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东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文化认同：欧洲一体化的隐性动力

史晓东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蕴含着复杂的认同因素。除去经济认同和地域认同以外，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的隐性动力。在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了以西方性为代表的文化认同意识，产生了古典主义、普世主义、个人主义等诸多政治文化类型。当前，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超越了地理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的隐喻，迈向了制度保证的文化认同构建，成为了一种完整的发展动力。

欧洲一体化；文化认同；普世主义；原动力

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实践，欧洲一体化理论则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纷繁复杂的研究领域。显然，“欧洲一体化各种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或理解一体化的过程和结果，以及欧洲一体化治理的某些特定方面。”［1］（P2）在这些理论中，对一体化发展的动力问题的研究尤其重要，形成了各种研究路径，基本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呈现出了拼盘式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政治文化研究成为这一拼盘中新的翘楚，大有新桃换旧符似的范式革命之意，因此，如何认识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文化层面上的认同，是我们认识欧洲一体化这一政治现象的有益视角，也是反省中国政治文化建构的有益参照。

一

欧洲自始至终与其说是地理或者社会的实验，倒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建构［2］（P314-321）。欧盟的创始人莫内曾经说过“欧洲未曾存在过……它必须被创造”，其明确表示如果欧洲推翻现有历史记忆而重新组织，也许不会从经济一体化领域入手，而是从文化认同领域开始。而事实上，随着欧盟的发展，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文化层面上的共同选择已经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路径。欧盟执委会曾于1984年设立任务，即通过交换青年学生，确定欧盟旗帜和欧盟盟歌等方式探寻文化建构意义上的欧洲认同。2002年，哥本哈根高峰会上，欧盟国家提出了一个欧洲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即究竟是什么特质使得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著名欧盟问题专家鲁兹教授明确地表示“只有人民在心理上彼此认同为‘同一族群’，而非一群松散累加的个人，政治系统才可能持续存在。而此一认同的获取，必须建立在人民共同的价值、利益和目标，并且愿意为同样的理想而奋斗”［3］（P6），显然这绝对不是经济一体化所能够带来的本质认同。如果对欧洲尤其是欧洲人细致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文化认同。

了解文化认同，必须认识到认同是一个抽象概念。有的学者指出，认同具有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认同是人类行为与动力的持久源泉，它坚定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对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派生出生命的意义；在宏观层面，认同是一个更深刻的个人意义的代码，它将个人与最一般层面的社会意义相联系。社会学家常常将认同视为共有的信仰、情感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角色与身份［4］。由是观之，早期的欧洲联盟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确实忽略了一个攸关欧洲人民的本质性问题，文化差异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的层次落差尚未使得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合法性的信任和认同。文化反射人民的生活，是日常生活有形之物与无形意志的统合，在哲学思想、政治理论、文学艺术、理念、像章文化、典范崇拜和宗教仪式等具体模式之上，文化还包括了行为背后抽象的思维与思想，甚至是某种民族情怀和地域知觉，例如价值观、理念、传统等表达。文化是内在的，因此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趋向性的共识与认可，此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于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可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准则与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归属意识和形成结构，因此，如果说经济认同是欧洲一体化的物质保障，安全顾虑是欧洲一体化的直接原因，那么基于公民意识的文化认同则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须臾不可分离的精神支柱。

我们可以从文化认同在文化结构中的定位与功能角度探视欧洲的共同性。客观地说，欧洲的公民情感无法与国家等“本地”（Local）情感相比，普世主义的传统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经过中世纪到近现代之后，逐渐将原本流转于各地、各民族和各人种的感性意识、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融入到强大扩张者的政治、军事行动中。在欧洲逐渐形成了依靠某一先进文明因素而实现西方政治传统中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向往帝国的繁荣，还是争当上帝的选民，抑或体现优秀民族的高贵，以及多元自由主义的普适性，欧洲一体化的因素始终存在。只不过此种存在的文化基础是单一或者狭隘的，正如亨廷顿所识，西方在现代之前就已经是西方，而此种西方性并不是能够始终体现某种普世精神的。但是，在并非以大一统为其理想模式的欧洲政治传统中何以产生对一体化的浓烈需求，这就超出了国家利益和政治公民身份的构建，而表现为对某种归属感的需求。在欧洲，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差异很大，但是从根本上而言都属于比较崇尚力量的共同体，不论是政治的影响力——如古希腊、罗马，还是军事的才华——如日耳曼文明、拿破仑帝国等，以及商业的号召力——如荷兰、英国崛起等，力量的意识付诸于各种形式和人们的寄托中，并以之维护个人功利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情怀等。这都是来源于一种渴望，认同之所以在上述不同的形式中流动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认同的基础来自于欧洲人对于理性意识的推崇，这种理性意识始终依靠其丰富张力的弹性状态，将每个人、民族，乃至国家的依赖体现在不同经济结构条件下的社会特质当中。我们也许看到了英国人的保守、法国人的激情和德国人的刻板，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尊重能够更能依赖的力量代表，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认同。

