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卉

苏联1937-1938年“富农战役”研究

吕 卉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

1937年7月30日,苏联内务部颁布第00447号命令,展开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分子展开镇压。反苏分子被分为两类:一类分子立刻枪毙,二类分子监禁和流放。命令限定了两类反苏分子的名额,各地不能擅自增加镇压名额。但是实际上,各地增加镇压名额的申请都很容易地获得了斯大林的批准,“富农战役”的期限大大超过了原定的4个月,总镇压人数81.8万人,是原计划的3倍,枪毙43.6万人,是原计划的5倍。“富农战役”是1937年至1938年苏联大清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是“富农战役”的决策人和总指挥。

苏联;富农战役;第00447号命令;斯大林

1936年,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古比雪夫州等地因气候条件恶劣造成歉收,歉收引起了农村的食品困难。1937年春天,食品困难地区的范围开始扩大。此时距1932-1933年“大饥荒”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人们对“大饥荒”的惨痛还记忆犹新,对食品困难频发的气愤以及对饥荒将再度发生的恐惧激化了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造反声时有耳闻。为了给失败的农业政策寻找替罪羊,斯大林展开了新一轮的清洗与镇压。1937-1938年是大清洗最为残酷的时期,其间发动的“富农战役”就是主要针对农村的镇压行动。

一、“富农战役”问题研究的由来

“富农战役”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发动实施的,相关档案文献直到1992年才解密。因此,在“富农战役”发动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对它的研究都是史学界的空白。

1968年,罗伯特·康凯斯特在《大恐怖》一书中曾提及了“富农战役”,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和作者本人的立场,“富农战役”并没有得到客观的阐释。2004年,《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文献资料集第五卷(上)出版,有关“富农战役”的详细史料才第一次曝光。文献集中关于“富农战役”筹备情况的文献共21份,关于00447号命令颁布后“富农战役”实施情况的文献共76份,还包括斯大林发动战役的命令、内务部各地分局给叶若夫的汇报和各地方书记给斯大林的汇报等。2006年出版的《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文献资料集第五卷(下)中关于“富农战役”1938年实施情况的文献17份。

2006年,在德国科研协会和蒂森基金会的支持下,德国学者和俄国学者联合对“富农战役”展开研究。参与该研究的德国学者有 Р.比涅耳、Б.邦维奇和 М.尤格,俄国学者有 Н.Н.阿布拉热和 А.И.萨温。2006年10月中旬,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德国、荷兰和美国的65名学者在莫斯科召开国际会议,对“富农战役”进行了专门的研讨。会议的第一议题是“富农战役”的镇压对象。学者们认为,由于农村实际上已经没有富农了,因此,各地区开始寻找新的镇压对象,例如斯维尔德洛夫州镇压了大量的科米-彼尔米亚人,村苏维埃对确定镇压对象起到了关键作用。1921年索罗金起义的参与者、无业游民和一些不够幸运的人也都成为镇压对象,因此,上层和下层对“富农战役”镇压对象的理解并不一致,但二者对“富农战役”最终目的的理解是统一的,那就是恐吓农民。第二议题是内务部各地分局在“富农战役”中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地方肃反工作人员对“富农战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同斯塔汉诺夫工作者一样参与到“富农战役”中,纷纷不甘落后地增加镇压人数,警察、机要通讯员、消防员、交通部工人,甚至是清洁工都被各种奖励机制号召着参与了“富农战役”。第三个议题是乡村机关在“富农战役”中的作用。学者们以新西伯利亚州、加里宁州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等地的一些乡村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认为,乡村党组织对镇压行为非常积极,经常增加镇压名额,告密是镇压行动中最典型的特色。第四个议题是关于“富农战役”中被镇压的反苏分子和刑事犯。学者们认为,“富农战役”中被镇压的刑事犯比例是16%,战役对打击刑事犯罪的作用并不大,因为镇压者本身对刑事犯罪的概念十分混乱,一些聋哑人和流浪汉都被当作刑事犯枪毙了,刑事犯罪的规模并没有减小,而是更加隐蔽了。第五个议题是关于被镇压的神职人员。学者们指出,作为无神论国家“最具危害性”的敌人,神职人员几乎被根除了。第六个议题是关于被镇压的剥削阶级代表、白匪和反苏党派。学者们指出,孟什维克、马赫诺匪徒和佩特留拉分子都在此类镇压范围内被枪毙,只要参加过白军的人员,不管是被动员的还是被胁迫的也都被枪毙。第七个议题是地方政府和检察机关在“富农战役”中的作用。学者们指出,地方政府和检察机关积极参与了“富农战役”。第八个议题是“富农战役”的镇压人数。学者们对“富农战役”中各类被镇压分子的统计人数争议较大。

