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燕坤

(1.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北京100720;2.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嵌入与内生秩序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影响
——以越南老街省达芬村(Taphin)红头瑶为例

马燕坤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北京100720;2.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激烈变革。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在丰富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也限定了民族社会发展逻辑和认知模式的走向。边疆、边界概念的实践化是边疆族群政治性角色得以创生的力量。民族国家是唯一能够赋予此角色的重要行为体。20世纪后半叶,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逐渐强化,使曾被松散定义的边疆及族群,因此获得政治意义上的归属。流动的族群享有了作为“边民”的社会定义,并担负起表述国家共同体意志的责任和义务。民族社会由此滋生出异趣于传统的模式,呈现出嵌入与内生秩序交织的态势。二者会同性的交合结果导致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框架遭到意义层面的剥离,国家认同面临被冲击的危险。

边民;国家认同;越南老街省;红头瑶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使然,越南边境上的红头瑶获得了必然性的也是象征性的社会定义,以至于产生嵌入与内生秩序并存于红头瑶社会生活中的迹象。在嵌入秩序强化红头瑶国家认同的同时,内生秩序却挑战了国家认同。二者在越南国家认同整合上产生对垒效应。将越南边境地区老街省达芬村红头瑶列为考察对象,能够发掘红头瑶在历史进程中越南国家所赋予的秩序与红头瑶根植于传统而形成的内生秩序在越南国家认同建构上的异趣效果,从而凝析出近现代民族国家在国家建设进程中政权文化是如何遭到地方性知识挑战的。

一、达芬村红头瑶概况

达芬村位于海拔1 500米高的越南老街省沙巴镇(Sa Pa Town)的东边,距离沙巴镇15公里,与中越界山——黄连山(Hoang Lien Son Range)遥遥相望[1](P3)。达芬村四围环绕着苍松翠柏及水田。在此的民族主要有红头瑶(Red Dao)、黑苗(Black Hmong)。其中,红头瑶在数量及文化特色上皆比黑苗突出,成为达芬村的重要标志。一提到达芬村,人们第一反映是红头瑶。一提到红头瑶,人们最先想到的也是达芬村。一进村头,是20多户红头瑶人家。列成两排紧挨的木板房留出狭长的石子路面,是村民出入、游客穿梭的主道。村子的左前上方,是一个由10多户人家组成的黑苗寨。与其比邻并由一条从山顶泻下的小河区隔开的是一个红头瑶寨子。在这个寨子的右侧由浓密森林簇拥的山洼里,是又一个红头瑶寨子。这些寨子一起构成了达芬村的红头瑶主体。

初步估算,达芬村的红头瑶共有100多户,合计400多人口。独特的民族文化,使其自2000年始就成为越南政府启动乡村旅游的试点。

妇女头上缠的红头巾是该民族获此称谓的标志性物件。遍布衣裤、裙带的密集绣花是与同村黑苗的重要区别。取法于森林的木板房是重要的民居形制。瑶语是其母言,越语是国语,英语是商业语。由于市场化的驱动,英语正日益与越语、瑶语一道成为达芬村红头瑶的语言主体。平时生活中,红头瑶用瑶语交流。除此,村小学双语教学使瑶语获得程式化的推进。当与本村黑苗或其他民族交流时,越语便是重要的交际语。当与游客交流时,英语便是首要的工具。能将英语用得出神入化的算红头瑶妇女。她们由此取代男人和小孩儿而成为家庭收入的总抓手。几乎每天,红头瑶妇女都会背上背篓,带上手工制品前往村头或沙巴集市销售。

在村小学接受义务制教育的孩子比其父母更具优势,他们不仅能抒越南文,而且还能写民族语。男人很少外出打工。犁田耙地、找柴做饭、照顾老人孩子是他们一年中的主要活路。

据考证,达芬村红头瑶从公元11世纪始就陆续迁入此地,与中国境内金平县红头瑶联系紧密。很多红头瑶,依然持有对祖籍的记忆。有不少年长者,仍然清晰保留着曾“抄小路”、穿密林探亲访友的遗念。而年轻一代,很少有这样的体验。尤其近几十年来,中越边界的确定,致使红头瑶松散流动的现象走向终结。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由此孕育着深刻的意蕴。

