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代青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中的崇神思想

2010-04-11杨远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2期

杨远

杨远

(郑州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尊神重鬼”是商代神权统治的重要特点,也是商代统治者借以维护统治的思想纽带,同时又影响到了文化艺术的创作。商代青铜器中的方形器物造型与商人在祭祀鬼神时所追求的庄严、神圣气氛相适应,仿生动物造型可能是图腾神的孑遗,或者是祭祀牺牲,以及出于祭祀功能的器物造型组合等,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崇神思想。商代青铜器中的纹样装饰、雕塑性装饰和铭文,其首要目的都是为祭祀神灵祖先服务的,体现了神秘、诡异的风格特征,这同样是商代崇神思想的物化体现。

商代;青铜器;造型;装饰;崇神思想

一、“尊神重鬼”是商人主要的思想意识

文献记载,夏代末年,夏桀无道,众叛亲离,商汤趁机以亳为据点,四处扩张征伐,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最后灭了夏王朝而建立了商王朝。同时商代统治者为神化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宣称其统治地位的取得乃是“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于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神灵、祖先,成为其头等大事,这在《礼记·表记》也有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弊,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可见,“尊神重鬼”是商人社会思想的重要特点。

商人“尊神重鬼”的思想信仰也是对史前社会“万物有灵”观念的承袭。但随着奴隶主专制统治的加强,商人对诸多神灵做了选择、舍弃和再造。殷墟甲骨卜辞中的祭祀卜辞证明,商朝统治者敬畏和崇拜的鬼神是很多的。据学者们研究,有商人的至上神 ——上帝 ,有日、月、风、雨、云、雷等自然神 ,有高祖、先公、先王、先妣等祖先神[1]。商王及王室贵族对上述诸神进行着极其频繁、复杂的祭祀。据陈梦家研究,卜辞中的祭名已达30余种[2]。日本学者岛邦男统计近200多种。可见商人对鬼神崇敬的狂热。

商人的“尊神重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鬼神作了整合和秩序化安排,形成了和其统治秩序相应的诸多神鬼。根据葛兆光研究分析,商人从方位和祭祀形式上,对心目中神秘力量如日、月、风、雨、云、雷等自然神和先公、先王、先妣等祖先神都作了秩序化安排,并将在祭祀与占卜仪式中所形成的知识系统秩序化[3]。在商人的多神信仰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有极大权威,他主管自然天象,能降祸福,所以人间统治者通过频繁的占卜活动这一虚幻的媒介和名目众多的祭祀,祈祷天神、地示、人鬼,以获得上帝的护佑。但商人对其做了世俗化安排,使其也和人王一样,有以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廷,这实际是人间奴隶制王朝统治反射到天上的影子。而且在商人的观念中,天上的上帝和人王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死后即成为祖先神,能够“宾帝”,加入天上的统治集团,它们有权代人王向上帝疏通关节,以解决降雨、年成丰歉、征战等诸事。

商人的“尊神重鬼”思想在祭祀活动中也有强烈的体现。商代的祭祀活动极为频繁,而且带有阴森恐怖的气氛,被俘虏的奴隶和牛、羊、豕、犬等动物被成批屠杀,奉献为神灵的牺牲。不仅如此,最为残酷的是以人殉葬,而殉葬的人是为奴隶主生前服务的亲信、宠妾、近侍、伎乐舞人、工匠等人。如商代后期安阳殷墟侯家庄M1001,虽曾遭盗掘、破坏,仍发现有数百殉人,据判断有墓主的警卫人员,有管理仪仗、田猎宴乐等侍从人员,他们的地位也有等级高低的差别,地位较高的有棺椁和青铜礼器、殉人殉葬,地位最低的则身首异处,被埋于墓道夯土之中[4]。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充分反映了“尊神重鬼”的商代社会精神世界的残酷性。

可见,这种“尊神重鬼”的思想信仰,是商代神权统治的重要特点,也是商代统治者借以维护统治的思想纽带,这种思想进而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创作上。商代的青铜器艺术主要就是在这种思想信仰的影响下形成的,所以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中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崇神思想。

二、青铜器造型艺术中的崇神思想

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已很完善,种类丰富,形式变化也很多,其造型特征不仅体现了商代艺术家对对称、均衡、和谐等形式美的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商代贵族阶层的审美需求和倾向。

