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新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

1972年秋中日两国之所以能结束二十余年的不正常关系而一举恢复邦交,从日本方面来说,与处于执政地位的自民党内一大批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活动的政治家的努力难以分开,一直为学术界忽视、但曾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赞誉的田川诚一(1918—2009)就是这样一位人士。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田川和他所属的松村谦三为中心的保守党政策集团根据先贸易后复交的目标,长期以渐进及积累的方式推进对华交流事业,为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其贡献和影响巨大。那么,田川作为阁僚级的政治家,为何在东西冷战格局下会不顾政治风险执着于发展对华关系呢？鉴于国内外尚无关于田川的专门研究,本文试通过将田川的对华认识置于国际政治和他的对华活动过程中予以分析,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这类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识的本质和进而弄清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前提。

一、投身中日友好活动事业

田川诚一生于日本神奈川县三浦郡田浦町的一个米商之家。1936年入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就读,1941年12月毕业后进《朝日新闻》报社就职,但次年2月因战事扩大而被征入近卫步兵第五连队补充队服役,同年调入陆军预备士官学校学习。1943年田川任陆军少尉,负责军事教育工作。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随即复职于《朝日新闻》报社,并作为该报政治部的记者不时因其出色的采访和报道为同僚称道。工作之余,田川还积极参与工会活动,显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热衷社会政治活动的趣好。

1955年田川辞去记者工作,出任文部大臣松村谦三的秘书。田川早在做《朝日新闻》政治部记者时就曾负责采访过对改进党政治活动的采访,因此与该党干事长松村结识,并从那时起对松村谦逊随和的人品和风貌十分钦佩[1]78-79。按照当时日本的政治制度,国家为内阁大臣各配政务和事务秘书一名,田川的职务为政务秘书。至该年底,因内阁改组,松村辞去文部大臣,田川出自对松村的敬仰继续留在时任众议员的松村身边做事,于是由大臣秘书改任议员秘书。石桥湛三内阁组成后,松村被石桥首相指派为“亲善特使”访问东南亚、中东及澳洲11国,田川也作为随员伴同出访。这虽是田川初次对外国的政治性访问,但通过对各国的访问,他深感关注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意义重大,并因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国际环境的严重依赖性而萌生对外事活动的兴致[1]107-109。

不久,松村在自民党总裁竞选纲领中正式表明了日本虽“是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在感情和生活上具有共同性的亚洲的一员”,所以“和中共的关系也不只是从经济的方面,而是从作为两千年来有着共同文字和文化的民族,应该共同实现繁荣”[2]的对华立场,这个比较积极主张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和当时执政党的领导人及主流派的对华认识是明显不同的。虽然在随后角逐总裁的选举中松村败于现职首相岸信介,但这个政治挫折反倒促使他最终下决心从中央政界抽身而全力展开对华交流。因此,松村为扭转因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的处理而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现状,接受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59年10月率团访华,田川也作为该访华团成员开始其首次大陆之旅。而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的朝气蓬勃、朴素清廉和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貌给田川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此感慨说：与其说中国“是共产主义,还不如说是民族主义”充弥其间的社会[1]124。他的这个认识,其实也是当时松村访华团成员的共识。也就是说,这个为松村、田川等高度重视的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了包括田川在内的松村集团坚持和体制完全不同的中国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连接点,也是其于日后关注对华交流问题的重要的精神基础。

在这次访华过程中,松村及田川等经与中国领导人多次会谈,确认了今后双方将以渐进积累的方式推进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关系的原则[3]465-466。对这个外交成果,连日方领导人也不得不予以默认和事后追认。如当时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就指出：松村等虽不代表日本的政府和执政党,但作为负有一定政治责任的保守党议员,在对华关系出现困难之际,积极出面推进交流,“对于两国都是有益的。”[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久后成功当选为众议员的田川敏锐感到今后打开日中关系局面将成为大有作为的事业,遂决计追随松村而作为该政策集团的主要成员继续在对华交流的舞台上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一展身手。