我们认为，文化之于欧洲不是一个简单的语义载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的自在自为的模式，任何狭义的文化都不可能是认可语境下的，而广义的文化认同则是存在于不同民族、国家乃至种族、肤色之中的，非但如此，它不仅不依赖于上述条件，而且也不依赖于语言、生活习惯和历史传统等人为因素，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使用同一种语言、类似生活习惯的人却拥有根本不同的文化认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上的群体。之所以欧洲能够在诸多民族、语言和国家中产生出一种文化，大抵来源于共享的意识、利益和价值归属的需求。以宗教文化力量为例，当今世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多是跨越了原有区域文化和族源传统而形成的信仰的认同。而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与指导下，人们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都会产生某种趋同，因此才会有共同的约束和相同的制度选择。对于世俗世界而言这是二元、两分的，但是对于文明而言，则是统一、普世的。欧洲一体化如果仅仅从经济联合是无法确认其可能的未来，因为经济的联系还有可能被种族主义或者古典情怀打破，而文化认同却从精神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逐一展开。进一步说，经济一体化完成的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不过完成了制度层面的一体化，而欧洲人的统合性文化认同却可以凭借自由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的意识形态模式表达出来，甚至在这些意识形态之间大多是水火不容的，这就说明了欧洲的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发展中隐性的力量。精神文化存乎于人的意识之中，它与自然之物、人类行为、人的生物体相结合的产物就形成了文化行为、文化制度和文化物质，而欧洲人的特殊文化认同不是通过别的而正是通过人类的精神世界反映到了整个欧洲发展和一体化的过程中。

二

从基本范畴和价值框架的角度我们大致已经了解了，欧洲一体化为什么具有以及具有什么类型的文化认同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在欧洲文化的大框架下，文化认同问题可以解构为民族国家认同、地区认同、欧洲认同等三种形式。”［5］而且，这些形式并非空中楼阁，而是通过认同的具体实现尤其是欧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政策等可以进行明确地分析和界定。随着欧洲整合的趋势日益强化，为了找出欧洲界域内的共同性与殊异性并定义与分类，人们不断展开欧洲观念的辩论，尤其在1989年苏东剧变之后，欧洲这一概念成为20世纪末政治想象与动员隐喻的词藻。许多人都强调欧洲本来就是一个共享的价值观与文化和认同的文化实体。例如：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信仰、启蒙思想、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民主与宪政思想等内容成为了共享欧洲的核心元素。但是，这些论断的困境在于，如何在文明冲突日益加剧的今天，合理发现欧洲理念的内核是什么，这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制定国家政策和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大部分人都同意，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欧洲政体要保持可持续性，就要求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但欧洲认同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6］（P207）。我们看到，目前欧盟文化政策参与其中，而且挑战了如何调和欧洲文化吸引力与凝聚力的问题，在补充原则的缓冲下，创造并兼容了欧盟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并且为共同体创造了以实质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为保证的欧洲文化基础与国际交流平台，并且将这一目标付诸于欧洲文化外交的实践之中。

当然，欧盟文化政策定位摆脱不了其传统的欧洲性的影响，而且有些观点正确地指出欧盟并不等于欧洲一体化。但对于近代以降的欧盟概念而言，“欧盟作为一个积极的认同建构者，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认同霸权。”［1］（P212）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在欧洲共产党政权的带动下对欧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影响由于两极格局的保持因此也成为了欧洲理念美国化的唯一对手。因此，进入二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本世纪初，欧盟通过民主社会化的改革尝试，逐渐开始摆脱两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莫内曾经指出，如果欧洲一体化需要再重来一次，我们应该从文化层面开始。这就表明，文化在很长时间里被欧洲一体化忽视了，甚至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有德国官员宣称将不会存在各方面都全面协调的欧洲文化，这就深刻地说明了现代欧洲人对于自我文化认同统合性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随着公民权的逐渐兴起，以及各国交往和沟通的日益密切，欧盟的成立已经体现了某种在文化上的认同与差异判断的让步。欧盟会员国在整合过程中不断开始强调欧洲文化的共同价值，民主体制的认同与普世性，法制、人权、平等、博爱的无差别，这些都成为了欧洲社会无可替代和剥离的精神文化要素。如果暂且抛弃国体意义上的分析，仅仅从政体角度看，民主、人权、法治的确已经成为了欧洲社会乃至全球的普世价值，也正因为这样，欧洲人开始出现了对于此种文化认同的虚无主义，很多人在讲欧洲一体化需要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共同认识，但是却在这一过程中无意间强化了民族主义甚至精英主义等与之相悖的思想体系和概念范畴。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引力和张力的表象。前者以西方三大文明、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为核心展开；而后者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少数人歧视、全球化危机感和局部本位为代表。对此，欧盟国家通过统一货币、开放边境，以及统一语言、寻找一致的欧洲民族原初性等逐步迈向制度的一致性安排。这说明政治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政治原动力的基础。