俄罗斯学者关于“富农战役”的研究方兴未艾,我国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尚未起步。本文根据俄罗斯最新解密文献,试图详细阐述“富农战役”的发动和实施过程,分析“富农战役”的后果。

二、“富农战役”的发动

1937年7月2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曾被从不同地区流放至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后又回到家乡的大部分前富农和刑事犯是各类反苏奸细罪的主谋,无论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是其他工业领域都是如此。”[1]319斯大林命令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各级机关和内务部统计已经回到家乡的富农和刑事犯人数,立刻逮捕“最危险分子”,通过三人小组迅速审理案件并枪毙,其余人员关进集中营,并要求各地在五日内向中央提交三人小组名单并汇报抓捕和枪毙人数。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该决议,斯大林、卡岗诺维奇、日丹诺夫、丘巴利、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在命令上签名。

7月3日,叶若夫命令内务部各地分局立刻统计前富农和刑事犯数量,分为“枪毙”和“流放”两类,在8日前汇报统计结果。此外,还要统计1934年12月1日后被最高法院、法院专门委员会和军事法庭判刑的罪犯家属名单,罪犯的夫妻子女以及住在一起的父母兄妹必须全部在近期内关进集中营,在10日之前汇报统计结果[1]319。7月9日至11日,政治局陆续批准了一些地区的三人小组成员名单和镇压人数名额,共18万余人,其中一类分子67516人,二类分子114429人[1]322-326。

西部州等一些地区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战役。7月12日,副内务人民委员弗里诺夫斯基制止了他们的做法,强调“战役尚未开始,具体日期和程序还需人民委员会特别命令批准”,命令地方局领导必须参加7月16日的会议,拿到战役计划后再发动战役[1]327。

很多地区对“富农战役”表现消极,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统计资料,鞑靼自治共和国甚至请求把统计期限放宽到一个月。表现消极的工作人员受到了责罚,内务部13个地区的分局领导被撤职,其中鞑靼、车里亚宾斯克州、沃洛涅日州和切尔尼戈夫州的领导被撤职,其余9个地区领导人被免职。被撤职和免职的人员很快遭到镇压。

7月16日,内务部召开分局领导人第一次会议讨论“富农战役”的实施计划。一些领导发言反对发动战役,鄂木斯克州分局长Э.П.萨伦指出,“我们州没有那么多的人民公敌和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多少需要逮捕和枪毙的人”。结果,萨伦和其他四名持相同意见者被捕。所有反对发动“富农战役”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都被逮捕枪毙:А.Б.罗佐诺夫7月11日被捕9月7日被枪毙,И.М.布拉特7月13日被捕11月15日被枪毙,П.Г.索科洛夫7月24日被捕9月7日被枪毙,П.Б.鲁季7月26日被捕11月15日被枪毙,Р.И.阿乌斯特林7月22日被捕11月15日被枪毙,В.А.斯捷尔内10月22日被捕11月15日被枪毙,Э.П.萨伦8月10日被捕1938年8月26日被枪毙。叶若夫指出,“战役中难免有无罪之人被消灭,多枪毙百八十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当有人询问如何对待七八十岁以上的前富农时,叶若夫的回答是“只要还能站起来就枪毙”[1]602-603。

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和会议内容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任何速记记录和书面决议保存下来,这是“富农战役”的绝密性质使然。地方领导从莫斯科得到的都是口头命令,显然,口头命令比书面命令更隐蔽,和以前历次镇压行动一样,这是斯大林有意为之,目的是日后把镇压的罪责推卸给政策执行者。

7月17日,叶若夫因为“出色地领导内务部执行政府命令”获得了政治局颁发的列宁勋章,嘉奖令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联合签署,丘巴利、加里宁和卡岗诺维奇也签字同意。18日,《真理报》头版刊登了叶若夫的嘉奖令和照片。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斯大林多次公开表扬叶若夫。显然,叶若夫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斯大林才是“富农战役”的倡导者和直接领导人,“叶若夫恐怖制度”实为“斯大林恐怖制度”。