二、维护中日交流的重要管道

1962年和1964年,田川又两次参加松村访华团的对华交流活动。在这之后,一直辅助松村的几位政治家当中,众议员高碕达之助于1964年因病去世,众议员竹山祐太郎则因1966年出任静冈县知事,按照日本的政治制度,便不能再以地方政治家之身份涉足对外活动。于是,松村鉴于自己年事已高,便在集团内形成由冈崎嘉平太主管经济方面的对华谈判,由田川和另一位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一起负责对中方展开政治交涉的人事体制。1967年,时任厚生省政务次官的田川因政府内重要人员不能出访尚未建交国家的规定,毅然辞去前程似锦的次官职务。1968年,松村集团组成以古井、冈崎、田川为代表的访华团,和中国方面就延长LT贸易展开交涉。当时,中国正值“文革”高潮。由于受此影响,两国间的贸易谈判,实际上分成政治会谈和贸易会谈两个过程,而在谈判中占主导地位或者说费时更长的则是政治会谈。在那次持续一个月以上的政治会谈过程中,田川协助古井和中方代表就广泛问题展开论战,如在关于修改中日双方互派记者协定问题的交涉之际,田川担任日方的主要代表,他针对中方代表要求减少互派记者人数的意见,提出有建设性的折衷方案,为争取有更多记者能够长期驻留中国费尽周折[5]101-103。

在1969年有关延长备忘录贸易体制的中日交涉中,双方的政治会谈几度频临破裂的边缘。在这样的会谈中,日美安保条约问题成为焦点议题之一。日方对此的基本立场是由田川在听取了古井等的意见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以下是他关于安保条约的基本观点。

第一,日本在侵略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日本国民对此事实一直在进行深刻的反省。这场战争的结果,极大地改变了日本国民的意识,以致对战争抱有强烈的憎恶感,决心维护主张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绝对不允许军国主义的复活。

第二,中国方面认为安保条约是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是以中国和亚洲各国为敌的侵略性的东西,并正在给予中国威胁。我们理解中国方面这个原则性的观点。

第三,我们主张安保条约应该尽早予以消解。可是,目前我们不能马上主张废除条约。现在最大的危险是主张把安保条约固定化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所以我们必须做的工作是争取更多力量的支持,以全力阻止把安保条约固定化。与此同时,应该推动实现缩小甚至撤销基地、加强事前协议、废除远东条款等目标。

第四,我们的立场是和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坚决反对敌视中国的政策和侵略政策。安保的问题在于一国之中有外国的基地和驻扎着外国的军队,其核心是日本国民独立和自主的问题[5]170-171。

作为日本保守政治家能在当时提出如此接近中方立场的见解无疑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但尽管如此,这个见解因和当时中方代表所持认识的距离太远,并没有被作为双方会谈时展开讨论的基础。而中日双方对立的最大焦点,其实在于日美安保条约的本质究竟是侵略性还是防御性这一点。在以后举行的双边小型会谈之际,田川披露了以下的认识,即从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的远东政策和日本政府及自民党主流派的思想来看,安保条约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并且也以苏联和北朝鲜为对象；日本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抱有强烈的恐怖心理,因此只能选择军事上依赖美国的外交立场,而美国为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力图把日本作为亚洲的据点,于是两者就在此一拍即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日美安保条约具有敌视中国的性质,也给发展中日关系带来极大的障碍[5]276。

田川的这个解释性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得到中方代表一定的肯定,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为政治会谈的进展铺平道路。田川本人也因以上发言而长久陷于思想矛盾之中。他在后来撰写的著作中对此追述道：如像日本的所谓友好贸易团体那样,一味沿着中国所期待的方向进行政治性表态,然后发表见解几乎相同的联合声明,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但这对发展两国关系并非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会谈结果是要公开发表的,如在其中过多体现中方的意图和要求,这势必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情绪反弹,自民党内也必然会有人不失时机跳出来横加指责,而更令人忧虑的事情还在于,如果双方的会谈公报内容不能顾及双方的立场而过分失去平衡,反而会把至今为止一直关注两国关系进展并真诚希望日中友好的日本国民陷于被动境地,甚至迫使其不得不站到相反立场之上[5]179。

