养责任中的性别划分，使女儿和儿子共同承担养老的责任；家庭养老既包括居家养老也包括与子女分居养老。改变合居才养老、分居则不管的观念。合居、分居只是各自方便的需要，并不改变责任义务关系。无论是合居还是分居，子女都要一如既往地尊敬和赡养老人。

3.积极创建以家庭为养老载体、辅之以多层次社会性资助的农村养老模式。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缺乏社会性资助往往负荷沉重，养老质量难以保证，因此，社会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老人予以一定的资助。社会资助的内容主要是资金和社会服务。具体方法有：一是落实农村老人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金应包括基本生活费、医疗费和护理照料费用等，可以按年龄和身体状况为发放标准；二是建立社区老年基金，为照料老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为老人服务者提供时间或工资补贴；三是允许老人以土地和房屋做抵押，申请为家庭养老提供政府援助性贷款；四是建立农村老人活动中心，使农村老人也像城里老人一样，参加一些文体活动，愉悦身心［9］；五是对孤寡老人实行“集中供养”。现行的“分散式”养老难以保障农村孤寡老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赡养，实行社区“集中养老”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据悉，经民政部批准，由中国老年报社兴办的中国首家全国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光彩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今年4月9日在北京成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将在全国推广建设居家养老呼叫服务联网体系。中心将为居家养老人员安装呼叫服务器，建立个人电子信息档案；组织建立居家养老呼叫服务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专业讲授师资队伍，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岗位培训；开发建立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技术）研发体系，为建设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最新技术和产品。光彩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成立和呼叫服务全国网络体系的建设，是应对目前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探索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途径。

家庭养老是人类责任与爱心的世代传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孝敬父母都是做人的基本伦理底线。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共建”与“共享”的和谐伦理价值观，涵盖了“敬于老而乐于养”的代际和谐互助，是现代家庭养老重新焕发光彩的思想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于“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做出了郑重承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对社会文化建设，报告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并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为全社会形成尊老孝老的文明道德风尚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涵，是家庭养老思想文化的支撑和保证。

［1］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 强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孝经·十三经注疏［M］.长沙：岳麓书社，2003.

［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5］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姚 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9）：59-61.

［7］ 赵海莉.论新农村建设的五大支柱［J］.甘肃社会科学，2008，（1）：244-247.

［9］ 胡美灵.保障农村权利的价值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5）：87-90.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Pension for the Old

WANG Cui-rong，ZOU Hui-co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In social ethics perspective，this paper is to describe the rural households’pension situa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pect for the old.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why the rural family pension is being weakened.Therefore，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rural household pension is to vigorously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respecting the old，to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oherence in its cultur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o that the rural family pension can be renewed.

culture of filial piety；household’s pension；inter-generational harmony

C913.7

A

1000-2529（2010）03-0011-04

（责任编校：文 泉）

2009-11-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新时期人口伦理问题”［05BRK005］

王翠绒（1952-），女，湖南桃源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邹会聪（1977-），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