商代前期,青铜器的造型种类虽不是很多,但食器、酒器、水器均已出现,有鼎、鬲、爵、斝、尊、卣等,而且尤以鼎的造型最为成熟和丰富。鼎有圆鼎,有方鼎,方鼎的造型尤为引人瞩目,仅郑州商城就发现有8件。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桀有昏德,迁鼎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定也。”所以鼎通常被看做国家权力的象征,而方鼎以其独特造型,更能象征统治权力的威严庄重。陈旭经过分析,就曾提出郑州商城的8件大方鼎,可能是早商王朝几代商王分别铸造和传承下来的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5]。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很有见地。其他几类器物造型,均以圆体为主体造型特征,注重器物的容量设计,应该是出于烹煮肉食、宴飨、实牲祭祀等实用功能的考虑,也从侧面反映出商人对祭祀鬼神的严肃认真。

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造型有了大的发展,食器、酒器、水器的基本种类都已完备,各类礼器的造型变化都很丰富。青铜器造型最大的突破和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而这两个变化也和商代尊神重鬼的思想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是方形器物的普遍出现。不仅鼎有方、圆的几何形体不同,其他的容礼器也多有方、圆两种几何造型变化。如爵、斝、觚、尊、罍、卣等,在保留圆体造型的同时,均出现了方体的器物形制。这些方体几何造型的器物,改变了以圆体器物为主的单一造型特征,丰富了青铜器的造型变化。这些方、圆的几何体造型,正是商代青铜器中最常见的造型,这些几何体造型的青铜器,都力求使青铜器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使器物的重心落在理想的位置上,从而具有了敦厚、庄重的审美效果,而这正和商人在祭祀鬼神时所追求的庄严、神圣气氛相适应,反映出商人对于祭祀神、鬼的极为严肃的态度,表达了他们对神、鬼强烈的崇敬思想。

二是仿生动物造型的青铜容礼器的出现。有肖形模拟真实动物的尊、卣等,以尊类最为多见,是利用动物的躯体作为中空的尊体,其形貌有牛、豕、马、犀、象、虎、鸮等,这类器物造型生动传神。有将多种动物特征汇聚而成的虚构动物形象的,以觥最为常见,这种器物造型诡谲、神秘。仿生的鸟兽尊、卣、觥是商代青铜文化中十分引入注目的特点,仿生器物的铸造对技术的要求远比一般几何状的器物要困难复杂得多,在当时生产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铸造这些造型复杂的器物并不全是追求美的享受和愉悦视觉感官,其目的同样也是为了引起诸神的重视与注意,达到娱神的效果。在这些仿生动物中,有部分仍然可能是古代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神,成为受祭祀的神灵,也有的可能是商人在祭祀天地时使用的仿生祭器,用于祭祀更高等级的神。此外,这些仿生动物造型的容器,不仅用其他动物作附件,也常用兽面纹、夔龙纹等纹样做装饰,形成一种神秘的复合神灵主体。这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虽“不符合人体工学原则,使用起来极为不便”,“但作为精神活动的寄托则完全而准确地符合和反映了神秘恐怖的思想主体”[6]。

商代的青铜器造型,无论是规整的方、圆几何体造型,还是仿生的鸟、兽造型,都是为祭祀鬼、神服务的,所以表现出的风格都是庄重、神秘、诡异。商人的这种崇神性的审美观念还表现在青铜器造型组合的变化上。

商代青铜器在追求单体造型变化的同时,数量也在增加,由单体发展到成双成对,进而形成系列化的多件器物组合。从考古发现看,大多数墓葬随葬青铜器的组合基本都是以酒器觚、爵、斝搭配,商代前期即已形成这种规律,这种习俗在整个商代都很流行。这说明商代墓葬中随葬的青铜礼器从一开始就是“重酒组合”[7]。商人好酒常见于文献记载,他们还把这种喜好附会于诸神身上,认为神也嗜饮,所以酒成为了酬神祭鬼不可缺少的物质,酒器也就用作祭神的礼器,寄托着商人的精神崇拜。而且不同造型的器物,作为群体在祭祀、礼仪场合使用时,其总体的审美效果也会对参与祭祀的人们造成心理上巨大的冲击力,而益发增强祭祀环境的庄严和神圣气氛。

