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桃花

生态女性主义:发展中的生态伦理文化

王桃花

(长沙大学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003)

如果说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主要以自由女性主义为表现形式,第二次浪潮主要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的代表就是生态女性主义。它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性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其思想特征是强调对妇女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要求把环保运动与妇女运动结合起来,是环境与女性视角的辩证统一。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与理论代表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与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息息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环境伦理学、深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等新兴学科竞相出现,以探讨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生存观,为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伦理和观念基础[1]5。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由法国女学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妮提出,其目的是呼吁女性联合起来,为拯救地球而发动一场生态革命。奥波妮把生态思想和女性思想结合起来,揭示了自然与女性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天然的联系。自此,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哲学思潮在西方逐渐传播蔓延,并随着环保运动和绿色革命的兴起而日益发展壮大。

生态女性主义大致可分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cultural ecofeminism)——代表人物是苏珊·格里芬,精神生态女性主义(spiritual ecofeminism)——代表人物是查伦·斯普瑞特耐克,社会生态女性主义(social ecofeminism)——代表人物是卡伦·J·沃伦和卡罗琳·麦西特,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socialist ecofeminism)——代表人物是范达娜·希瓦和玛丽亚·米斯等。前两种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则尝试削弱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却认为加强或解除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都不能使女性获益,生态女性主义必须同等地看待男性和女性,每个人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J·沃伦提出的如下观点成为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们的基本共识:“(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2)对这些联系本质的理解有助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须有赖于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须有赖于女性主义视角。”[2]3-20沃伦在考察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以及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后,精辟地指出他们共同源于“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揭示了“父权制”奴役女性与人类奴役自然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压迫性的概念框架”。这种压迫性的概念框架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价值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和统治逻辑。在这套概念框架中,所有事物都被分成了两个对立的双方,其中一方拥有较高的价值与地位,另一方则被赋予较低的价值与地位,按照统治逻辑,价值与地位较高的一方对另一方具有合法的统治权。它基于以下的逻辑推演:(1)人类有能力有意识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而植物和岩石没有这种能力;(2)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改变自己社会的能力,它在道德上就要优于缺乏这种能力的东西;(3)因此,人类在道德上优于植物与岩石;(4)对于任何X和 Y,倘若X在道德上优于 Y,X对 Y的统治就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5)因此,人对植物和岩石的统治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同理,在“父权制”文化中,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同样遵循这一逻辑:(1)女人被确认为自然和物质的领域,而男人被确认为“人类”和精神的领域;(2)确认为自然和物质领域的群体比确认为“人类”和精神领域的群体低劣;(3)所以女人比男人低劣;(4)对于任何 X和 Y,如果X优于 Y,那么 Y就应从属于X;(5)男人对女人的统治被证明是正当的[3]125-146。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凡·普罗姆伍德进一步研究了压迫性的二元论的逻辑结构,指出正是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支撑了西方家长制的观念框架,最终导致了二分的男性气质对于女性气质的殖民化[4]3-27。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解构所有压迫性的概念框架,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重构更加可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把反对压迫、解放妇女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此来实现女性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属于后现代批评的一个流派,它挑战、解构、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在权力与秩序的关系方面,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玛丽·雷蒙德·艾伯特(Marie Richmond Abbott)在追溯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时指出,自男权社会建立以来,男性征服自然,也将征服自然的隐喻引入了征服女性的话语体系。女性与“由身体所代表的自然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被认为是属于从属地位的、劣等的。女性代表了身体的欲望,代表了被男性所主宰的地球。男性则代表着精神、思想和灵魂。正是因为女性和尘世的身体以及欲望相连,她们同时也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不纯粹以及邪恶的”[5]16-19。通过灵魂/身体、精神/自然、男性/女性的二分法,男性将女性理解为需要被主宰、被驯服、被教化、被提纯的对象,通过对身体、自然和女性的贬低,男性获得了压制女性力量的权力。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批判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批评。一些环境主义者和关注生态问题的社会批评家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可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却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并不应该指“所有的人”。而只包括“男人”、特别是“白人男子”。妇女、有色人种、工人阶级、第三世界贫穷落后国家和其他弱小民族都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父权制文化的直接受害者,因此,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而非宽泛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

