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启迪

2010-04-10王金磊贺振玲

湖湘论坛 2010年2期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资产阶级

王金磊，贺振玲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 8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启迪

王金磊1，贺振玲2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 8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它以其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一、要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实现；二、理论创新要一以贯之，不可轻易放弃；三、科学对待资本主义，既不可忽略它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要学习借鉴它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启迪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光辉的著作以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形态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以其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一、走历史必由之路

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总是以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结束。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1](P340)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要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境遇，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可是中国人民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的目标却没有实现。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认识不到“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P628)“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2](P679)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苦求索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P1471)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

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研究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4](P241)但是，社会革命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虽然是由经济活动引起的，但并非由单纯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到了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后，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并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数国胜利的论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各国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5](P722)

在如何解决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革命的新路：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特点是：“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6](P1074)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而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毛泽东最终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直接目的，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不仅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而且使中国成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我们的确走了许多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中国的现实国情，明确提出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定通过三步走战略来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同新民主主义理论一起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二、理论创新要一以贯之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伟大创新。关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德国的情况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即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在本国反封建任务完成以前，肩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使命，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无产阶级应“不断革命”，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运用并发展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不断革命的理论作为革命的原则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于德国和俄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机械地套用不断革命理论，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认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必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援助，“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7]（P256-257）所以，革命权只能是资产阶级掌握。而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犯了“左”倾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坚持“一次革命论”，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毕其功于一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就成为中国革命发展进程难以破解的“死结”。

而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主要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种革命与旧式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2](P650)革命的指导思想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领导者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为社会主义。所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个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在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旗帜，也解决了是“一次革命论”还是“二次革命论”这个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死结”。

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蓝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制度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新民主主义文化制度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制度。新民主主义社会最鲜明的特征是它的过渡性，即必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却只实践了短短的3年，就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方针所取代。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因素，如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国家工业化迫切需要等；也有国际的因素，如不利的国际环境与苏联的影响等。但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也有一些模糊的、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的模糊性，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二元性，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不确定性，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同列宁的过渡理论的区别等等。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步完结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强调“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但两个革命阶段如何衔接，是第一阶段一结束就马上开始第二个阶段，还是在两个阶段间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待条件成熟再转到第二阶段，这实际是发展战略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只是作个粗略的设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对革命胜利后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上存在着二元论倾向：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P1428)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3](P1433)这里他把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并重，至于哪一个是最主要的矛盾仍然不明确，这就很容易因时而变，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选择了社会主义改造而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列宁所说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区别，以至客观上历史发展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时，在思想上就糊涂起来。先是把这样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混为一谈，后来就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提法完全抛弃。[8](P240)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明确提出，并在探索中逐步发展丰富的，从文献上看应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大体上到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告一段落。但上述模糊与矛盾的地方最终没有解决。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新观点、新理论的提出不是一下子就完善的、就能回答所有问题，而是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而逐步完善发展的，而且正确的理论一旦形成也应坚持，不能轻易放弃。理论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三、科学对待资本主义

毛泽东能够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重要原因之一，是他能够科学地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即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都区别对待。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生的资本主义。”[9](P384)以日本为代表的国际法西斯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首要革命对象，但民生的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所以“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9](P384)，“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9](P385)所以，在对外经贸问题上，毛泽东在1944年时就指出“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9](P186)在1949年6月，他又重申：“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3](P1466)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述：“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0](P43)

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类是买办资本主义（后来发展为官僚资本主义），它是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所以买办资产阶级（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另一类是民族资本主义，它比较封建主义是新的进步的生产力，其阶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一定的革命性，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他们不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其中的大部分也能够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所以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6](P1060)

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2](P650)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2](P678)在后来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更加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6](P1060-1061)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历程看，社会制度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跨越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6](P1060)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8](P1060)

科学的资本主义观，是毛泽东确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但是，当新民主主义社会基本确立以后，实践中资本主义既有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又有“五毒”等不法行为时，毛泽东更多地注意了其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作用有所忽略。在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1](P405)而在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更明确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12](P198-19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基本上退出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发展非常低，资本主义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的积极作用还是有的。正如胡绳所总结的：“那30年（指1949年到1978年——引者）得到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还占据着巨大的优势，所以我们要以毛泽东为榜样既不能忽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忘记与它们的对立与斗争，同时也要看到能够向它们借鉴学习的一面，以开阔的胸襟大胆学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91.

[8]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9]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