二、嵌入秩序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塑造

“边民”是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产物。边疆、边界概念的实践化是边民政治性角色得以创生的注脚。民族国家是唯一能够赋予边疆族群特定角色的重要行为体。20世纪后半叶,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逐渐强化,使曾被松散定义的边疆及族群,因此获得政治意义上的归属。流动的族群享有了作为“边民”的社会定义,并担负起表述国家共同体意志的责任和义务。

随着边疆族群获得民族国家的社会定义后,为进一步消除传统社会结构在其生活世界中的主导性,民族国家加快了将国家认同植入民族中的步伐,旨在扭转边民先在性的认同模式和族性知识。边民由此获得一套缘于国家意识形态并异于传统的嵌入秩序,其政治归属得以推动,行为意识亦被整合到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中来。据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推论,中国和越南很早就有了往来。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一直以来边境的人们就不断创造着交融合作的历史事实,并因此形成稳定的交往机制、行为逻辑和社会结构。因此,从一定角度看,很难将这些历久弥新互动中的边疆族群在身份上辨识开来。进入20世纪,尤其下半叶后,随着中国和越南独立自主权的建立,使国家间的主权意识被强化。虽然越南在获得主权后,并不顾对中国独立主权事实的尊重,毅然发动侵略中国边境的行为,但中国人民的奋力还击与最终取胜,极大地明证了主权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不可动摇性。经过这种侵略与反侵略的行为交合,主权国家的边界由此被提到不容挑战的神圣高度。边界(界山、界河、口岸、界桩)物化性确定,强化了边疆族群的政治认同。人们之间的交往由此也就需要通行证之类的证件来明证彼此能够沟通的权利。先前缘于血亲、婚缘等无形要素的自然关系因之退隐。原为一体的族群被切割开来,获取另类于传统的实践架构,产生表征不同地区或国度的政治属性。涌动着中国少数民族血液的达芬村红头瑶,因此而长久地被纳入越南国家的政治秩序中,其身份在异域得到新的塑造和界定。他们变成了越南人,变成了越南国家认同建构下的少数民族。

达芬村红头瑶在有形与无形要素上彰显了他们的越南人及越南少数民族身份。

“边界”对红头瑶国家认同的塑造。与达芬村遥遥相望的是中越界山——黄连山。黄连山上密布着浓郁的苍松翠柏。调研中了解到,大多数红头瑶都知道这座高山的背面就是中国。他们用口耳传递着族人先辈翻越大山寻觅水草、耕地和家园的记忆。一位老年妇女说,据其父言,他们的祖辈就是以耕一坡换一地的流动劳作慢慢越过这座大山落居于此的。很多老人仍记得穿越黄连山密林抵达中国的毛路,而今毛路已不再有人穿行,相反为密布的荆棘与参天的古树盘踞。年轻一代没有穿行毛路的经历,需引路,而今老人都日渐衰老、过世,所以也就日趋与走捷径错失。若对毛路不熟,可能遭遇被边防军人逮到的危险。任意穿梭毛路不再容易。加之近年来中越边界的进一步明确,更加剧了这种不可能性。各类界碑钳制了边民的随性行动。“2007年12月27日,越南老街省和云南省边界段的勘界立碑工作完成,中越一共树立了124块主界碑和附界碑,其中中国树立了61块主界碑、2块附界碑;越南树立了63块主界碑、2块附界碑。中越陆地边界线一共长1 347公里,中越两国计划树立1 800多块界碑,其中包括1 533块主界碑和300块附界碑”[2](P64)。显然,在边界内活动能确保人身安全。把守于中越边界上的网状界标永远地终结了红头瑶续接历史的梦想。而其作为越南人的身份却因这些界标而得到形式上的确立,并在隐形的层面上模塑了作为国人的认知。

