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南平,王翼鹏

(1.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河北张家口075000;2.张家口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北张家口075000)

不是军书,胜似军书
——二论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赋》之艺术魅力

刘南平1,王翼鹏2

(1.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河北张家口075000;2.张家口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北张家口075000)

自汉至民国有关《难蜀父老赋》的评论将近40条,其内容基本为三类:对该赋文体归属的异议;与刘勰认定该赋“有移檄之骨”论或大相径庭、或神交契合的评论;深悟该赋之作家、作品原生态的评论。通过研讨这些评论的科学性,揭示该赋“有移檄之骨”的魅力之“魂”是作者“自在流出”的“原始情结”,肯定了该赋“不是军书,胜似军书之魅力”说,阐释了之于文学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原始情结”论和“两难主题”说。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赋》;艺术魅力;胜似军书;原始情结;两难主题;方法论

笔者在拙作《不是军书,胜似军书——一论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赋〉之艺术魅力》中提到,虽然不见以《难蜀父老赋》为独立研究客体的当代研究文献,但自汉至民国有关此赋的评论将近40条[1]①,研讨这些评论的科学性,在此赋“不是军书,胜似军书之魅力”说获得进一步肯定的同时,之于文学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原始情结”论和“两难主题”说,亦得到具体阐释。

一、《难蜀父老赋》之文体归属论的意义

自汉至明,有关《难蜀父老赋》文体归属的说法主要有5种②:

二是“赋颂之间又一体”说。明人方岳贡道“:此文与《巴蜀檄》大皆相同,而音节微异,盖在赋颂之间又一体也。”[2](P259)

三是“檄移”说,见刘勰《文心雕龙·檄移》[3](P377-379)。

四是“问对”说。明人吴讷云“: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选》所录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谓问对之辞。”[2](P191)

五是“诏令”说。明人彭大翼说“:《古今源流至论》:自秦始皇以帝穪制,汉人因之,于是更名之曰诏。然当文景以前,诏令皆出于天子之意。爰自武帝《报淮南王书》,常召司马相如视草,故一时如《谕巴蜀檄》、《难蜀父老》皆发于相如之笔。厥后西掖,专命词臣而代王言……由是诏令悉出词臣之手……”[2](P208)

这些颇有异议的文体归属说给笔者的重要启迪是:其一,《难蜀父老赋》不是军书的结论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其二,“檄移”文体说出现最早,典型之论当属齐梁间人刘勰的《难蜀父老赋》“有移檄之骨”[3](P379)论,它恰如其分地启示接受主体在更广泛的视域内,更深入地感受此赋的原生态,笔者因此提出了“《难蜀父老赋》不是军书,胜似军书的艺术魅力”论[1],以对刘勰之论的重申,弥补了当代研究尚无以《难蜀父老赋》为独立研究客体之文献的缺憾。但是,这一重申既受到与刘勰之论大相径庭之古代评论的挑战,又获得了与刘勰之论神交契合之古代评论的支持,还推动笔者思考《难蜀父老赋》的魅力之“魂”。

二、《难蜀父老赋》“有移檄之骨”论非“绵丽少骨”论所能撼动

与刘勰《难蜀父老赋》“有移檄之骨”论大相径庭的古代评论不少,最有代表性的是“绵丽少骨”论。此论语出明人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二“: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按,巵,一作卮)[2](P218)清人王之绩说此论“最为得之”《(铁立文起》前编卷十)[2](P346)。何以有这样的认定?评论主体断为“以赋为文”使然,笔者则以为“绵丽少骨”论及“以赋为文使然”论,与汉赋审美思维定式之“劝百讽一”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道德评判倾向有着深刻的逻辑关联,虽然王世贞没有明示之,但他将《难蜀父老赋》与《封禅文》相提并论,而《封禅文》被诬为“谄谀天性”(宋·黄彻《溪诗话》)之暴露、“符命谀佞之祖”(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就反映了这一思维定势所起的作用。

以“劝百讽一”批评《难蜀父老赋》的如宋人苏轼,他说:“《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东坡文集》卷六五)[2](P87)清人尤侗《读东坡志林》复述之[2](P302)。清人何焯亦言:“司马长卿《难蜀父老》‘且夫贤君之践位也’至‘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以武帝而复为此言,所谓讽一而劝百也。”(《义门读书记》卷四七)[2](P328)