从欧洲民族的政治文化形成角度看，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众所周知，民族生成是区域、经济、语言、宗教、人文甚至气候、种姓的复合性养成过程，故而制度性的文化模式不是塑成欧洲民族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可从下述两个方面讨论欧洲认同的形成原因：其一，欧洲认同来源于其成员国对多元文化特别是文化遗产的政治尊重。欧盟执委会将之称为“多元文化团结原则”（Unity in Diversity）。而作为这一原则的补充，欧盟特别强调应尊重各成员国的多元文化利益，将文化主权相对固定在国家范围，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种文化在各种层面上的沟通，进而形成所谓的文化多元普世价值。其二，欧盟与其成员国在文化领域的政治责任十分明晰。当然，文化的形式是多变的，流转的时间也是不定的，但是如果要确定共同文化认同的可能，就必须从法律的观点来观察文化的运作。在找寻欧洲认同的过程中，欧盟没有设立文化管辖机构，在政治文化理解层面上坚持贯彻了“自生自发秩序”原则，拒绝一切文化的灭绝和歧视现象，特别是遵循其自身发展的基本准则。与美国文化的极度扩张性不同，二战之后的欧洲文化几乎没有在文化层面上直接强制灌输给任何非欧洲国家，而这种“消极文化政策”带来了积极效应。不难发现，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不但提供了“理念性布道”，而且审慎地排斥了西方普世主义的“思想圣战的”遗毒，这对宽容、弹性和结构化的欧洲认同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

迄今为止的欧洲一体化历史表明，欧洲似乎已经“在政治传统、法律传统、文化遗产和象征主义等方面的历史中，有希望找到把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整体经历和集体记忆，找到为欧洲各民族提供了共同参照的东西。”［6］（P70）不过，我们仍需思考，我们所论及的欧洲人是谁？是基督教欧洲人，抑或泛欧世界人，或者新欧洲人、或者欧盟人？新教教义及其在其改造下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并不是信仰的人或者宗教本身，而是支撑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化精神意蕴。以美国为例，这种文化精神已经成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一种多元文化的价值选择，一种为美国人带来自由、团结、权力、繁荣、乃至其作为“世界领袖”的文化优越感的基础。既然美国能够拥有美国梦，那么欧洲是否能够从文化性认同的角度发现一个新的欧洲梦呢？这种欧洲梦究竟是不是欧洲一体化的需求呢？在欧洲所有民族国家彼此交叉、吸纳、联合与重整之际，借由承认彼此传统文化，也就是排除欧洲成为“大民族的欧洲”，视其为“民主多元化”的欧洲民族味的本质特征。因此，欧洲不仅具备“欧洲性”，同时也具备“民族性”，因为“多元民族性”就是欧洲的本质特性。一种同时拥有进步与尊重人性尊严价值观下地巧妙融合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的高度竞争社会性市场经济，一种发挥凝聚效果的欧盟价值体系，一个立足于多元主义、非歧视原则、包容、正义、社会团结与两性平等且经济繁荣发展的社会。

尽管欧洲在普世主义的影响下逐渐走向了一体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战争、专制统治，甚至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正是出自于欧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化认同仅仅是一种虚无的认同感，甚或被战争主义者别有用途呢？而且文化认同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与民族国家认同成为同义词？这两大盛行的批判思想大致被人们理解为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模式）；前者是将认同看作不可改变的僵硬的关系发展，而后者则是极端地将认同看作一种无限制的动态架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人可能把其他文化的影响看作为威胁或者风险，而支持动态模式的人则可能在进入非同种文化时更加倾向认为别人可以改变而且应该改变，这在本质上并不是普世主义的思想范畴。因为普世主义的文化认同的基本标志就是包容性，它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的价值选择过程，而只是价值体现过程。而且事实上，无论是本质主义的文化，停滞或动态的拒绝模式，发展的结果并不相同。一旦人们开始进行所谓的狂热的捍卫自己尊严的运动而追求不受影响的文化、或者为诉诸共同文化以强迫手段改变它者文化，两种极端都足以使人类走向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共同的文化并不代表相同的文化。欧洲一体化之前的漫长的探索正是因为无法彻悟这一本质属性而没能迈出关键的一步。从近代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看，它的进步性和发展性完全体现在其融会了古典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诸多思想的制度创建，并且在纷繁复杂的国家制度选择中采取和平、缓慢演进的一体化模式，这就在客观上避免了“文化认同”异化为“文化强权”，而最终成为军事、经济、政治扩张的单极化的政治格局。欧洲文化认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促进欧洲人的团结而不是寻求一个极端民族认同推崇的意识形态强制力量。当其成为一种传统后，其就“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征，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合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7］（P2）由此，我们才发现今天欧洲人所生活的欧洲的时代是由文化优越主义逐渐进入到彻底发掘文化异质性、发展多元化的历史空间。欧盟文化政策的作用也正体现于此。