村委会对国家认同的塑造。达芬村村政府坐落于村头的左上方。办公楼是一栋占地约四五百平米的三层楼钢筋混泥土建筑,与其比邻的是占地稍小的两层楼的卫生院。村政府被叫做village committee。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京(越)族(Kinh people)。每到上班或村里执行公务时,工作人员便在胸前挂一张略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大小的淡蓝色牌子。牌子上写着工作人员的姓名、科室、职务。他们的任务是贯彻越南政府村级委员会的政策法规,包括越南国家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乡村建设方针、村民治理方案等。工作人员不定期地到红头瑶寨里、家里走访调研,并鼓励他们投入越南政治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来。比如,越南在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后,为了在越南全民中形成对改革开放的支持与配合,发动民俗旅游便是重大举措。当达芬村民族特色成为推崇重点时,沙巴镇和达芬村政府都登门动员,向红头瑶民众讲解国家推动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并采取各种手段激励广大红头瑶以手工艺品优势加入国家规划性发展的活动中,以此激活红头瑶发家致富的热情和雄心。红头瑶因此获得融入经济大潮的契机,并在行为上达到靠近国家政体、支持当代越南国家建设的目的,从而潜在地强化了越南国家的政治认同。

村长在国家认同上的表征意义。当游客来到达芬村时,销售手工艺品的红头瑶妇女,都会尾随游客到任何可能的角落。而当游客进入村长家别具一格的庭院观光或购物时,红头瑶妇女却望而止步。访谈中,红头瑶压低声音说:“这是村长家!。”即便有获利的可能,她们也会在一定距离之外选择留步。村长相当于中国的村小组长,管片小却权力大,是越南国家形象地方化的智识代言人。村长不仅有别于其他红头瑶的特征,比如住迥异于木板房的砖石平房,着战时越南士兵用的黄绿色军装,拥有大量从老街或沙巴运来的商品。且村长还能决定村里谁可享受钱财补助,能判断谁是值得深交的人员。无论从外显形制上抑或红头瑶口头中都能发现村长与他们的差异,而正是此差异从中树立起村长的高大形象。村长是越南国家政权基层化的具象表达。在影响上有超越红头瑶历经千年续接的盘王崇拜。在此,新的权威随着国家行为基层化的巩固日益凸显出来。

村小学在国家认同上的程式性塑造。村小学位于村头的左上方,坐落在一个土丘上。校园由四五米高的围墙围成,穿过铁门,就能看到两个宽敞的篮球场地,接着是一栋置于正上方4层高的主教学楼。教学楼的前方,用越南拼音文写着“达芬村小学”字样。在这个以木板房为典型的红头瑶村落,钢筋混泥土筑成的村小学的出现似乎是一个错误。学校采用双语教学。学生除了要领教由越南语表达的科学知识外,还要学习母语——瑶族及黑苗语与越南语译换成的一些事实和情景。学生学习各类语言的目的不是用以去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在于对越南国家的大历史与文化融会贯通。双语教学一定意义上是以保留语言多样性构成为表象,而本质上是要达到对越南国家政权建设的丰富理解。达芬村义务制教育昭示着红头瑶已进入越南规划性的体制中。红头瑶的国民意识被打下了程式化的烙印。

精英人物在国家认同上的精神整合。在一些红头瑶家中显眼的位置上,端端正正地挂着胡志明续留胡子的巨幅照片。在访谈中,虽然很少有红头瑶能对胡志明在越南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述一二,但是在他们激动的表情背后却蕴藏着对胡志明先生真诚的赞赏。尤其上村小学的孩子,他们对胡志明的认识似乎比其父辈更为深刻。挂在黑板左上方胡爷爷的照片是他们努力学习的力量。胡志明挂像在红头瑶中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胡志明在越南国家建设事迹本身。由此,将个体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采取民族精神人格化的做法,一方面能激起民族因国家荣誉而产生的愉悦,强化他们的认同和意义,另一方面,能够无形地聚财集众推动国家的整合性步伐。

越南盾在国家认同上的价值建构。当外国人用外国币向红头瑶买手工艺品时,即便不识字的红头瑶也能准确地辨出货币种类和面值大小。在笔者让其写出价格时,没有一个红头瑶能写。但当用人民币或越南盾示意价格数量时,他们却流露出非凡的驾驭能力。他们能够根据图案判断各种币种和币值的等量与差异。这一方面缘于市场化的催化,另一方面则基于红头瑶对越南盾的熟透把握。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币种是越南的,多少外币面值又与越盾等值。长远地看来,通过辨别本国盾与外币,却不经意地强化了红头瑶对越南国家的财务认同。