以“好大喜功”的道德评判批评《难蜀父老赋》的如明人刘祜,他说:“羁縻勿绝,制驭夷狄之大道。相如不杜之于始,而欲挽之于终,吾知好大喜功之主不可救也已。”(《文章正论》卷六)[2](P213)宋人楼昉曰:“武帝事西南夷,岂是好事!其实相如只是强分疏,却又要彊说道理,至以禹治水为比,可谓牵合矣。使人主观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习,非所以正救其失也。”(《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卷三)[2](P145);明人冯有翼《秦汉文钞》于《难蜀父老文》末的评论复述之[2](P259)。

既然《难蜀父老赋》是“劝百讽一”,是助成武帝“好大喜功”,“谀辞”论的道德评判便顺理成章了,明人顾锡畴在《秦汉鸿文·两汉鸿文》卷六《难蜀父老文》末批道:“徐汉临曰:读其文,率多谀辞焉,此杨雄所谓‘劝一风百也,不已戏乎!’”(踪凡按:当作劝百风一。笔者按,“杨”系原文)[2](P258)

以尊重《难蜀父老赋》作家、作品“原生态”的理念和方法研读此赋,可见“劝百讽一”论、助成武帝“好大喜功”论、“谀辞”论的共同特点是断章取义,是过分夸大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功用。断章取义者如苏轼抓住《难蜀父老赋》写作背景交代中“以讽天子”语③,何焯挑出“且夫贤君之践位也”一段,楼昉拣出该赋“以禹治水为比”法。他们所以如此断章取义,都是忽视了《史记》司马相如本传对《难蜀父老赋》写作背景,及相如开发西夷之结果的历史记录,忽视了汉武帝对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笼络控制的原则策略,忽视了引用典故的说理方法,及“夫贤君之践位”的段落是《难蜀父老赋》艺术功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评论所忽视的内容,笔者都在“一论”中论及,换言之,“一论”就是对这些古代评论之不可取的论证。特别是笔者以为《难蜀父老赋》“议论雄奇”的说理,首先表现为援引具有典型意义的大禹治水神话,其次表现为贤君治国理念的定位,再次表现为高屋建瓴的论证[1],就是对非议《难蜀父老赋》的反驳。必须指出的是,武帝的“好大喜功之习”,岂是司马相如这一介文人的过错和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明人刘祜所谓“吾知好大喜功之主不可救也”很有道理,但他又指责“相如不杜之于始,而欲挽之于终”,虽然有为相如惋惜之意,但还是过分夸大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功用了。这些评论都强调“救失”,难道《难蜀父老赋》所关注的国家民族统一大业是“失”?回答恐怕都是否定的,既非“失”,何谈“救”和“正救”?如果说致力于国家民族统一大业是“好大喜功”,那么,如是之“喜”、之“功”,何“失”之有?所谓“牵合”说、“彊说道理”说、“非所以正救其失”说,岂不是“何患无辞”之论?尽管其自产生之日起,就对后世文人及文论产生了近乎深入骨髓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刻影响,已然成了《难蜀父老赋》“绵丽少骨”论的“釜底之薪”,然而,由于其根本缺陷在于缺乏文本依据,缺乏对作家、作品“原生态”的尊重,是以唯心的道德评判为逻辑基础的“何患无辞”之论,因此,《难蜀父老赋》“有移檄之骨”的气势、气韵、气象[1],绝非“绵丽少骨”论所能撼动。

三、与《难蜀父老赋》“有移檄之骨”论神交契合的评论

自宋至清,出现了从各个角度感悟《难蜀父老赋》之艺术魅力的评论:

论其文辞者如“文字自佳”说[2](P145、259);“文辞瓌丽,亦西京之傑出者”说[2](P272);“藻丽绝特,尤撷香拾艳之渊薮”说[2](P363)。

赏其议论者则谓之“议论雄奇”[2](P272);“恢张矜炫”[2](P310);“议论有余,通达治体”[2](P311)。

感其气势者则云:“解此措语之法,乃能气壮情骇……此文倣之必骇世。然必解此,然后文有生气。”[2](P363)还有“笔墨精妙”、“不惟接转纵恣、飞动勃郁”、“文势卓诡”说[2](P402)等。

