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旺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一、宰相制度内含的政治文化

“宰相”（历代政府首脑的其他称谓均涵盖在内）制度的定型是中国自秦汉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成熟的标志。汉相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1］宋司马光说：“凡宰相，上则启沃人主，论道经邦，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阜安百姓，兴利除害，乃其职也。”［2］秦汉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架构就形成了皇帝代表政治主权，宰相担任政府首脑的基本架构。相对于先秦的行政体制架构的混乱，这是一种新型而且长期稳定的行政体制。主权者以血缘关系为依据延续，所谓“传位以长以嫡”，政府首脑以个人德能资历为选任标准；主权者长任，政府首脑随政治形势而变化；主权者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是皇族及其附庸，政府首脑施政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称为“士林”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仅次于农民的政治力量。在统一科举考试培育下，他们拥有知识，以儒家文化作为共同的信仰与行为准则，具有明晰群体意识与整体性。他们有能力、有实力，也有从政意识，所以成为重要政治力量不足为奇。总之，宰相制度是“政治王”与“文化相”制度上的新型结合，形成了我国中古以来最稳定的行政管理体制，实行一千六百多年之久。

这种行政管理体制蕴涵着丰富的行政文化，逐渐成为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李华对这种新型政府体制解释道：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民，此堂得以议之。［3］

政事堂是唐代宰相的办公场所，宰相的工作冠之以“道”，框正君之有无枉道、反道、覆道、无道，“以道事君”成为中古宰相制度的基本精神。此后，宰相制度的这一内在精神一贯而下，宋、元皆如此，尽管宰相的名称与机构有所变化。究其原因，因为选相以德以能，能登上相位者，往往是士林领袖，其擢选机制，意味着宰相是庞大的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展显的是士大夫群体的政治诉求。相权总向君权要求分权，君权与相权在权力世界中总是处于紧张状态。相权往往以君权为中心，呈波纹式循环衍生，虽然受君权支配，不断地被转换机构与名称以弱化甚至消灭之，但其不绝如缕，恰恰反映了背后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的顽强存在。从政治制度看，宰相制度使政治体制构成了君——相——臣的结构，宰相上以事君，下领群臣，处于特殊的人臣位置之上。一方面它是君权有效施政的体制保证，另一方面，也限制君权的无限扩张。历史上君相的斗争表明，君权往往代表个人私意，而相权往往代表正义，相权如能总领行政事务，则行政事务大多处于公意下。宰相制度包涵“以道事君”理念和“无为之君”的理念是其制度文化内涵的两个核心。

二、朱元璋论废相

明代之前，君权与相权虽有内在紧张关系，然不至于一方吞并另一方。但到了明初，朱元璋废止了宰相制度，实现了君权吞并相权。钱穆说：“中国传统政治，到了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4］孟森也说：“是为千余年来政本之一大改革。”［5］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并不是当时相权极度膨胀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而是鉴于宰相制度的历史与元朝亡国的教训，经过个人深思熟虑和多年探索，为巩固和强化皇权采取的防御性措施。“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奎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6］卷110废相有个过程。朱元璋的中央官制是从元代的江南行中书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中央设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府。他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朝廷纪纲尽系于此”。［6］卷21可见立制之初，他还认为，宰相所在的中书省乃“政之本”。但其随即不断缩编中书省的属吏，将从中书省撤销的官员及职能另立为六部，并由皇太子领政，大大缩减宰相职责范围，然后再设通政司、考功监等职能部门，接管宰相“出纳帝命”、“进退庶职”的特殊人臣的职能。此时宰相的所有职权已经架空。①废相详细过程，参见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1，155-167.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癸卯，朱元璋论曰：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7］

《续通典》详细总结了这一重要历史变革的来龙去脉：

明太祖建官之始，皆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后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寻又改为左右丞相。置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以统领众职。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官。十三年正月，革去中书省，尽罢其官。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寻即汰罢，分其权于六部。……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8］