商代青铜器的造型特别注重器物的整体体量,以获得庄严的造型,同时也通过形体比例的改变和细部结构的有意夸张,来烘托器物的造型效果,所以出现了大同小异、纷繁芜杂的青铜器形。青铜礼器中酒器所占的比例之重在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以酒器与鼎相配而构成了商代基本的礼器组合形式,酒器造型之生动,变化之多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些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特点说明,商殷之人“尊神重鬼”不全是出于实用功利目的,不止是一种外在仪式,而是发自内心,是民族最深厚的、最炽烈的宗教感情的体现,所以它体现出的是对凝重、神秘的审美风尚的追求。

三、青铜器装饰艺术中的崇神性

商代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丰富多彩,不仅纹样题材丰富,装饰形式也多样化,也同样体现着商人对均衡、对称、节奏感等形式美的认识,但其纹样图案则更多地凝聚着商人“尊神重鬼”的观念。

一般认为,商代前期的青铜器装饰较为简单,这主要是由青铜铸造工艺的水平较低决定的,但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多是以兽面纹、夔龙纹为主,辅以几何纹,偶尔也见个别动物纹,构图大多简洁明快。这种以兽面纹、夔龙纹等神异的动物纹作为器物的主体纹样的风格,和器物的庄严造型相适应,同样体现出了在祭祀鬼、神的功利目的下,对神秘庄重审美风尚的追求。

商代后期,随着青铜器装饰工艺水平的提高,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具有了更为强烈的崇神性特征,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从装饰的纹样上看,形成了以兽面组合造型为中心、以动物纹为主体的装饰风格和繁缛富丽的三层花装饰形式,这种装饰特征正是在“尊神重鬼”观念下融入原始图腾意识而形成的。这种风格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兽面纹、龙纹、凤纹等神异动物纹,它们在青铜器上的运用不仅比前期更加广泛,而且形式繁多。如在妇好墓出土的208件青铜礼器中,约有190件青铜器上饰有神异动物纹,占90﹪以上。另据统计,兽面纹和龙纹的形式均有不下10种之多[8]。粗略看上去,这些神异的动物纹都有一个总的倾向,即绝大部分都追求统一、对称、均衡的和谐美,神秘而不失庄重,这正是和商人对祭祀、鬼神的庄重肃穆的氛围相适应的。在商代后期,神异动物纹形态各异,手法不一,变化多端,形成了神秘、诡异的风尚。如兽面纹的变化,在这一时期虽仍以其双睛最为引人瞩目,但艺术家还同时对兽面纹的巨口、獠牙、双角、锐利的爪子等部位作了夸张、变形的刻画,从而使纹样更具有神秘感。马承源曾指出:“商代晚期青铜器兽面纹这种凶野地凝视着的态势愈益加强,其背景是鬼神崇拜。”[9]而对于它们的内涵的理解,我们也是基于商人“尊神重鬼”的社会思想特征的认识,认为它们具有多义性,而其中多种内涵正是“尊神重鬼”思想的体现。如对于兽面纹多种内涵的理解,无论是代表鬼神祖先的形象,还是充当祭祀牺牲,抑或是象征奴隶主特权阶级身份,实际都具有“尊神重鬼”的社会功利目的。而龙和凤作为中国古老的图腾,其形象经过了无数次的具象、抽象的综合过程,早已成为灌注了主体的审美情感,凝聚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审美理想的象征符号了。由龙和凤抽象出来的文化现象,充分显示出神灵图腾崇拜对审美意识的强烈影响。艺术化的图腾,既是宗教文化的积淀,也是审美创造的结果,它融宗教理念与审美情感为一体。