外国游客在国家认同上的反衬效应。达芬村作为民俗旅游村,以独有的文化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游客。当在村头候盼销售手工艺品的红头瑶看到外国人时,她们迎面第一句话便是用英语问道:“你是哪国人?”在这一个初识的行为反应中饱含着丰富的内涵。红头瑶是在明确自我身份的基础上展开互动的,也是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确立身份边界的,更是在肯定差异的前提下彰显“他者”的。本我与非我、自我与他者、本国与外国成为红头瑶在交互行动中的知识构成。

越语在国家认同上的亲昵效果。日常生活中,红头瑶使用越语。不仅家庭通用语是越语,在与同村黑苗或其他少数民族交流时,也是越语。无论来自河内、西贡或顺化的人,一旦与红头瑶攀谈起来显得格外亲切,顿时红头瑶便不会向其推销产品,而是诉说苦衷。此时这些异地的越南人便会低头倾听,流露出内疚之态,仿佛红头瑶的遭遇都是他们的罪过。通过能否说越语,红头瑶将一个来者进行定义,不说越南语或说英语的人相应被界定为外国人,能说越语的人都被视为倾吐衷肠的知心盟友。

总之,尽管红头瑶在文化边界上模糊不清,但被置入规划化进程已成不可逆的事实。越南国家的建构终结了边境族群松散的流动局面,赋予其特定的行为机制,并使其基本认同日趋从村庄或民族转移到民族国家上,个人开始将自己对本族的效忠转向国家政体。

三、内生秩序对国家认同的挑战

从民族根植的文化脉络建构关系并模塑认知始终是人类的主旋律。共同的信仰、习俗、语言、礼仪等一直是民族之所以为一体的关键变量。民族由之而拥有表征其特质的文化符号,并模塑出既定的行为机制和认知模式。通过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由此而产生经久致用的效果。凭借传统基质的力量,民族内部由此形成辨识属于哪类,而不属于某种的区分,及什么有关系,什么无关系的知识判断。由于历史与现实不对称性使然,今天被称作“边民”的红头瑶,显然还受制于此种逻辑。

红头瑶在获得“边民”定义之前,就具有了维系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机制。但是,中越边界的确定,致使红头瑶的惯性知行受到冲击。迫于生存和发展的驱动,红头瑶在实践中是以淡化或模糊先在性知识谱系为策略,而有所保留地转到接受越南国家建设上来。随着历史的推进,此选择并无法截断红头瑶对传统“根”文化的追忆。虽然越南国家在少数民族中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系列秩序来加大国家认同的力度,却难以将红头瑶一直传承的内生秩序彻底覆盖。国家的理性作为,显然难以驾驭民族的感性认知。在社会化进程中,红头瑶始终在根据经验和感悟,凝练着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实践节奏。显然,这在丰富人类文化的同时,却创造了挑战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多元性诉求。达芬村红头瑶历久形成的续接性机制,在推动红头瑶内部生活一体化的同时,却潜在地冲击了越南国家的整合性建构。

血亲印痕。有史以来,由于内外因素使然,红头瑶一直处于迁徙流动中。但这样的变动并未使红头瑶的血缘、亲缘关系中断。历经数代,由于边疆治理的松散,所以红头瑶的迁徙行为并受阻碍,身份归属亦较为模糊。进入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致使边界、边疆产生实体意义,以至于红头瑶一直来的迁徙行为受钳制。即便这样他们依然保留着对中国祖籍的认同。达芬村的红头瑶基本都知道其中国“根”。虽然大多数红头瑶不能说汉语,但在记忆里仍留着“祖父的祖父是中国人”、“祖母的祖母是中国人”的印迹。中国“根”情结被深深植入其认知中。当发现是中国人,或接触与中国有关的物品时,他们对中国“根”的热情突然被强烈激起。当谈及中国时,他们想到河口镇的富裕,顿时艳羡不已,也流露出对中国河口高消费的惧怕。很多年轻的红头瑶都抱着能学会说汉语到中国河口打工的美好心愿,希望由此获得稳定的高薪。他们认为中国河口的工资待遇——每月一千元人民币——远比越南境内任何一地要高。由此,中国不仅是他们溯源祖籍的源头,同时还是其实现价值和体现意义的梦想舞台。

