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国

(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安徽池州 247000)

周馥与清末“新军”的编练

汪志国

(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安徽池州 247000)

新军是晚清政府“新政”期间仿照西方近代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周馥认为,改变清朝武装力量积弊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新军。在任山东巡抚期间,周馥采取了许多措施,将山东军队训练成“大枝劲旅”;踏上两江总督的仕途以后,十分重视军备建设,设立训练新军的管理机构——督练公所,理顺江苏军事管理体制,训练了10000多人的新式军队。但是包括周馥编练新军在内的清末新政的诸多举措,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周馥;清朝末年;新军

新军是晚清政府“新政”期间仿照西方近代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周馥作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在其管辖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等地时,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尤其是在编练新军上,做出可贵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术界目前对此问题尚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作初步梳理与探讨。

一、周馥对编练新军必要性的认识

八旗兵、绿营兵是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称为经制兵。这两支武装力量在清朝前、中期的200年时间为维护封建统治曾起过重要作用,但这种兵制也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而日益废驰和衰败。近代以降,八旗、绿营成了强弩之末,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湘军、淮军为首的勇营制度。这两支军队虽然在巩固国防、维护清朝统治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经历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午战争之后,其战斗力也荡然无存。对清朝武装力量的积弊,较早创办新军的袁世凯和张之洞有着清醒的认识。袁世凯指出:“近代武备废驰,疲弱冗柔,比比皆是。固由于训练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大率就地取材,滥竽充数,非市游惰,即革勇逃卒。……为之官长者,复漫焉不加顾惜,或缺额不补,或随时募充,若视兵丁之去留有无,无关轻重也者。往往成军数年,而经练之熟手,十无而二三,无异新集之师,几类鸟合之众。一旦有警,仓猝出征,兵刃未交,望风先靡,兽骇鸟散,不可收拾。”[1]4828对此问题,张之洞认识得更为深刻,他认为清朝旧式军队有七弊:“人皆乌合,来去无恒”、“兵皆缺额,且充杂差”、“里居不确,良莠不分”、“摊派刻扣”、“新式枪炮,抛弃损坏”、“营垒工程,不知讲求”、“营弁习尚奢华”。[2]4129-4130应该说,袁、张二人的剖析切中旧式营队之积弊,且这种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周馥对清朝旧式军队也有相同的体认:“各营人数多寡参差,各军饷项厚薄不一,所用枪械亦旧式居多。”[3]391在当时朝野看来,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新军。

关于编练新军必要性的认识,周馥除了从对清朝旧式武装力量诸多积弊的剖析入手外,还着重分析了江南地区的武装力量。江南原有陆军共70营,折合兵勇30800余人。与其它省份相比,兵力较厚。但是,其防守任务较重,除了分防江岸炮台外,还要分巡江北各处,兵力就显得较为单薄了。更为甚者,各营队装备十分落后,多“沿用前膛枪者,各营台炮位亦后膛前膛参半,快炮则不过十之一二。至炮台工程多未完备,后路概未布置”[3]391。此外,由于军队冗员过多,历史欠债太重,致使号称地大物博的江南地区的军费也十分拮据。苏沪两处的厘金、皖鄂宜昌3处的盐厘共计305万两白银,早已拨归总税务司抵作洋款。鉴于江南地区经济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清政府下谕让其它省每年给江南地区拨付的额定税厘,往往无法足额按时到位,“历年欠解竟少至四百七十九万余两”。虽“搜刮靡遗”,但遇应办之事往往是“无从措手”[3]392。周馥认为,要改变江南军队孱弱之局面,必须整军经武,编练新军。

周馥还从中外对比的视角,阐释了编练新军的迫切性。他考察了世界各国军事消长的发展史,“今东西各国,互相雄长,莫不视兵力为转移。全国进款用于练兵者,常居十之六七。虽称贷国债,有所不惜”。他还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以三岛之地,训练常备兵多至13个师团,是“具有深意”[3]391。相比之下,依目前财力困绌而论,中国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像日本那样训练强大的师团。但是,“世变愈亟,练兵愈不容缓。内洽外交等事,亦非借兵力不能维持”[3]403-404。

周馥是晚清政府中非常务实的官员。他对新政初期江南地区编练新军时种种虚糜之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虽然改编旧军队,建有常备军,但“军制既参差不齐,饷数亦多寡不互异,枪械更新旧杂陈。间有教练新操者,亦不过略袭形式,于一切军队内务经理之法,大都阙如其兵籍,则悉沿招募旧制,湘军居其九,淮军居其一,无论其旋募旋去,易致穷失所归,流为盗贼”[3]404。所以,周馥主张应以“整饬戎行为急务”,加强训练,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二、在山东整军经武

