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生

新农村建设中的家族文化问题浅论

杨海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200062)

家族文化是自然经济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家族文化虽历经嬗变,但仍然在我国农村文化中有着深厚根基和积淀,并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来了双重的影响。因此,必须正视我国农村现阶段存在的家族文化现象,并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其负面效应。

家族文化;新农村;治理;措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党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一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民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综合工程。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要切实加强农村新文化建设,就要针对农村文化的现实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其中,在农村文化中有着深厚根基和积淀,并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家族文化就是不可小觑的重要课题。因此,探讨家族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家族文化及其历史变迁

家族文化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种种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1]。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角色和结构是维系家族文化的天然基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构成了严格、完整的系统,并赋予了它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具有内部的自组织功能,具体表现为谋求生存、维持秩序、保护家族、绵延后代、族化成员以及从事文化活动等[1]。家族文化也正是因此才得以合理存在并不断延续的。

在我国漫长的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进程中,家族文化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和接受,以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来源。正由于生产力低下,家族文化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力,并且依靠以家族伦理为主的道德规范,依靠“三纲五常”、“事理通达”、“仁义礼智”、“信诚为本”等价值观以及乡里家族治理机制,为封建时期的政权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家族文化的功能虽然也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但在总体上仍然体现了与社会的适应性。

近代以来,封建社会制度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其文化支撑的家族文化随之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把族权看作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一条极大的绳索[2],以新的理想和新的意识形态改造家族文化已经成为改造中国的重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摧毁家族制度,确立新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造传统农民,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新政权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先后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历史上对家族文化最大的冲击。土地改革没收了家族活动的祠堂和族田等财产,摧毁了家族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打破了以血缘秩序为基础的家族体制;合作化运动第一次将农民组织在超家族共同体的机体组织之中,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核算的原则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和家族权威;而政经合一的超血缘公社组织进一步限制了血缘关系作为秩序依据的作用。同时,在文化上掀起的“四清”、“破四旧”、“批林批孔”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大量捣毁了作为家族文化载体和象征的宗庙、祠堂,族谱被焚,家族活动被禁止,家族意识被进一步削弱,家族文化进一步受到猛烈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并没有根本改变农业社会的格局,运动摧毁的只是家族文化的形式,家族文化遗存的土壤依然存在。

1978年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使农户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组织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过程中,家族文化呈现出消解与复苏并存的双重运动:一方面,受历史规律的推动及改革开放的冲击,家族文化逐步走向消解;另一方面,包干到户对社会体制结构的改变使家庭又成为承担协作和其他支持的主题,这就在客观上使家族功能在某些方面重新得到强化。但总体上,家族文化的削弱和消解是历史的趋势,复苏则是对过去不顾家族文化的内在逻辑、“不合时宜”地对家族文化进行“革命”的历史性补偿。

二、家族文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家族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对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双重的影响。

(一)家族文化是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影响“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目标的实现

在当前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亲情关系和社会资源,可以以较低的成本集聚人力和资本,发挥家庭成员之间优势互补的优势,有利于生产经营的多样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家族活动在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也会逐步形成有一定规模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大的企业集团,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家族文化中的强调和谐精神,“兴家立业”、“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观念,以及家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又较好地解决了发展经济的自我激励问题。因此,家族文化在当今农村对促进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凝聚力和动力,客观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产业化和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家族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经济体必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他性、狭隘性和封闭性的弊端。以亲情血缘关系聚集社会资源虽然成本较低,但缺乏效率,与社会范围内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形成了冲突;内外有别,亲亲为大的观念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信条,阻碍了血缘外社会公信的确立和合作精神的发展;家长制领导和缺乏内外有效监控、反馈和制约,使决策的随意性增大。此外,“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无后为大”的生育观念也与现代的价值判断标准背道而驰。这些必将会对农村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宽裕带来消极的作用。

(二)家族文化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影响着“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目标的实现