三、“富农战役”的实施

1937年7月30日,内务部起草了第00447号命令,即《关于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其他反苏分子战役命令》。第二天,政治局就批准了这份命令,政治局决议和原草案完全一致,一字未改。8月8日,弗里诺夫斯基签署第424号命令,对00447号命令作出补充,命令各地的三人小组仅对二类反苏分子宣判,一类反苏分子不用宣判就枪毙。弗里诺夫斯基在命令中再三重申“不用宣判死刑”。不宣判就枪毙的做法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时期就经常使用,目的是预防犯人自杀或者反抗[1]340。

虽然第00447号命令中的镇压对象不仅仅是富农,还包括刑事犯和其他反苏分子,但是实际上,镇压对象主体主要是农民。“富农战役”的最终结果也证明,被镇压者中的刑事犯只占16%[2]206。

第00447号命令一开始就强调,“农村中居住着大量曾经被镇压的,逃避了镇压的,以及从集中营、流放地和劳改村逃跑的前富农、曾经被镇压的教会人员、参加过反苏武装的人员、几乎从未被镇压过的社会革命党人、纳什达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土匪、前白军讨伐队员和被遣送回国人员,他们中一部分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钻进了工业、交通和建设部门,此外,城乡之中至今还有大量的刑满释放人员、从关押地逃跑以及逃避了镇压的刑事犯,如盗马贼、惯偷、强盗等,所有这些反苏分子都是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其他工业领域反苏间谍罪的罪魁祸首”,因此,国家安全机关的任务就是“毫不怜悯地消灭一切反苏匪徒”。具体消灭办法是:一类反苏分子立刻逮捕经三人小组审议后枪毙;二类反苏分子逮捕后判处8-10年监禁,其中“特别危险分子”的刑期由三人小组决定。

第00447号命令规定,全苏应镇压人数共268950人,其中一类为 75950人,二类为 193000人。从命令中可以看到,各地区批准的镇压人数皆为整数,如西西伯利亚17000人、列宁格勒州14000人、莫斯科州35000人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根据地、随意地把各地上报的人数四舍五入地凑整了。例如卡雷利阿上报的镇压人数中一类为12人,二类为74人,而命令批准的却是一类300人,二类700人。显然,镇压人数只是个模糊数字,凭空规定了各地“反苏分子”数量,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第00447号命令强调,27万左右的镇压人数绝不能减少,而且应该枪毙的一类匪徒不能降为二类,而二类匪徒可以升为一类被枪毙。虽然命令也警告各地区不能“擅自”提高镇压人数,如确有需要必须提交申请,事实证明,所有后来提交的增加镇压名额的申请都被批准了,最终的镇压人数大大超过了原定的27万人。

第00447号命令规定,严密监控反苏分子家属,“一般情况下”不镇压他们,但有三种例外情况:第一,积极从事反苏活动的家属要经三人小组审判后关进集中营和劳改村;第二,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一类反苏分子家属应搬离;第三,居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巴库等大城市的一类反苏分子家属应搬离现居住地,可以自愿搬至除边境地区外的任意地区。

第00447号命令规定,全苏“富农战役”的开始时间为8月5日,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坦为8月10日,远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东西伯利亚为8月15日,战役为期四个月,战役进程和结果每五日汇报一次。

发动规模如此巨大的“战役”无疑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和财力。8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秘密决议给内务部拨款7500万卢布用于战役花费,其中2500万卢布用于支付铁路运输费用,1000万卢布用于组织集中营[1]337。

内务部内部的镇压取得了杀鸡骇猴的效果,各分局领导开始积极踊跃地申请增加镇压名额。西部州、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鄂木斯克州、科米自治共和国、奥伦堡州、古比雪夫边疆区、基洛夫州、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加里宁州、亚美尼亚、达吉斯坦、摩尔多瓦、克拉斯诺亚而斯克边疆区、高尔基州、巴什基尔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阿尔泰边疆区、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和斯摩棱斯克州都提交了申请。因此,“富农战役”的镇压规模和期限都超出了第00447号命令的规定。

8月1日,也就是第00447命令颁布的第三天,西部州分局就请求增加镇压名额,因为他们提前发动了战役,被捕的一类分子已经比原计划多了一倍,西部州请求把一类分子由1000人提高到3000人,二类分子由5000人提高到6000人。叶若夫向斯大林作了汇报,10月中旬,西部州的申请得到了批准[1]338-339。