山东省编练新军早在1899年12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就开始了。山东旧式军队是嵩武军及东字等34个营,袁世凯对这些旧式军队大加整顿,裁募改并,编为马步炮队 20营,计 14000余人,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将营与哨中间的“队”取消,并将“营”的人员减少,“哨”的人员增多,每营4哨,每哨9棚。这种编制更加“近代化”,它不但成为后来“北洋新军”编制的雏形,而且辛亥革命后所建的陆军也和这种编制出入不大[4]431-432。此外,袁世凯还将飞虎佐字、济字等营编作左、右翼防军8营,归曹、兖两镇统带,又将登荣练军各营编作沿海防军5营,加上抚标前军左、右步队2营,共计35营。袁世凯“变散为整,汰弱留强”[5]274,使之成为后来常备军、续备军的基础。

周馥编练新军是在袁世凯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山东“为畿疆门户,与北洋唇齿相依,较他省尤为紧要”[5]277。为了将山东军队训练成“大枝劲旅”[5]274,周馥采取了许多措施,其大端如下:

其一,整编常备军和续备军。“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已自编成军,周馥将其改编为“常备军”,改练新操,使之“渐就精熟”[5]272,可备缓急之用。此外,他还把沿海防军5营,节次裁改,并作马、步2营,连同曹、兖两镇防军8营和抚标前军2营一起定为“续备军”,其职责是“划地分防,各资巡缉”[5]274。经过此番整顿,全省共有步、马、炮队32营。对这支新式武装力量的军械,由于经费难筹,周馥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先使用毛瑟枪,等经费稍为充裕之后,再换用小口径毛瑟快枪。

其二,选派新式军队指挥人员。一支军队要保持强劲的战斗力,除了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外,还必须配备得力的指挥官,周馥对此极为重视。一方面,挑选精悍灵敏,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弁兵,派往保定陆军兵官学堂学习,学成回鲁后,酌量派遣到各营充任营哨各官;另一方面,从山东省武备学堂选调优秀毕业生,分派各营,互换练习,充担营哨各官。

其三,想方设法筹措新军军费。编练新军的经费,除少数由国家拨款外,其余均由各省督抚就地筹款,尽力经营筹划。山东财力艰窘异常,军费极其紧张。周馥主要从两个渠道筹集经费:一是追讨河南拖欠的应解协饷。根据户部议定,河南省每年向山东的“武卫右军先锋队”拨付饷银183000余两,后来由于情势的变化,河南以经费难筹、财力困为由拖付协饷。但是,近些年来,情形出现好转,“河南业已筹有新款”,所有拖欠之协饷“仍由河南全数认解”[5]275。二是将历年溢解之款,其中1901年11月至1902年10月溢解过银134400两、1902年11月至1903年10月溢解过银65450两、1903年11月至1904年3月溢解过银12200两,共计212000两白银,在应上缴中央的新案赔款90万两中抵扣。周馥将上述两笔所得之款项,用于招练新军和购置新式武器。

其四,充分发挥新式军队的作用,除守卫国防之外,还让其维持社会治安。山东地域辽阔,南北相距800里,东西相距1340里。鲁西南一带治安状况极差,盗贼横行。近代以来,局面尤非昔比,胶州、威海、烟台均被辟为租界,全省境内洋人往来络绎不绝。德国不仅独占了山东铁路修筑权,而且先后取得了胶济铁路两旁和沂水、沂州、诸城、潍县、烟台等地矿产的开采权。上述诸多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山东省的治安形势颇为复杂,原有警力巡防保护已应接不暇。新添设的巡警队担任省城济南、烟台、曹州、兖州及胶济铁路一带的防守任务,也因防守区域辽阔,警力有限,“苦不敷分布”[5]274。周馥遂将常备军分派有关地区负责“梭巡”任务。

经过以上努力,山东的新军训练取得了一定成效,共编练新军47混成协。尽管由于诸多因素,未能完成编练1镇新军的计划,但与其它省份相比,还是颇有成效的。如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省,均计划编练1镇新兵,结果安徽省仅编练31混成协,江西编练27混成协,河南编练29混成协,湖南编练25混成协[4]441。