心动于其笔力、胸次、情致者赞道:“正议侃侃,可以进陈朝廷,却翻出绝大议论,以驾其上,何等笔力,何等胸次……着”内向“一段,极飞动人情(笔者按,即”内向而怨“一段)。”[2](P349)

更有激赏其风格的评论。如明人邹思明直以曹操诗风、卫青的河朔大捷评论《难蜀父老赋》:“此文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又如河朔大侠,鬚眉戟张,精爽浮动,啐啐逼人。”[2](P227)

这些评论与萧统将《难蜀父老赋》列入《文选》“檄”类中[4](P625),与刘勰的“有移檄之骨”论[3](P379),与李充的“德音”论[5](P2688)堪称神交契合,是“《难蜀父老赋》不是军书,胜似军书之艺术魅力”论宝贵的文学批评资源,笔者的“一论”从“力量对比悬殊的主客设置”、“不留余地的驳难靶子设置”、“‘使者’先声夺人的开场白”、“‘使者’高屋建瓴的立论”、“‘使者’‘议论雄奇’的论证”五个方面,拓展、深化了古人对《难蜀父老赋》之气势、议论、文辞、笔力的感悟;通过描述此赋“时利而义贞”[3](P329)的写作背景和动机,分析此赋深得“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3](P329)的写作要领,揭示了古人所感悟的司马相如之胸次和情致的真谛,那就是胸无一己[1]。这是对与“有移檄之骨”论神交契合之论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开拓的重申,然而,《难蜀父老赋》所蕴涵的作者情怀之品位、品格绝不仅仅如此,如果说作者无己的胸怀是此赋那“移檄之骨”的“髓”,那么,司马相如“自在流出”的“原始情结”则是那“移檄之骨”的“魂”。感悟之,是对这些与《难蜀父老赋》“有移檄之骨”论神交契合之论的进一步领悟。

四、《难蜀父老赋》的魅力之“魂”:以“自在流出”为终极状态的“原始情结”

