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芳

《孔子》：主流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守望者

王新芳

在好莱坞大片主导世界话语权的当下，胡玫敢于阐释《孔子》，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凭着整个剧组深厚的国学积淀和严格把关，《孔子》做到了对中华主流文化和审美文化的完美阐释，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艺大片。

孔子；文化；审美；“和”

如今，电影是最新潮最绚丽的一种文艺形式，它的影响力几乎无与争锋。它紧密的连接着大众，一部影片要想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取得不菲的成绩，除了在商业上操作成功外，它必须要在文化上做足功课。虽说商业化是今日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商业化毕竟只是文化的一个外在形态，只有作为承载传播本身的文化内涵既要有视觉上的“悦目”，又必须有思想精神的“会心”和审美境界的“入神”，电影才不会出现危机，文化才不会出现危机。胡玫的《孔子》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期待和使命走入大众的视线的。影片只选取了主角某一段的人生经历，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段历程，传递出主流而又举世公认的文化价值观。作为一部文艺大片，《孔子》在其文化内涵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是主流文化与审美文化完美阐释的典范之作。

一 主流文化定型：大而有神

按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归纳，文化往往具有三种定义或内涵：理想性定义，指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或过程；文献性定义，指人类的理智性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社会性定义，指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1]而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贝尔追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文化”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象征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贝尔采取了与人类学家的宽泛文化和贵族学者的狭窄文化都不相同的居中或居间的策略：把文化视为表达或阐释人类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2]比较起来，卡西尔和贝尔的文化概念结合起来更准确一点：文化是特定人类群体能够表达其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包括神话、宗教、语言、历史、科学和艺术等形态。对于主流文化，作家冯骥才曾说过：“文化似乎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但却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语言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这里说的文化应该称之为主流文化，而且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有一个主流文化,其余都属于支流文化,就像一条大河，主流只有一个，支流却有许多。主流文化应该具有的最大特点就是一脉相承而延绵不断，并且它还应当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和自信开放的气度。

电影既然是当今承载传播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优势自不必说，美国电影的所向披靡绝非只靠技术的精良，更重要的是美国文化和精神的霸气。主导美国大片的是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英雄主义，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救世主义，奇思妙想、无所不能的自由自信精神，这些都是人类至大至强的精神。当然极为重要的，还有其不遗余力宣传推销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一部《阿凡达》将美国的英雄主义、救世精神、自由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切技术场面都是为了表现宏伟的精神。美国电影是文化主导商业化的一个成功典范。电影本身就是美国文化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商业上获得利益，在文化上也获得强大主导权，美国似乎掌握了伟大精神的解释权。

那么，《孔子》是否在文化上也有自己的主导地位？我们先看其产生的背景：早在19 世纪，正当大多数人陶醉于现代化、工业化的大规模胜利的时候，一些敏感的学者就已经察觉到当前时代的“急难”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异化，这显然与现代化、与科技的高度发展有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不断衰落，随着文化多元化的普遍被接受，更多的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借鉴世界各民族的宝贵文化传统，重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归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叶郎先生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的众多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十分突出，一个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儒家美学在这三个问题上都对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3]

在此背景下，《孔子》的到来意义非凡。它不但具备强大的商业化要素，更具备中国电影极度渴求的宏伟文化要素，同时也符合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孔子”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主标志。从筹拍之始，电影创作人员就怀着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在中国主流文化告别“高大全”形象，流行“人性化”的潮流中，这种“崇高”真是久违了。但这就是一部神形兼备的大片的精神基础！《孔子》也表明一种决心：要用文化主导商业化，使商业化服从于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这种自觉的文化使命感是《孔子》高于其他国产电影的根本所在。就电影而言，如果只注重大片的外形，而忽视内在精神的提炼，那只能是“大而无神”。没有一种强大宏伟的内心文化精神，绝不可能支撑起一部神形兼备的大片。