其他学者的理论主张也大体与沃伦的思想一致。比如帕特里克·D·墨菲(Patrick D.Murphy)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拓者,其代表作有《文学、自然、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6],他强调差异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另一个”(anotherness)概念 ,以取代“他者”(the other)概念 ,即任何“自我”都是其他“他者”的“他者”,彼此平等,彼此有别,也彼此依赖。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用“自然思维”的语言颂扬了女性的“野性”,创作了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作品《自然女性》。该书在追溯人类认识、开发利用大自然以及自身在这当中的发展时,揭示了男人怎样逐渐地使女人物质化、使女人屈从,而让他自己成为大自然主宰的过程。所以格里芬指出,“我们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但只有女人学会为自己和自然讲话才行”[7]293。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

正如女性写作在历史上曾被边缘化一样,女性环境写作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诺顿自然写作文集》中收集的“94位作家中,只有14位是女性,只有2位是非白人作家……但收录了21位男性的多卷诗文,仅有一位女性收录了多篇作品。女性文学贡献遭贬抑的程度比这些有限的数字表明的还要严重”[1]7。

尽管如此,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对文学领域的渗透。卡逊的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改变了历史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直接促成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产生。卡逊理解自然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男性科学家,她认为“仅仅靠理性去分析、靠实验去研究,还不能真正地理解自然”,主张最大限度地开放感官去感受自然。在《海风下》一书中,她采用了“女性”的叙事策略,以三种动物的视角为视点写实式地呈现了海洋生物的状态;《寂静的春天》一书则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激烈地抨击了“依靠科学技术来征服、统治自然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8]127-129。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文学家围绕生态女性主义主题进行创作,如美国当代文学家勒吉恩的《常常回家》;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反乌托邦生态小说《玛拉和丹恩》;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浮现》;俄罗斯女作家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的《斯莱妮克斯》等,都这个文学新体系的作品。其中《浮现》深刻地揭示了男性虐待、摧残妇女和侵犯自然之间的关联,是一篇诠释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

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迎来了鼎盛时期,“生态女性主义最终在文学研究领域确立了自身的存在。批评家们正开始把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见地视作文学批评的一部分”[9]5。

与此同时,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与清水、纸张与垃圾》、男性作家周涛的《二十四片犁铧》、成一的《千山》等等不一而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领域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批评家们从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研究,寻找文学作品中自然与女性之间的错位,考察自然和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他者”、“边缘”、“失语”地位。比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墨菲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加拿大当代作家阿特伍德的作品《浮现》进行了解读[6]26;卡墨拉·布拉塔(Kamala Plata)对墨西哥裔美国女作家安娜·卡斯蒂罗(Ana Castillo)的作品《离上帝如此遥远》进行了解读,认为该作品批判了环境种族主义,体现出生态女性意识[10]145-153。由此可见,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或批评方面,生态女性主义正在慢慢走向成熟。

结语

很多学者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只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式的设想,只是“纸上谈兵”,指责其理论与实践脱节。这种指责是缺乏根据的。首先,传播观念让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其次,生态女性主义的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她们也不乏行动:保护遭受暴力侵犯的妇女和动物、封锁为砍伐和毁坏森林而修建的道路等都是行动的典范。作为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在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等方面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最具革命性的意义在于,它向人们根深蒂固的现代科学观提出挑战,对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以人为本”、“人为自然立法”等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把文学批评放在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下,以其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体现出对环境危机和全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其多元性、开放性和交叉性为文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文学批评理论。

[1]Greta Gaard,Patrick D Murphy.Introduction[M]//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2]Warren Karen J.Feminism and Ecology[J].Environmental Review,1987(1):3-20.

[3]Warren Karen J.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J].Environmental Ethics,1990(2):125-146.

[4]Plumwood Val.Nature,Self,and Gender:Feminism,Environmental Philosophy,and the Critique of Rationalism[J].Hypatia VI.1991(spring):3-27.

[5]Abbott Marie Richmond.Masculine and Feminine:Sex Roles over the Life Cycle[M].New York:Mc 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83:16-19.

[6]Murphy Patrick D.Literature,Nature&Other.Ecofeminist Critiques[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5.

[7]格里芬.自然女性[M].张敏生,范代忠,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8]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Gaard Grete,Murphy Patrick D.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10]Platt Kmala.Ecocritical Chicana Literature:Ana Castillo’s“Vertual Realism”[C]//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责任编辑 海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