家族文化是一种“礼治”文化,它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手段,严密地控制着村民的行为,成为对每个家族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礼俗习惯。家族文化极其注重伦理和家风教育,要求族内成员“守身如玉”、“去蠹如仇”,注重人伦建设,反对子弟沾染不良社会恶习,要求子弟勤俭持家,多习礼仪,确保家门清白,强调“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互助精神,倡导以孝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观念,为家族成员提供了行为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这在经济相对落后、公共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社会利益分化而又急需整合的农村,对于调整乡里社会关系,规范个体行为无疑是可资利用的手段。家族文化“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及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对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巨大的作用。家族文化注重规范与秩序,要求人们的视听言动都要合于“礼”,在严格的“礼”的规范下进行,这种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有相一致的方面。所有这些,有助于端正和净化农村的社会风气,培养良好积极的民风,实现社会的和谐和乡风的文明,对“村容整洁”也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宗族性是家族文化的根本特性。宗族的团体意识只是族内的团体意识,宗族意识的强化将助长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家族文化自身的传统积弊及其腐朽、落后的意识存在给社会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派生出种种丑恶现象。如农村社会风行的“拜把子”、“认干亲”、营建“关系网”现象,家庭团伙犯罪现象,封建迷信现象,任人唯亲现象,群殴、械斗、私刑现象等等。这些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进程,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

(三)家族文化是农村民主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根基,影响着“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

家族文化是群体文化。家族文化中的家族认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情感认同和心理调适的功能。由于农村社区的相对落后和封闭,农民的社会交往范围有限,在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家族认同与沟通是农民寻求心理平衡和精神寄托的现实选择。家族文化通过人的自然关系构筑起的人的社会联系,以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念,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统一意志、凝聚社群、稳定社会的作用。此外,家族也是农村基层政权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可资利用的有效手段。家族文化对农村社区稳定创造了必要的心理气氛和非正式组织体制。

同时,家族文化又是一种以人治、等级和血缘亲情为架构的群体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高度关注、强烈的家族认同取向和家族中心心理,扭曲了农民的价值观和参政心理,受等级性、封闭性和礼俗性的影响,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较差,缺乏参政的热情,使农村的民主管理极易流于形式。家族势力介入乡村的人事体制,干预乡村政治过程,一些占村落人口多数的姓氏家族通过合法程序使本家族的代表人物掌握实权,村民自治组织必然被浸润于家族文化之中,实际上成了家族意志和利益的代表,甚至有的宗族势力凡事以血缘和亲情为裁量的标准,公然阻挠、对抗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漠视法律的公正性,严重破坏了农村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进程。

三、对家族文化现象的治理对策

家族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对待家族文化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既要看到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就总体来说不利的一面,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正确地引导其发展方向,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家族文化的消解奠定物质基础

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总量一直处于贫弱状态,是家族文化经久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源总量制约着社会选择的组织形式,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就只能选择较为古老和简单的组织形式,要使家族文化消解并融入更多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主要的力量是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只有不断增加资源总量,农村基层政权才能不断超越家族系统的影响,才能有效行使对农村社区生活的调控职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改造家族文化,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改革开放后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家族文化的部分复兴,但随着农村改革深化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农民的商品意识逐渐增强,大批农民离土离乡,扩大了社会交往的范围,增长了见识,这从根本上有利于家族文化的消解。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家族文化变迁的最根本的推动力。

(二)加强公共社会资源建设步伐,用新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改造家族文化

当农村公共社会资源包括公权、公信机制、各种公共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本尚未形成,人们还无法通过公共体系获得生存发展和权益保障时,天然的亲缘关系自然就成为人们求助的首选。新的公共社会资源建设越滞后,人们就越依赖旧的社会资本,家族血缘的纽带就越是得到强化。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级政权削弱,村委会得不到农民的充分信任,社会公共纽带联系薄弱,正是家族文化得以部分复兴的原因之一。只有当每个人无须求助于人治私情及私人社会资源,依靠公共社会资源能以较小的社会交往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时,人们才会自觉放弃家族文化规则。因此加快建设国家的公权公信机制及各种公共制度等公共社会资源,用新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改造家族文化,才能使家族文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有力的作用,同时遏制其负面影响。

(三)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尔说:“农业发展的所有方面都是以能否有效地建立广泛的教育体系为转移的”[2]。家族文化负面影响的消解最终也要靠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村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使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民接受平等的教育。同时,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增强集体主义意识的文化氛围,提高农民对家族意识的识别能力,使广大农民自觉树立现代农民意识。要以推进村级自治为契机,强化对农民的民主知识和法律意识的教育和引导,在农村权力机构组合中抑制家族因素的渗透,鼓励农民在政治事件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通过民主法制的制度化建设,使每个村民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拥有社会权力,分享社会利益,承担社会责任,推进民主管理进程。

[1]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约翰·梅尔:农村发展经济学[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9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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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0)02-0146-03

杨海生(1962-),河南襄城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生,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研究。

2009年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课题“传统孝道在河南省建设和谐新农村中的现代价值和实践问题探讨”(092400450029)

2009-09-20

[责任编辑 迪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