仿生动物类题材,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期,多达十几种,它们的形象均是对自然界动物的模拟,所以形象变化不大,但动物的局部常作夸张变形,艺术家将其神秘化,赋予了它特殊的神性功能。青铜上的部分动物装饰纹样的先驱虽可以追溯到彩陶图案,但二者所代表的内涵是不同的。彩陶图案表现了原始时期不同阶段先民们集体的思维和宗教感情,而青铜器装饰体现了奴隶制时期利权阶层的威严、力量和意志,是为维护统治服务的。它们有的是原始社会图腾文化的遗留,可能是为借助共同的图腾神维护统治秩序;有的可能是祭祀牺牲,是为祭祀鬼神服务的。无论如何,其首先反映的是商人对图腾神或祖先神的崇敬,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根据青铜器造型轮廓的变化而装饰的几何纹和植物纹,也形成了局部和整体的和谐美。这种抽象性和概括性极强的装饰图案,往往是融几何性和具象性的主题为一体,采用对称与呼应、比例与平衡、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条理与反复、变化与统一等多种形式,创造了各种别开生面的图形,实现了各种点、线、面的有机组合。这类丰富多彩的几何纹样和植物纹样,采用具象和抽象相结合,巧妙地利用了线条的表现风格,跟兽面纹相辅相成,形成了虚实相间、对称和谐的结构,也形成了“象”和“意”的统一。同样凝聚着商代人们“尊神重鬼”的社会心理和意识,成为融宗教理念与审美意识为一体的象征符号,也是图腾、巫术和宗教理念的审美变形。

青铜器上的人物,在商代后期也以一种神秘怪异形象表现出来,他们身体各部分虽还较合比例,面部五官位置亦较恰当,但有的(如湖南出土方鼎上的人面纹)却被添加了兽角、兽耳,有的周身满饰神秘花纹,他们本身已非普通人类,而代表“神”的形象。

总之,商代青铜器纹样表现出了对威严、神秘、诡异的审美风尚的追求,正是商代神本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反映的正是商人对鬼、神的狂热情感和对祖先崇拜的无上虔诚。正如一些学者提出的,“人的意志匍匐于神的威力之下,迷信上帝的权威具有绝对性,‘天命弗僭’,人们必须‘恪谨天命’‘奉若天道’,人性欲望被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鬼神观念所抑制,人们的理想和要求都必须严格服从祀神求福的目的,人格特点表现为娱神”[6]。而在娱神的同时,审美的主体也达到了愉悦,从而形成“神人以和”的和谐美。

其次,从一些雕塑性装饰看,它们也多具有神秘、诡异的造型特征,在器物整体造型和装饰上更加强化了其“尊神重鬼”的观念。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上多用了一些雕塑性的附件装饰套接或铸接于器物的显著部位,或起到补充造型的作用,或起到完善装饰结构的作用,但这些附件多表现出和神异动物纹一样的神秘、诡异的风格。这种雕塑性装饰,在商代前期即有运用,到商代后期运用得更为广泛,而且其形象更加怪异。如妇好墓出土的大方尊、大方壶的肩部,分别饰有这种浮雕的怪兽和怪鸟,为青铜器庄严的造型平添了一份神秘。而这种形象奇特的怪鸟、怪兽在妇好墓出土青铜器中占有较大比例,也是商后期青铜器的突出特征。如在殷墟郭家庄160号墓中仍有较多使用。这种装饰形式,从技巧上说是高明的,从功能上说它比一般的复层纹饰,能更强烈地体现出作为礼器的目的和要求[10]。

最后,再看一些铭文性的装饰。从其内容看,有祖徽、先祖等内容,是出于祭祀图腾神、先妣、先公的需要,显然更是“尊神重鬼”观念的体现。如诸多学者都认为有明显装饰效果的妇好平底盉上的“妇好”铭文,就器物本身显然是为妇好殉葬的器物,而装饰性的铭文则具有祭祀先妣神灵的功用。

综上所述,就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看,商代人们追求的是庄严、神秘、诡异的审美风尚,而这种审美取向正是商代神权统治下的“尊神重鬼”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这种神本主义文化的氛围中,一切审美活动,在当时都是为了昭示神的功烈和权威,以突出和加强地上的王权,取得奴隶主对奴隶、上级对下级的绝对统治。这种审美观念所体现出的阶级差别,比夏代更为显著,它是作为神权和王权统治的一部分而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所以商代的审美文化是神本主义文化的附庸,它必须服从于神权统治的目的,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也因此都具有强烈的神秘、象征色彩。从这一点上看,商代的青铜文化,是宗教化了的艺术,也是艺术化了的宗教,这也是后代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美学思想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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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0)02-017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