历史遭遇。历史以来,红头瑶之所以迁徙不止,跟自然、人为因素紧密关联。当天灾、洪涝或兵燹使他们丧失土地和家园后,再次迁徙以寻找下一个可能安全的地方成为他们的目标诉求。而当觅到此番满意之地后,红头瑶并非能心安理得地稳定下来,相反却遭受到巨大的挤压。他们需要得到当地人的许可才能砍伐森林种植土地。从而预示着下一次迁徙的到来。每个新到之地和选择之向,成为历史长河中凝结其行动的网结。在迁徙中,他们不仅饱受跋山涉水的艰辛,而且还遭到其他民族的排挤。据说,当到新地时,当地人很排斥他们。对此,他们一代代记忆并传递着,以至于当越南抗击法国殖民者时,红头瑶却反转做法而支持法国殖民者,这除了法国殖民者施予直接物质利益收买红头瑶人心外,还在于红头瑶始终保持着迁徙到越南境内后遭遇到的痛苦记忆。这种状况一定意义上弱化了红头瑶对身为越南人的满足。由此,“从理论模式上来说,共同命运,共享意义的尺度/标准非常明确:一旦一个人的生存和再生产依赖于他人的生存和再生产,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将遭遇共同命运”[3](P293)。

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强化了红头瑶的族群认同,规制了红头瑶的知识实践。文化传统能够定义红头瑶属于某类,而不属于某种的身份。达芬村红头瑶具有强烈的文化传统。妇女头上的红头巾是该族族称的标志性物件。所有的成年红头瑶妇女都习惯于顶红头巾。木板房是重要的民居形制,是对祖先传统居住格局的延续。这跟其流动性有关,简便易建。另一方面也是取法于自然的结果,择木为材。发白的、不高的木板房与中国金平县红头瑶民居并无二致。衣物上,达芬村红头瑶重视在裤脚、袖口、腰间绣上浓密的绣花。饰物上,红头瑶妇女喜好带铜手镯和耳环。这些礼物多是男性赠的。成家女性,是丈夫送的。未成家女性,则从心仪的男性那里获得。手镯内侧一端镂着用汉语书写的女方和男方名字,另一端则刻着“天长地久”字样。这些都是红头瑶标识自我的传统符号。但这样的符号使得他们由此而对外在文化,尤其是越南国家的文化知之甚少,尚难形成认同。调研中了解到,多数红头瑶对越南主体民族金族的文化几乎不了然。当问到越南人习惯每月初一和十五烧香祭祖,或送鲜花保平安的祝福习惯时,他们都表示不理解。对于越南国家的国庆日或名胜古迹,如河内的还剑湖、文庙等也闻所未闻。对此,可认为是由于越南政府宣传不力所致,但其间并不乏红头瑶早已形成固守传统,坚信传统的文化信心。

村寨认同。历史以来,红头瑶聚族而居,形成强烈的村庄认同。共同的血亲印记、历史遭遇和文化传统在整合村寨认同上产生积极效果。木板房、绣花衣服、铜耳环、铜手镯、红头巾等外显标志不仅将红头瑶与临近寨子的黑苗区分开来,同时强化了红头瑶同为一寨的认同。由于生产、生计、生活的影响,红头瑶对所属寨子有着强烈的认同。寨子能够给他们提供肥沃的水田,种植出饱满的稻谷。当他们面临困难时,本寨的红头瑶是唯一会向他们提供援助的人。当他们需钱财或抢收稻谷时,只有同族会帮助他们,而邻寨的黑苗既不会借钱,也不会提供人手帮助。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几乎不会求助县、坊或乡政府,寨子始终是他们的求助对象。在他们眼里,只有同寨的红头瑶才能建立最基本的信任,他们既能在缺钱时借钱,还能在需要帮助时提供帮助。本寨始终是确保社会关系延展的舞台。寨子始终是最稳定的人际半径。同时,寨子还能使其共享节日礼俗。如果哪家有婚丧嫁娶,几乎全寨红头瑶都来协助。当某家插秧收谷时,本族人也会出手襄助。另外,红头瑶还以红头瑶寨子女性能挑花绣朵而区别于他族寨子。红头瑶认为黑苗手笨不会刺绣,也不会操英语售产品,这是红头瑶寨子风水好所致。由此,红头瑶的村寨认同由此被模塑,一体行为认知由此被整合,但却挑战了红头瑶与黑庙寨子整合为更大村落统一体的现实,潜在地限制了越南国家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生活经验。由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交织,红头瑶形成了道法自然的生活经验。他们选择与水田和森林比邻而居。将房舍置入水田中央,或山林丛中,由此与水田和山林拉近距离,获得庇护,确保更大的丰产及更多的安全。据红头瑶的风水知识,如果将家建在远离水田或森林的地段上,家人身体会不好,健康受威胁,同时丧失丰收的良机。几户临山居住的红头瑶因泥石流之故,村政府动员其迁至指定地段,但因不符合红头瑶的经验认识,故被拒绝。他们重新腾出一块水田建造房屋。之所以这样做,是以先前一户人家因违背建房原则,结果家人一点不顺,养的猪狗死了,稻谷产量也低得吓人为前车之鉴。由此,红头瑶的生活经验是源于红头瑶固有的知识逻辑的。对于政府的提议,他们却视其为背离常理的。此举一定意义上固然违抗了国家的理性,甚至合法性。而他们根据传统经验的选择与建构,既遵循认知习惯,也暴露了衣无忧、谷满仓的期许。这样的价值取舍,体现出自信的文化态度。