西部州增加镇压名额的做法起到了明显的表率作用。其他地区的申请也纷至沓来。8月15日,原计划镇压3500人的鄂木斯克州请求把一类分子的镇压名额提高到8000人,20日,他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这是第一份得到批准的增加镇压名额的申请。几天后,时任内务部鄂木斯克州局长的戈尔巴奇调任新西伯利亚[1]344。

在镇压行动中一贯表现积极的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在8月9日的汇报中对第00447号命令减少该地区镇压名额的做法大为不满,强烈要求由1.7万人恢复到原计划的2.5万人。最初,该申请没有得到批准。9月20日,边疆区书记艾赫和新上任的局长戈尔巴奇再次向叶若夫提出申请。25日,戈尔巴奇发电报催促叶若夫加快批准申请。最终,西西伯利亚边疆区的镇压名额提高到了2.5万[1]340,604。

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等州和地区提交的增加镇压名额的申请也都经斯大林签字批准。11月12日,叶若夫由斯大林的提名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增加镇压名额的文件改由叶若夫签名。但事实上,整个“富农战役”都是由斯大林直接领导的。

内务部统计部负责对全国的资料进行汇总,汇总报表留存统计部一份,统计部部长和两个副部长各一份,递交人民委员会一份,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各一份,负责向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汇报。也就是说,全苏了解“富农战役”真实情况的人寥寥无几。

整个“富农战役”期间,统计部共编制汇总报表36份,第一份是 1937年 8月 10日,最后一份是1938年9月5日。1937年末之前的28份汇总报表严格遵守了5天一次的规定,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也很高。从1938年开始,汇总报表递交的间隔越来越长,分别为 1月 1日,1月 10日,1月 15日,2月 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5日和9月5日,统计数据准确度也下降了。

从统计部12月31日的汇总报表可以看出,“富农战役”开展4个月以来,批准的镇压人数为57万,其中一类25万,二类32万,实际逮捕人数为56万,三人小组审判了55万人,其中一类24万,二类31万。和第00447号命令相比,总镇压人数多了一倍,被枪毙的一类分子多了三倍[1]393。

然而,“富农战役”并没有在1937年末如期结束。在1938年1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内务部会议上,各分局领导汇报了1937年的镇压行动之后均意犹未尽地表示镇压行动开展得还不彻底,一致要求把战役再推迟两三个月,继续增加镇压名额。叶若夫同意了分局领导的建议,但他也强调,1938年的镇压行动应该更加“谨慎”。

1938年1月31日,联共(布)中央颁布斯大林亲笔签署的命令,全苏增加了57200人的镇压名额,其中一类分子48000人,二类分子9200人。一天后,联共(布)中央又把远东边疆区的一类分子人数从8000人增加到12000人,并推迟了全苏22个地区“富农战役”的结束日期,远东边疆区结束时间最晚,为4月1日,其余增加了镇压名额的21个地区在3月15日前结束,没有增加名额的36个地区在2月15日前结束[3]34-35。

联共(布)中央急于结束“富农战役”的原因是因为1938年的春播即将开始,必须在此之前结束镇压,否则将严重影响春播。然而,全面发动的战役很难嘎然而止,各地继续申请增加镇压名额。

2月3日,伏尔加德国人自治共和国请求增加1000名一类反苏分子名额,斯大林签字“同意”。2月4日,高尔基州请求增加5000名镇压名额,并把行动延迟至3月20日,弗里诺夫斯基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强调今后“任何追加镇压名额的请求都不再批准”[3]40,48,550。

然而,斯大林却有着增加镇压名额的特权。2月17日,斯大林批准了乌克兰增加3万镇压名额的请求,这是自第00447号命令执行以来单次增加镇压人数最多的一次。到5月13日为止,还有一些地区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增加1500名,卡雷利阿增加750名,格鲁吉亚增加1500名,列宁格勒州增加1500名,赤塔州增加3000名,伊尔库茨克州增加4000名,斯维尔德洛夫州增加1500名,鄂木斯克州增加1000名,罗斯托夫州增加5000名[3]49,68-71。

8月29日,赤塔州增加3000名镇压名额的申请得到批准,三人小组的活动延长至11月1日。在目前已知的文献中,这是最后一份同意增加镇压人数的决议[3]219。所有批准增加镇压人数的政治局决议都是斯大林一个人签署的。地方增加镇压名额的申请一直持续到10月份。