宋人朱熹说:“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2](P127)何谓“自在流出”?简而言之,就是接受主体的得来不觉,创作主体的一任心性,毫无标榜。而创作主体能如是“自在流出”者,惟其“原始情结”也。换言之,“自在流出”是“原始情结”的终极状态。这是由“原始情结”的本质属性和能量决定的。就本质属性而言,“原始情结”指意识被压抑而持续活动在无意识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特征的愿望。就能量而言,“原始情结”往往会凝固为主体的思维模式,潜行在其情绪、情调、情感和情操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主体的基本生存意向和生存方式,成为其意识、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心理基础。当这种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成为自然而然的习惯性思维和作风时,特别是因其具有“持续”性而成为以坚定性和坚韧性为基本特征的意志品质时,主体内心世界的本质就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这是主体往往意识不到、控制不了、很自然、很真实的过程[6],正所谓“自在流出”也。因此,追寻主体的“原始情结”,便可追寻到他的秉性、人格,乃至灵魂。“原始情结”形成于一定的文化积淀,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情结”不仅仅是与生俱来的,某种后天教育成果,如对某一精神偶像的倾慕、心仪,一旦根深蒂固于主体的潜意识中,成为一种无需意识支配的持续性的心理活动时、成为其人生变化中不变的东西时,这一积淀于后天教育的文化基因就具有了“原始情结”的属性和能量。怎样才能发现主体的“原始情结”呢?笔者以为,其传记作为散文作品的“文眼”,和出自其亲笔作品中的“文眼”、“诗眼”、“赋眼”等,都是很重要的线索。司马相如本传中“慕蔺相如之为人”一句就堪称“文眼”,考其一生行迹,这一偶像崇拜就是其人生变化中不变的东西,他就是希望自己能像蔺相如一样,以文臣的忠义智勇建功立业于当朝,这就是司马相如的“原始情结”[6]。这一“情结”终于在其一生中唯一一次成功的政治作为——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发西南夷,和与之相伴随的《难蜀父老赋》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释放。《司马相如列传》,非但没有被司马迁列于《儒林列传》类的传记之后,而且比排在卷一二一的《儒林列传》[7](P3115-3129)提前了五卷,被排在《西南夷列传》[7](P2991-2998)之后,这说明司马迁更看重相如的政治作为和成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司马相如“原始情结”的核心——以文臣的忠义智勇建功立业于当朝。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之前,共有5篇少数民族的传记,史迁完全可以将它们集中排列,却偏偏将《匈奴列传》夹在《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这两篇传记的主人公——李广(前?—前119年)、卫青(前?—前106年)和霍去病(前140—前117年),都是与汉匈关系之君国大事息息相关的重量级人物,但是,他们带给民族关系之改善的成果,主要靠的是战争——李广一生与匈奴70余战,卫青前后7次出击匈奴,霍去病则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7](P2939)的精神“凡六出击匈奴”[7](P2954)。相比之下,司马相如还真是像蔺相如一样,以文臣的身份立下了与武将相同的功劳。固然不能排除各少数民族情况不同的因素,和汉天子安抚、笼络策略所起的根本性作用,但是,当年司马相如以“蔺相如之为人”自许时,可能没想到自己会在41岁时④,凭借一介文臣的忠、义、智、勇,取得堪与蔺相如媲美的外交成就。然而,《难蜀父老赋》的写作背景告诉我们,这释放,这成功,是司马相如超越进退维谷之“两难”心态的结果。当时司马相如是以蔺相如那既不能自辱人格,又必须忍辱求和,以利社稷大局的风骨、智慧和胸怀创作此赋的,惟其如此,才为其笔下“使者”的“说辞”“必使时利而义贞”奠定了唯“忠信”是守,披肝沥胆于主的人格基础。笔者在“一论”中以“力量对比悬殊的主客设置”为分论点,描述了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赋》中,让“使者”1人去应对“蜀父老”之27人,所表现出的势单力薄,备遭蔑视,却志在必得的智慧、勇气和胸怀,相如所设置的情景与当年蔺相如只身处秦廷章台时危机四伏的氛围不相上下,此等创作智慧明显是“自在流出”的“慕蔺相如之为人”的“原始情结”使然,《难蜀父老赋》“有移檄之骨”的魅力之“魂”正积淀于此!林艾轩和朱熹的“自在流出”论堪称深悟《难蜀父老赋》之作家、作品原生态的评论,为后人从作者之“魂”的层面上感悟《难蜀父老赋》不是军书,胜似军书的艺术魅力,提供了宝贵的文学批评资源。

五、接受主体的悲剧:《难蜀父老赋》之古代评论所引发的思考

以人物、特别是文化名人及其作品作为客体的文学批评是否实事求是,对于研究客体作为社会历史财富之品质、品位和品格的直接影响,是不容忽视、不能掉以轻心的。这种影响的后果绝不仅仅在于给研究客体带来什么,而在于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财富”带来什么。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 200年来对司马相如之人格、思想及作品的评述,就给这一思考提供了大量或正或反的证据[6]。因此,笔者以为,以《难蜀父老赋》“绵丽少骨”论为代表的古代评论,不仅是此赋及其创作主体遭误读的悲剧,更是文论家作为接受主体的悲剧。悲就悲在其文学批评的方法和价值定位欠科学。

胡适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8](P93)又说:“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9](P298)坚持以尊重创作主体及其作品“原生态”的理念和方法解读研究对象,就是“尊重证据”,评论就可能因科学性的提升而更为中肯;反之,则不足取。如何接近创作主体及其作品的“原生态”,避免接受主体的悲剧,这是一个既具有根本意义,又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仅就“原始情结”论和“两难主题”说之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做些阐释。