“盘王”信仰。达芬村红头瑶相信“盘王”在红头瑶社会生活上的庇护,“盘王”能达到对所有人都护爱。效忠于“盘王”便是应然的。人们之间无上下等级、尊卑隶属关系,只有平等。此种世界,与世俗是存在距离的,其在巩固红头瑶一体化的同时,却产生悖于越南国家主流的负面影响。

由上,红头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内生秩序,是典型的小群体动力学的持久模式。这样的模式在加强红头瑶认同及维系其稳定上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红头瑶的内生秩序,在彰显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独有认知的同时,并使红头瑶分散的个体行动被整合起来。总之,内生秩序在红头瑶的认识和行为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总之,随着越南国家体系属性决定的国家认同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各少数民族政治上的归属得到了新的界定。一系列嵌入秩序是推动该界定成型的因由。但是,红头瑶内部保留着内生性认知与行为模式,却塑造着红头瑶的族群认同,本质上并不利于越南国家认同的整合性推进。内生秩序在使红头瑶的主体性价值被彰显及民族认同被强化的同时,却在一定层面上使得作为整体的国家认同却因为红头瑶自我意识的突出而被弱化。红头瑶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文化脉络,正日益加剧着这种趋势向纵深方向挺进。由之,在红头瑶这样的边民社会中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由之处于交叠互动中,表现出一致与冲突的两种不同趋向,总体上不利于族际关系和国家认同的稳定建构。一系列嵌入秩序,尤其是行政嵌入,本质上是超越红头瑶常识的象征形式,是私人意义与公共象征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是民族权利与国家权力鲜明比照的知识创造。而对这种情势的平衡或解决,也许预示着越南政府将会对少数民族社会采取结构性规范与制裁的强化措施。

[1] Pham Hoang Hai.SAPA:Tourism Travel Handbook[M].SAPA:Sapa Tourist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Center,2004.

[2] 古小松.越南国情报告(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Craig T,Palmer B,Eric F,et al.Tilley,Categories and Gatherings:Group Selection and the Mythology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M].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 Inc,1997.

Abstract:Nation-state's emerging has been laying the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depth changes.Modern nation-state's growing-up,not only riches the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e,but also demarcates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knowledgement formwork.The hypostatization of the frontier and boundary is the power to create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minority in border area.Nation-state is the only important actor to bestow on this kind of role.During in the later half of the 20thcentury,the nation-state sovereignty's intensifying made the relaxing definition of frontier and minority get the political jurisdiction.So the flowing minority enjoys the social definition of inhabitants of a border area,as well as shoulders the duty of conveying the community will.The minority society so returns the for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 that it demonstrates the interweave situation of the impacting and endogen.Both of them join hands that it results in national entirety peeling off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faces attacks.

Key words:the minority in border area;national identity;Lao Cai Province of Vietnam;Red Dao

(责任编辑 刘小平)

Impact of the System of Implanting and Endogen on the State's Identity by the Minority in Border Area——Take Taphin Red Dao in Lao Cai Province of Vietnam as an Example

MA Yan-kun1,2
(1.Institute of the US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2.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1,China)

C 911

A

1672-9951(2010)05-0065-05

2010-06-03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博士后在站研究项目;云南大学211项目(21131011-09007);云南大学201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马燕坤(1978-),女,云南昭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博士后流动站2010级博士后,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