三、在江苏地区改练新军

清代的两江地区包括今江苏省、安徽省和江西省,不仅是清朝京畿地区的粮饷供应基地,而且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1904年11月6日,周馥踏上两江总督的仕途以后,十分重视军备建设,设立训练新军的管理机构——督练公所,理顺江苏军事管理体制,训练了10000多人的新式军队。

第一,设立督练公所。为了保证兵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清政府特在中央设立练兵处,作为考查和督练新军之总机关,同时要求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也称督练处)。周馥督理两江后,把建立督练公所作为训练新军的首要事务。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称,江南营伍弊病约有三端:“一曰经费绌,一曰将才乏,而其最之端,在无提纲挈领处为之督率训练”[3]412。周馥遂于1905年1月设立督练公所,作为统辖和整饬全省军旅之机关。下设兵备处、参谋处、教练处。兵备处负责考核章制及各营功过赏罚、筹备粮饷军械医务等事;参谋处负责调度策划、并考查中外舆图形胜等事;教练处负责考查训练兵队、及审定学堂课程等事。此外,周馥还参稽东西各国军制,在各处下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兵备处分设搜讨、经理、考功、执法、兵器、医务等6科;参谋处分设运筹、向导、检阅、测绘等4科;教练处分设训练、教育、编译等3科。这些机构设置的细化,使得各处的职责更加明确。对各科的管理人员,均遴选在日本陆军学校留学的毕业生、各省武备学堂的学生充任,“凡候补求差各员 ,概不绿用”[3]413。

周馥还在督练公所内设立兵事研究所和宪兵。前者为研究性机构,聚集陆军将校研究高等战术,以储将才;并挑选在标武官,授以浅近兵学,使之略通兵事,化无用为有用;还进行测绘研究,测量军用地图,讲求路政建造军用道路,以此作为操兵演阵之准备。后者为军队之警察,负责监督军纪、风纪。

第二,训练新军。周馥在两江地区编练新军可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自1905年初至1906年8月底,周馥将编练新军具体分为编定营制、汰弱留强、征募新兵等3个步骤。

编定营制。周馥根据练兵处的章程,制定了新的营制规章。先是厘定常备兵的建制,将原有武威新军左、右两翼编为步队第1标,护军正4旗编为第2标,原常备右军4营编为第3标,武威新军6营编为第4标,合字5营编为第5标,南字3营编为第6标,新湘5旗编为第7标,盛字5营编为第8标,此为常备兵步队8标。还将原有之常备左军马队1旗、右军马队1营、常备右军炮队和工程队各1营分别编为炮队1营、工程队1营。此外,还设辎重队1营、军乐队1队。旧有各军除已遵章改编为新军外,绿营、团练等杂项队伍中身体强健者,周馥则将其改为巡防队。原有新兵5营、骑兵1旗1营、护军副4旗、沪军新1旗、亲兵1营,原住江北的元字3旗、镇字1旗、铭字马队3营、徐防步队3营、亲兵1哨、徐防马队2营等,按照练兵处的新兵章制,统一编为留防步队36队、马队10队。“以备地方弹压缉捕之用”[3]406。

汰弱留强。旧有军队中羸老孱弱者颇多,周馥先将这部分兵裁减掉,共遣散5000余人,每人发给恩饷1-2月不等,还发足川资,派兵弁送归原籍务农。对留下空余兵额暂不募补,“以为留办征兵之计”[3]406。经裁汰弱兵以后,留下符合新军征兵之条件的士兵,第1标仅存1营,且多属本省居民;第2标因存兵较少,全部并入第3标,第1、2标缺额不足的士兵,按照新兵入伍之条件征兵。其余6标,待第1、2标征兵齐集后,再按规定归并。

征募新兵。兵源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军家历来重视征兵问题。周馥主张学习日本划定管区的征兵方法,“日本凡一联队所驻之地,即以为该联队征兵之区,其军人之家世、执业、性情、习尚,无不周知,自于召集、退伍、训练、约束,易施其力”。而跨地征招异地之兵,不仅管理难度加大,“平时难以相安,逃亡难于侦缉”[3]408-409,而且常备兵期满后转为续备兵时也难以安置。他把江苏所辖的8府、3直隶州、1直隶厅划分为3个征兵区,把江宁、镇江、常州、扬州、通州、海门 4府、2直隶州厅划为江南所练的1镇管区;把徐州、海州、淮安2府、1直隶州划为江北所练的1镇管区;把苏州、松江、太仓2府、1直隶州划为苏垣所练1混成协管区。