笔者注意到,上面引述的对《难蜀父老赋》的三类评论,语言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基本没有思辨色彩的笼统的感悟式语言,其“思维过程与思维结论相重合”[10](P160),思维路线几乎“无迹可寻”[10](P157),这是一种被称为审美直觉论的中国传统的审美思维理念及方法。这种审美思维十分强调直观、直觉、“妙悟”在美之创造和接受中的作用。其积极意义在于排斥预设的“意”或“理”在美之创造和接受中的作用,但其所强调的直观、直觉和“妙悟”能否实事求是地反映创作主体及其文本的原生态,则取决于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审美主体的个性素质,诸如心理特征、文化积淀、陈陈相因的思维定势,及其所属社会、时代的文化思潮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道德评判为指针的文学批评。就《难蜀父老赋》的评论而言,上述以“绵丽少骨”论为代表的古代评论,就是以道德评判为逻辑基础,背离创作主体及其作品“原生态”的文学批评,即使是比较接近司马相如及其《难蜀父老赋》原生态的评论,也难免落此窠臼。比如明人倪元璐说:“相如明知通西南夷不为用,乃始其事,又作《难蜀父老辞》以文其非(笔者按,文武帝之非)……虽迁就彊辩,然看他前设难一节,毕竟是长卿心术难掩。”(《秦汉文尤》卷六《难蜀父老文》评点)[2](P251)明人方岳贡道:“此文末段已铺陈封禅意,盖相如素所蓄积也。”(《历代古文国玮集·西汉》卷七《难蜀父老文》评点之眉批)[2](P259)不难看出,此二人之论中并非贬义的“心术”说和“素所蓄积”说,都是意在探寻相如本心的评论,是相对接近相如及《难蜀父老赋》之原生态的评论。可是,“迁就彊辩”说和“铺陈封禅意”说,仍未摆脱“劝百讽一”论的影响。就是因为接受主体太习惯于以道德评判为指针的文学批评了。相对于唯心论范畴内的道德评判,心理追寻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的理念和方法,而属于心理学范畴、具有系统论意义的“原始情结”论[6]⑤,不失为接近创作主体及其作品“原生态”的理念和方法,科学地运用之,可以有效地避免接受主体的悲剧。

文学批评以提供积极健康的资讯为价值定位,是避免接受主体之悲剧的又一关键。所谓积极健康的资讯,就文学批评而言,主要指批评主体能否揭示批评客体为人类文化永恒的“两难主题”提供了什么。所谓人类文化永恒的“两难主题”,就是指不能简单地用是非、好坏、胜负等道德或价值评判,衡量属于人类所共同拥有的、永无终极结果、必然以悲剧为终极宿命,却始终被彼岸的未知所召唤,而形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人类文化精神。比如蕴涵在中国古代洪水神话鲧禹治水故事中不畏天帝,前仆后继的文化精神,就是能高度概括“两难主题”内涵的例子[6]。司马相如以文臣的忠义智勇建功立业于当朝的“原始情结”,决定了他政治作为和文学创作“两难主题”的核心内容,那就是:既要极尽“颂美”,以“扬天子之威”,凝聚民心,又要戒天子“好大喜功”之奢,止诸臣之上行下效,由攀比堕落为僭越。从《子虚上林赋》到《封禅文》,无不贯彻这一主题。然而,这是一个悖论,这是封建社会永恒的“两难主题”,岂是相如一人的政治作为和文学创作所能改变?这就注定了相如及其作品的悲剧命运。其“原始情结”既决定了这命运的必然性,又因这必然性而升华!升华在它昭示了一种人类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已经凝固为历代忧患之士的集体无意识,也融入司马相如的“原始情结”,表现为“自在流出”的人格和作品境界美。《难蜀父老赋》也不例外。这部作品清晰地展示了司马相如不是政治家却政治情怀笃定,是文学家,却不是御用文人、文学弄臣的人格本质。他作为一个普通朝臣、文士,有着非同一般朝臣、文士的政治诉求、政治眼光、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情怀。概而言之,维护“大一统”,存兴而戒亡,是其政治诉求的核心;在处理中原与边远部族关系时,他始终站在维护“大一统”的原则立场上,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为了实现自己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理想,他不屈不挠,力排众议,政治勇气自不待言;而不屈不挠、力排众议中总是闪烁着顾全大局,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这一切构成了司马相如完整的政治意识,由这种意识支配的所有作为,无不深藏着“惟君国是忠”的耿耿情怀;这极富政治色彩的浓浓情怀,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教育成果。我们并不排除对这种情怀及其文化基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对司马相如这类古代知识分子“惟君国是念”的耿耿情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精神多了一些理解、尊敬和审美景仰,自然会从中汲取更多的积极健康的资讯。因为笔者还注意到,就在相如开发西夷成功,对中国“大一统”之业做出巨大贡献,《难蜀父老赋》达到了刘勰所说“进有契于成务”之目的,令“天子大说”的政治建树实现之时,一纸“相如使时受金”的诬告从天而降,从此相如“失官”,被迫退出政坛,失去了欲以文臣之身份建功立业于当朝的平台,刘勰所谓令人心悦诚服之辞,可以“退无阻于荣身”[3](P329)之“说”失灵了,“蜀父老”们貌似体谅,实为威胁的非难不幸被言中,这无疑是相如“原始情结”的悲剧!悲剧还不止于此,与开发西夷相伴相随的《难蜀父老赋》,在相如身后大约2 200年间,也不断遭致如前所述的非议。然而,正如陶渊明所说:“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饮酒》其十八)蕴蓄在司马相如“心”中的“结”——“慕蔺相如之为人”,哪里会因为出与处、语与默而改变呢?所以明人张溥说:“生赋《长门》,没留《封禅》,英主怨后,思眷不忘,岂偶然乎?”[11](P4)诚非偶然,“素所蓄积”的“惟君国是忠”贯其一生耳!这就是司马相如终其一生不变的“心术”!其“原始情结”的格调正在于此!其所昭示的积极健康的资讯不言而喻。张溥之评堪称深悟相如人品和文品之真谛、之魅力,最接近相如及其《难蜀父老赋》的原生态!