于是,他和古井商定采取以下四个原则拟制日方的公报草案。第一,以更高层次强调维持日中友好关系的必要性；第二,关于台湾问题则无论以何形式也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同意确认中方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第四,关于日美安保条约问题,分别附记中日双方的见解。但日方根据这个原则两次提出的政治会谈公报草案,均被中方否定。而对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古井和田川也以作为执政党国会议员,如果不辞去现有政治地位,实难原封不动加以认同的理由予以拒绝。在这样的相互否定的论争中,田川不得不临时回到日本,向松村等报告交涉情况并征求对策方案。

松村此时虽然希望会谈能够顺利达成协议,以使备忘录没有体制如愿延长,但他也不赞同完全反映中方观点和立场的联合公报草案。而田川这时的态度甚至更为激进,竟然提出此时即使中断交涉,也不至于使两国关系再现断绝状态的意见,遂主张对政治会谈做适当的“冷处理”。这时佐藤首相在向田川确认会谈情况时,特意表明了交涉“不必勉为其难”的意见,实际暗示了日方代表此时可以考虑中断谈判的选择[5]201-202。从这里,我们既可看出佐藤内阁对备忘录贸易的持续仍然寄予一定的关注,但这种热情已明显不如其执政之初,这个对外姿态的变化当然和此时佐藤对处于“文革”狂澜的中国的整体评价急剧下降不无关系[6]154-155。然而,处于两面夹击形势下的松村集团最后还是把应对原则统一到无论如何也要将维护两国政治意思沟通的管道、亦即备忘录贸易体制为最高原则的认识之上,遂在之后的对华政治会谈中通过古井和田川等的一再妥协,而使贸易交涉得以划上句号。

至1970年,围绕解决对华关系问题的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深刻变化。不仅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应该接纳中国大陆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就是在日本国内主张尽早和中国恢复邦交的舆论也迅速高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界出现了超党派议员结成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长年为对华关系正常化辛劳奔走的田川受邀担任该会常任理事,协助会长藤山爱一郎在全国范围组织各类活动以培植支持恢复日中邦交的社会基础。在这前后,田川还在两国复交的最后关头做了这样几件大事。

第一,积极建议新内阁及时将复交交涉提上议事日程,1972年7月田中角荣内阁成立不久,时任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副会长的田川即以文书形式向该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作如下进言：首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不能完全交由外务省处理,而应该由首相等基于政治判断予以处置；其次,应该把废除“日台和约”作为前提和中国方面展开交涉；再次,日方应该利用中方对田中内阁的好感迅即启动复交交涉[5]343-344。这为田中内阁最后措定对华复交政策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尝试促成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的访华。当时自民党内对中日复交态度最为保守的要数福田派,田川为了促成在福田派中有一定影响力的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的访华,主动与中国方面多次斡旋,但后来因自民党决定继续对美国阻挠中国加盟联合国的行动持支持态度,保利的访华请求被中方拒绝[7]138-139。以后保利得以成行大陆之旅,并和周总理及邓小平副总理如愿举行会谈,则是在这四年之后[8]3-11。

第三,参加复交交涉的准备活动。1972年9月,田川和古井、松本俊一受自民党和日本政府之托,携带包含了两国终结战争状态和建立外交关系、日本理解和尊重中国的台湾问题立场、中方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等内容的日方复交交涉方案至北京[5]358-359,通过和周恩来总理多次会谈,为两国高层在复交问题上的疏通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9]128。