朱元璋从洪武元年实际已开始整顿中书省，二十八年才定为永制，中间相隔近30年，可见其用心之深，措施之谨慎，绝非一时兴起之举。如此大的措施，是对元末的“权臣擅权，威福下移”在政治体制上的回应。朱元璋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权臣”现象，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消除产生“权臣”的制度。而宰相制度在他看来恰恰是历代“臣擅君权”的权臣产生之体制渊薮所在，所以废除宰相制度是确保政治主权安全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由于在中古社会，宰相制度与整个知识阶层密切相关，为配合废相的政治体制改革，朱元璋还对知识阶层的政策做出调整。“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洪武二十七年作《孟子节文》，将有关民本主义有碍绝对君权的八十五条内容在科举考试中删除，以消除知识阶层对废相这一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②杨海文.《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J］.中国哲学史2002（2）：112-118.杨文将洪武二十七年的《孟子节文》事件与洪武二十八年将“废相立为永制”联系起来，以为《孟子节文》是废相的舆论前奏。

三、方孝孺对废相政治体制改革的评论

朱元璋虑及身后嗣君过于柔弱，故废相以集帝权，立为永制，以消除权臣篡君权的现象，似乎有现实合理性。然在知识阶层领袖方孝孺看来，朱元璋维护一族之私心过重，纠前世之弊过甚，非但不能平稳地使政权传世，而且有可能有祸乱因之以起。朱元璋主导的这场废相政治体制改革，后来七百年的行政管理实践表明，确实从政治体制消除了“臣擅主权”这一封建体制顽疾，这两代基本上没有出现权倾朝野的外臣。但是，废相的另一体制后果是，以国家元首降格自行充当政府首脑，破坏了汉唐以来君相分权及君主只管人事与意识形态的“虚君”政治文化传统。君权膨胀到行政权，“事皆朝廷总之”，以“主擅臣权”取替“臣擅主权”。这种体制上的改革，知识阶层最难接受，其参政意愿、参政理念受到极大地挑战，激起了他们强烈地批评。方孝孺作为废相政治体制改革时期最著名的知识分子领袖，他的批判声音代表着知识阶层的声音，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历史的废相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成功。孝孺以东汉光武帝废相改革之失讽喻明初废相政改：

乘舟而渡水，时有覆溺者，终不以一溺而废舟。……前汉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无明主下无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势，而行篡窍之计。非以三公辅相委任之权太重而然也。光武过惩其弊力矫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归台阁，其后遂成宦寺之祸，而汉率以此亡。光武以为莽之得成其篡者，权太重耳，今吾夺其柄，则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祸反有甚于辅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缓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临朝，外戚预政而致然，岂委任太专之罪哉？光武能著为令典，藏之宗庙，俾后嗣有幼君在位，当选厚德大贤之士，为三公以辅之，而不许母后外戚临预政，则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罢三公之制，宦寺之兴始于此矣！［9］139-140

方孝孺指出，以宰相为政府首脑的行政体制架构在东汉初年就被废除过一次，但历史经验证明，并没有导致长治久安，也没能维护刘姓政统。西汉末权臣王莽篡位，并非因为王莽权力过重，而是没有防止外戚干政的结果。光武帝归因错误，废除统领政府的三公，实际上是在体制上，将政府的领导权委于皇帝身边的文书宦官。外无重臣统领政府，内有宦官秉权，必然导致“宦寺之祸”。历史总是以相似的面目出现。废相会导致封建政治体制中的另一顽疾——宦官专权，孝孺不幸言中。明代虽然基本没有出现“臣擅主权”的政治现象，但其宦官专权现象却为历代之最！这不能不说是废相政治体制改造的后果之一。

其次，方孝孺一针见血地指出废相体制改革的内在动机：惩元世政事之弊，防止大臣篡位，维护朱姓子孙的政统，并非是为了达到善治。所以这项改革是典型的据势私心而为，并不会得到广泛地支持。他说：

盖惩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发必肆。方其前人之所为，不合乎心，其心悱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据可为之势，力矫其弊，不暇顾理之是非，则所失者愈多矣。［8］P140