总之，欧盟通过立法与文化计划促进具有多元文化与共享文化遗产特色的欧洲共同文化区，这个目标直接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提供了公民认同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是欧洲凝聚力的根本性保障。除了“欧盟宪法”外，欧盟《2000文化框架计划》也强调在尊重各个成员国、各地区、各族群等多元存在的基本需求和特质基础上加大辅助欧洲意涵的相关文化方案。“文化权”成为欧盟对于文化认同的促进措施，同时也成为了多元的宪法权利保障，甚至每个欧洲人都可以鉴定说自己是英国人、德国人，而这正是文化认同赋予他们的权利，可见这种可行性弹性的政策设计，完全理解了一个同质性发展过程的普世主义经验。它否定了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设计中对于文化狭隘主义的维护，而体现在了由上而下的引导和由下而上的多元实践的调和上。文化立法过程准确地表达了欧洲人民直接获取或者支持欧洲议会是否具有推广文化认同的意义、主题、范围和核心范畴的最高权力，可以说每一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都是欧洲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结果，也是一种多元文化观念普遍散播而得到拥护的过程。通过有限的预算，获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始终是政府的制度、行为和意识的最佳实现模式。而欧盟在文化认同的大戏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一个导演的角色，编剧和演员则都是那些看似“单一”的文化模态。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欧盟文化政策所致力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在法制与实践上都没有抵触会员国的本土文化认同，彼此反而具有了合作的空间，在每个独立特色文化积极发展的条件下，“欧洲文化”甚至“欧洲民族”却逐渐形成了，亦即所谓“自由欧洲文化”。

欧洲一体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过程，这不但是指它是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文化一体化、公民一体化等诸多一体化的有机融合，而且对于各个单一的一体化而言也决不是单一结构的。文化认同的指向明确告诉我们，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可能存在各种选择，而如果以事件是否成功作为标准，那么无疑当代追求普世主义精神下的文化多元与文化理解的结构理论更为吸引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陆和英伦的决然对立，也不是普法战争的残酷，而且似乎也不存在大革命的跳跃性，更不可能通过裁判所或者纳粹主义将某种文化模式强制推行的“认同化”。不能否认的是，欧洲文化的标志是多样性。这是欧洲大陆的一项重要财富。这种多样性孕育的是亲和性、民族相似性和共同的欧洲认同。多年以来，欧洲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古与今、传统与革新的融汇。这无疑是欧洲文明之所以伟大的理由［8］。换言之，这个不仅是今天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成就，而且是自由主义将要发展和修正的目标，因此必将深刻地影响西方社会与西方文明的发展。

［1］ 维纳，迪兹.欧洲一体化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2］ David Lowenthal，“European Identity：An Emerging Concep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2000，Vol.46.

［3］ Donald s.Luiz，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

［4］ 张汝伦.经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J］.哲学研究，2001，（2）：17.

［5］ 王 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J］.国际观察，2000，（6）：50.

［6］ A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No.1 （1992）.

［7］ 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8］ 张旭鹏.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J］.欧洲研究，2004，（4）：7.

Cultural Identity：Recessive Power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HI Xiao-d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European integration is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in which it had many complex factors of identity.Among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factors，cultural identity is always called the recessive factor，but is as important as some other general factors，like economic factors or local identity.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valuable container of political life，as well as value content for political life.We believe that the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representing western tradition，especially classicism，liberalism and ecumenism，has been constructing amo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Going beyond geopolitics and 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s trying to go beyond so called recessive power or negative tradition.And institutional norm is its prior choice.

European integration；cultural identity；universalism；recessive power

D812

A

1000-2529（2010）03-0054-04

（责任编校：文 一）

2010-01-0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05JZD0009］

史晓东（1974-），男，山西长治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长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