第2阶段,自1906年9月至赴任两广总督之前。此阶段虽然时间短暂,但由于前期颇有成效的编练基础,终于练成南洋陆军第9镇。第9镇新军编制健全,有2个步兵协和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还有军乐队。其的兵源包括经汰弱留强的士兵和“分区征集”[6]552的新兵两部分。周馥将原编的第1标屡加删汰后存留的老兵和由江宁、镇江两府劝征的“年、体、资、学”诸方面合乎条件的新兵,编为第33标;将原第2、3标汰弱留强的士兵合并编为第34标,这2标归第17协统领;将由宁镇、常扬各属征集的新兵编为第35标;将原有第5标驻屯江阴的老兵,和宁镇、常扬新征的士兵编为第36标,此2标归第18协统领。此外,还建有马队、炮队各1标,工程队、辎重队各式1营,军乐队1队。

周馥还重视新军将士业务素质的提高和精神品行的塑造。新军中马、炮、工、辎等均系专门之学,这方面的人才极其稀少,无法满足新军发展的需要。按当时的军事教育制度,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至少需要66个月的时间。这显然是“远时”解不了“近渴”,周馥遂令督练公所举办马、炮、工、辎各项速成学堂,聘请各省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授课。在新征的兵士中,挑选文理通顺、资质敏捷者,送入速成学堂学习,“授以专门应用之浅近学术”[6]521,学习数月之后,派到各标营充任。由于当时技术和教育的限制,军队里军医、马医之才亦十分缺乏,周馥举办了卫生队速成学堂和兽医学堂,培养了一批军医、兽医应用之专门人才,满足军队之急需。

精神教育往往是旧式军队忽略的问题。周馥认为:“各国训练师徒,不专在步伐之整齐、外观之荼火,要以野外操练战斗实施为目的。每于秋高气爽举行机动演习,以练军士动作之能否活泼,将校指挥之是否适宜。”[6]521主张新军的精神教育应统筹安排,他让督练处拟订详尽教育计划,令各将领抓紧训练。为了检验教育效果,周馥还举办两军对抗演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周馥在两江地区的新军训练取得了明显成效,江南陆军第9镇,官兵计9044人,23混成协,计官兵4619人;江北陆军13混成协,计官兵2857人。就全国而言,是除直隶地区以外的较好地区[4]411。不仅如此,他还重视新军将官队伍建设,严惩将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常备军原第4标第2营管带易隆硚短发银饷,贪鄙无耻,周馥将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吴淞炮台总台官陶鼎侵蚀截旷,贪婪胆大,将其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安徽抚标中参将尹嗣兴、南汇营游击曹广荣、潜山营守备薛鸿范等“人地均不相宜”[1]5490,周馥将这3人全部开除。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将官队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清末新政时期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编练新军无疑占有突出的地位,清政府采用西方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清朝统治者训练新军的目的是巩固封建政权、维护统治地位,而结果却是“走错房间”和种瓜得豆。“既然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可望正中下怀,从而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又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7]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从这个角度看,周馥编练新军颇值得玩味!

[1] 朱寿棚.光绪朝东华录(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 赵尔巽,等.清史稿·兵志(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卷三[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4] 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5] 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卷二[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6] 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卷四[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7] 郭世佑.清末“新政”初期困境浅析[EB/OL].http://new 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

ZHOU Fu and Train ing of New Ar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Zhi-guo(Department of H 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Chizhou College,Chizhou 247000,China)

Follow ing themodern Western military system,New A rmy was a new type of military troopsorganiz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New Deal.ZHOU Fu held the point that to establish the New A rm y by adop ting the Western battalion system,w estern m ilitary training and emp loying the western cannons was the only way to remove the long-standing malp ractice of military forces of the Qing government.W hile he w as a governo r in Shandong p rovince,ZHOU adop ted many measures to train his Shandong troops into a very powerful army.After he became of governor of Jiangsu,Anhui and Jiangxi p rovinces,ZHOU attached great impo rtance to m ilitary buildup,and set up an adm inistrative o rganization,a committee of drilling troops,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New A rmy.Through all these measures,the military management system was straightened out and more 10000 soldiers

rigid training.However,some of measures p roposed by ZHOU Fu failed to achieve desired result.

ZHOU Fu;the late Qing dynasty;New A rm y

K252

A

1674-2273(2010)05-0017-04

2010-07-09

汪志国(1963-),男,安徽枞阳人,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教授,理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陶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