三、坚持共存互惠的对华政策观

纵观田川的对华交流路程,可以说他对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尤其是至两国复交前夕,他在相关活动中的表现甚至可以用勇往直前来加以形容。如田川在应对1971年日本将作为美国共同提案国这一外交问题时的言动,就是一个好例。当佐藤首相表明日本政府将继续和阻挠中国加盟联合国的美国保持协调行动之后,田川即以个人身份公开发表抗议声明。田川抗议说,佐藤以此举企图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这只能证明日本政府前些日子就对华问题上做出的所谓向前看的所有姿态,不过是愚弄日本民众而已；日本如果成为共同提案国,必然会给今后两国的复交交涉带来障碍,也将为今后日本外交的发展遗下巨大的阴影[10]143-144。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田川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价是以对将来日本外交尤其是国家利益的影响为基准的。换言之,田川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树其对华政策观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Nixon)访华后,田川在一篇题为《日中问题的基本立场》的文稿中,通过评述当时日本社会关于处理中国问题的思考方法,明确显示了他的对华认识。以下通过概述该文的要点显示其对华观。

田川认为,讨论中国问题必须做到冷静和客观。单是用感情论和利益盘算就很难解决问题。以前日本社会讨论中国问题时,常以某种固定观念来思考问题,遂使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容易陷于空论空谈。就日本常见的议论方式而言,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是一味站于中国的立场探讨中日间的问题。持这种立场的人虽也积极主张和中国复交,并能对中国的思想观念给以共鸣,甚至不惜全面赞同中方的主张,但他们往往不愿把日本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也不愿指出中方日本观中的片面性和误解,总是表现出随意迎合中国的态度。

第二种是与此完全相反的立场。它既对中国十分无知,也不追求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只是因为中国采取社会主义体制,就忌讳谈论中国,害怕日本因为和中国交流而遭到“赤化”,这些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立场的人士经常用战前的尺度和有色镜看待中国,一方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抱着强烈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却对欧美各国怀存明显的劣等感。

第三种是无视中国问题重要的认识。总认为中国问题无关宏旨,日本只要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就足以应对各种事态。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士往往不愿涉足中国问题,主张让对华关系放任自流,在日本自民党和政府的内部,对此持相同认识的甚多。

田川对上述三种倾向都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至今为止日本人讨论中国问题时,总是喜欢采取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即在脑子里经常缺少这样一种视点：对日本来说,解决对华关系问题必须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和维持亚洲和平”的高度,来考虑政策应对的合理性和妥善性。因此,至今为止日本人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调总难免带有偏激和片面性[11]209-212。田川在接受采访时还如下直露其心迹,即自己虽也不喜欢中国的思想,但为了日本的安全和发展,也必须关注中国问题,并还要努力设法和这个邻国和睦相处下去[8]221。显然，田川在这里作为宗旨大力主张的是：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时,必须绝对排除非客观的感情论色彩,而始终基于国家利益论的原则,理性地将两国关系的本质按照“共存互益”的方针予以定位,然在这个基础上始终采取与外交目标相适应的具体政策。田川自己至今二十余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处理两国关系问题,也都是对这个政策目的的身体力行。

四、结语

在东西冷战和中日长期没有邦交关系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田川虽为日本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但却仍能在较长时期内客观认识对华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并在两国关系进展最为关键的时刻置个人的政治风险不顾,投身于对华交流和两国复交的事业。田川所以能在保持保守政治家的基本信仰和理念同时,不惜以激进方式推进对华关系,这固然与他在长期对华接触中累积起来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和理解不无关系,但更为根本的理由则还在于其一贯坚持中国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具有无比意义的对华观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这样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高瞻远瞩认识和处理对华关系的国际政治观,也是为中日尚无邦交时期坚持推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日本政治家群体所共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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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松村氏.对“公选”表明信念[N].(日)朝日新闻,1959-1-23(1).

[3] 田 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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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 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M].东京：每日新闻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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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流和自民党领袖们[M].东京：读卖新闻社,1983.

[8] (日)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编.田川诚一.口述历史(下卷)[M].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未公刊),2000.

[9] (日)古井喜实.日中十八年——一个政治家的轨迹和展望[M].东京：牧野出版,1978.

[10](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编.日中邦交恢复关系资料集[M].东京：日中国交资料委员会,1974.

[11](日)田川诚一.松村谦三和中国[M].东京：读卖新闻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