注 释:

① 下文凡涉及此拙作处,皆简称“一论”。

② 限于篇幅,在不影响文意理解的前提下,笔者只注释相关评论在本文“参考文献[2]”中的页码,不再赘述其原始文献。

③ 此文有关《难蜀父老赋》的引文皆出自《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本传(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3044至3053页),故不作文献注释。另,相如本传作“以风天子”。

④ 详见拙作《司马相如生平与作品系年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对司马相如生年的考订。

⑤ 关于系统论与“原始情结”论的逻辑关联,见拙作《文化名人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追求刍议——以司马相如研究为例》,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 刘南平,郎瑞萍.不是军书,胜似军书——一论司马相

如《难蜀父老赋》之艺术魅力[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1-6.

[2] 踪凡.司马相如资料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梁·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梁·萧统.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本.

[5] 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本.

[6] 刘南平,班秀萍.文化名人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追求刍议——以司马相如研究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1-6.

[7]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A].胡适文存(三集)卷二[C].黄山:黄山书社,1996.

[9]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A].胡适文存(一集)卷二[C].黄山:黄山书社,1996.

[10] 傅修延,黄颇.文学批评思维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11] 明·张溥.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Abstract:From Han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re existed about 40 remarks onInterrogating the Elders and B rothers f rom S hu,mainly covering three aspects:conflicts of its genre;great difference or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Liu Xie's statement,i.e.the prose's“transplanting vigor of style from war proclamation”;original remarks on this prose,offered by those deeply understanding it.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se's objectivity and rationality reveals the fact that the charm of this prose's“transplanting the vigor of style from war proclamation”is the“primitive complex”“freely flowing”from the writer's heart,confirms the statement that this prose has the charm as“not military document,far more military document”,interprets the“primitive complex”theory and“dilemma theme”theory,which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literary criticism in methodology.

Key words:Sima Xiangru;Interrogating the Elders and B rothers f rom S hu;charm;outdoing military documents;primitive complex;dilemma theme;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刘小平)

Not Military Document,Far More Military Document——On the Charm of Sima Xiangru'sInterrogating the Elders and Brothers f rom Shu(Ⅱ)

LIU Nan-ping1,WAN G Yi-peng2
(1.School of Chinese,Hebei North University,Zhangjiakou,Hebei 075000,China;2.Zhangjiakou Educational College,Zhangjiakou,Hebei 075000,China)

I 209

A

1672-9951(2010)05-0001-05

2010-06-05

刘南平(1946-),女,河南商城人,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