四、“富农战役”的后果和研究意义

内务部1938年11月1日的统计资料表明,在1936年10月1日至1938年11月1日之间镇压的158万人中,“富农战役”镇压了77万人,是原计划的3倍,其中39万人被枪毙,是原计划的5倍,占总镇压人数的51%[3]568。乌克兰、土库曼、亚美尼亚、车里雅宾斯克州、鞑靼和布里亚特镇压力度最大,镇压人数是原计划的5-8倍,北高加索边疆区、萨拉托夫、斯大林格勒州、伊万诺夫州、沃洛涅日州、克里木和摩尔多瓦基本维持了原镇压计划。内务部的统计资料并不准确,尤其是1938年的统计疏漏较多,“富农战役”实际镇压人数为81.8万人,枪毙43.6万人[4]。

斯大林非常清楚大清洗的后果,为了缓和苏联国内动荡的局势,叶若夫等清洗者最后受到清洗。1938年8月22日,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担任叶若夫的助手,实际主持内务部工作。10月17日,贝利亚签署内务部第00689号《关于取消第00486号命令》,改变了以前把人民公敌和家属一起逮捕的做法,除非“有确切材料证明家属从事反苏活动”[5]。11月26日,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被解除了职务。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1940年2月4日被枪毙。事实上,叶若夫只是“富农战役”以及斯大林大清洗政策的具体执行人,斯大林才是决策者和总指挥。

“富农战役”是1934年末至1938年秋苏联大清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清洗中首先遭到镇压的是监狱中在押的前沙皇政府官员,紧接着打击重点是联共(布)党内原反对派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高官纷纷被捕并枪毙,军队、社会各界、少数民族、东正教教会人士、外国人都成为大清洗对象。而一贯是镇压重点人群的农民并不是大清洗初期的重点打击对象,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相比,打击力度明显和缓。随着其他各界大清洗的结束,农村又一次受到镇压,1937年7月发动的“富农战役”是大清洗运动的尾声。

但是由于战役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发动实施的,相关文献解密甚晚,因此一直以来,在研究大清洗运动时没有把“富农战役”包含进去。国内外史学界至今仍对大清洗镇压人数众说纷纭,本文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对“富农战役”镇压人数的厘清有助于明确大清洗总镇压人数。仅仅持续1年多的“富农战役”就镇压了80余万人,其中40余万人被枪毙,完全可以想见整个大清洗运动的镇压规模。

如果把规模如此巨大的镇压人数和当时苏联一亿多的人口作一下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制度的受益者”和“制度的牺牲者”的比例失调,我们也无法确定,谁才是真正的“制度的受益者”[6]。至于“大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自我保护体系”,“是新社会进行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7]的论断,显然也是我们无法认同的。

“富农战役”给苏联农村带来沉重打击,80余万的被镇压人数中80%多是所谓的“富农”,难以想象在“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之后,苏联农村还能残余如此之多的“富农”,因此,受到镇压的都是中农和贫农。经过多年镇压的农村劳动力匮乏,集体农庄中农户数量减少,农民人人自危,无心从事农业生产,国家和农民之间刚刚有所缓和的关系再次恶化,镇压的负面效果使苏联农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1] ДаниловВ. П. Трагедиясоветской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и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Z]. М:РОССПЭН.2004.Т.5(1).

[2]БулкаковВ. П,ЛеонтьеваТ.Г.Сталинизмвсоветскойпровинции,1937-1938гг. Массоваяоперациянаосновеприказа 00447[J].Научнаяжизнь,2007(4).

[3] ДаниловВ. П. Трагедиясоветской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и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материалы[Z]. М:РОССПЭН.2006.Т.5(2).

[4]ОхотинН.Г.РогинскийА.Б.Большойтеррор:1937-1938.Краткаяхроника.[2010-02-10]http://ru.wikipedia.org/wiki/%D0%95%D0%B6%D0%BE%D0%B2%D1%89%D0%B8%D0%BD%D0%B0.

[5]ПриказНародногоКомиссараВнутреннихДелСоюзаССРN 00689.[2010-02-10]http://www.memorial.krsk.ru/DOKUMENT/USSR/381017.htm.

[6]吴恩远.苏联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34.

[7]李慎明.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3.

K512.53

A

1000-2359(2010)02-0196-05

吕卉(1971-),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

2010-02-19

[责任编辑 孙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