奚必使其一出于己而后为政哉？三代以降，昏主败国，相寻于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无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继尧，未尝改尧之政。禹继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损益。汤之继桀，武王之继纣，反桀纣之所为，复之于禹汤之旧，损益之而已，未尝敢以私意为之也。以私意为天下者，惩其末，而不究其本也。［9］63

明承元制，其初并无大的变革，直观察至洪武九年，朱元璋才开始废相改革，此为“畜之久者”；敢于废除宰相这一千六百多年传统的行政管理政治框架，消除“权臣”产生的制度基础，此为“惩之甚者”。然在孝孺看来，废相改革在源头上，是出于为朱姓政统着想的私心，是为了一姓一人把持天下，并非为了达到社会的善治，国家最终会沦为满足一姓私利的工具，行政弊端会越来越多。孝孺以为，为君不能有私心，应“公天下之心”。后世君主败国陨姓都是以私心把持天下的原故；古之为政成功者在于“未尝敢以私意为之也”“公天下之心”，即扩大统治基础，知识阶层能从政治、文化上调节和约束君权，使君权作为主权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一己之私及家族之私的局限，努力体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正义要求，客观上达到一种“公共权力”的精神，孝孺称之为“究其本”者。

其三，孝孺认为，宰相制度体现的君主为政“公天下之心”，和充分任贤的分权精神，是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他说：

君人者能正一身以临天下，择世之贤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诚，而持之以礼，烛之以明，使邪佞无所进其谗；信之以专，使便嬖不得挠其功；簿书之事不使亲其劳，狱讼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责之以贤才。［9］70

古之圣人明道以胜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计其他，取其智不忌其功，任其力不夺其功，恭默南面，若无能然。举世之贤才咸为之尽，而莫敢负之。夫能使贤才皆为己用，则其所为，与出于吾心何以异乎？［9］133

孝孺认为，宰相制度体现的是背后的君臣之道，君之职在任人，任人之道在于君无为，臣有为，而非君夺臣职，忌臣功。只有任臣以贤，分臣以权，才能使统治的基础扩大，统治的智慧增加。他认为宰相制度是最能体现这种君臣之道的。他说：

宰相之职，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贤才列位，教化行乎时，风俗美于天下，伦理正而礼乐兴，中国尊而夷狄服，有生之伦各逐其姓，而无乘戾斗争，则可为尽职矣。［9］137

宰相对上以事君，辨别百官之才，使官各得其位，还对天下的风俗、伦理、华夷关系负责。如唐相张九龄在位之时，能使玄宗无过，太子不废，小人困不得志；九龄遭贬，而唐纲纪大坏几至亡国，九龄是所谓“大臣”（宰相）。孝孺说：

古之大臣，正其身以为天下准，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为非义，邪佞畏伏而不可肆。侍之以礼则留，外貌少衰则引而去之。其决于去就，非不欲行道，为欲行道，故必审于去就也。［9］170

孝孺眼中的宰相，慨然以天下自任，政治主体性鲜明，非一政治磕头虫。宰相出仕，是天下士人参政的总代表，宰相为天下负责而只非为君负责，成为知识阶层以道事君的制度保证。为此，孝孺呼吁宰相制度。针对明太祖以古代六卿分职作为废相之根据，孝孺借讨论《周礼》六官制度，大发复立宰相之论：

书之周官言六卿之职美矣。冢宰者，治之所从出也。宗伯典礼，司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听于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见于冢宰。［9］381-382

考孝孺写《周礼考次目录序》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废相十余年后，他以理论探讨的方式说“冢宰，治之本”，“大政宜见于冢宰”，由此而开明代知识分子反对废相，主张复立宰相之先声。通过方孝孺与朱元璋在存废宰相问题上的讨论可以得之，在立相与废相的制度改革上，实则内含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德治与刑治的问题、以天下为公和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的利益对立，还有士人个人出仕过程中“德”、“位”观念的考量。从制度上，还反映了，皇家主权者与知识阶层在制度改革上的分歧。这一段历史上的讨论内涵丰富，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