毫无疑问，《孔子》要用电影展示出中华文化的自信，展示出中华文化中那种至大至强的人类永恒精神和传统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精神，“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礼乐仁和，和而不同”的达观气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不舍追求。而且相对于美国文化、西方文化而言，中华文化更为深沉，更为厚重。因为这种深沉和厚重，使得作为其载体的中华民族更具凝聚力和整体性。于是，中华民族更具有整体性的道德诚意，无论在天人关系、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上，都更具包容性和融和性。这正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感人无声，化物无声。而孔子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是中国人的精神基因所在。无论经历何等沧桑，这种文化基因依然刻印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并且时时散发出它普照万物的光辉来。从此种意义而言，这部影片不仅准确的把握住了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倾向，而且神形兼备的传达了儒家文化的冲击力，“大而有神”是这部影片展示主流文化的真实写照。

二 审美文化格调：哀而不伤

众所周知，艺术是对美的创造。从狭义上讲，艺术就是美学。美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理想与精神的集中体现。美学所研究的审美判断和审美标准“要比其他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更能代表某一文化的特性”。[4]审美与文化密不可分，美的愉悦来自人的文化意识，就此学界提出“审美文化”一说。电影是一门艺术，观众欣赏电影的过程就是审美的过程。电影是一种文化，它必然与传统文化相关联。因此，我们可以说电影是审美文化的一种，就此而言：电影就应该美，中国大片就应该有中华之美，就应该体现中华文化传统美的特质。

《孔子》宣传之时是用史诗大剧来定位的，而这种“史诗”风格不仅体现在场面的宏伟上，更表现在审美意境的庄严、肃穆和含而不露。这种基调是在开场不闻其人，只见其不紧不慢的一举一动，一景一物中就定格的。电影的情节是从孔子51岁在鲁国为官开始，他靠着高尚的人格魅力和超然的处世技巧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力图改变当时的鲁国面貌，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初步得到了当时的国君鲁定公的赏识。在他的“隳三都”之谋即将成功之时，鲁君因担心危害他个人安全，从中加以阻挠。孔子百般劝阻，但鲁定公的一句“世上只有成败，仁与不仁只是说辞”深深刺痛了他。他无奈出走，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战乱期间流离失所，体会人间冷暖，历经两位爱徒的先后离世……孔子的一番政治作为之后终于成了悲剧。其实从一个有理想却只能流浪的人物去理解的话，可以看出孔子辗转漂泊的背后，那个春秋乱世的时代是他悲剧的根本所在。

这部电影拍的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对立，一种彼此不能接受和融合的悲剧。但这部影片所展示的悲剧不是西方那种极尽毁灭与抗争的本能，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追求与保存真理的特质。有家小而不能享其乐，惜弟子而不能全其身，爱国家而不能报其君，恋故土而不能立其足，怀理想而不能偿其志，孔子实际上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但是就是这个“失败者”周游列国十四年，受尽风霜之苦离别之痛，尝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依然在坚持在求索，这才是孔子思想立足万世的根本。正是这个“失败者”奠定了中华文化两千年以来的文化核心，使后人受益匪浅。因此，当影片最后皓首霜须的孔子再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国之时，跌落尘埃痛哭失声，既符合一个受尽颠沛之苦的游子应有的情怀，也凸显了这个于平凡之中孕育伟大的生命个体的不同凡响之处，同样地也深深拨动了世人内心中那根最脆弱的弦，让人们体会到何谓“大哀”，何谓在“哀而不伤”中上下求索。这种审美文化的特质始终贯穿于全剧之中，比如孔子在五子台上平定叛乱击鼓回眸的那一瞬间，比如孔子准备出行之始的那场大雨中与爱徒颜回的对话，比如出行之后尝尽人间冷暖的貌似泰然处之。这种处世态度更深层的意义是对真理和信念的执着、永不放弃。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处事风格和人生态度正是儒家文化中一以贯之的生命本身，即包含价值与美的“和”的核心文化价值观。

本片实际上是试图把孔子拉下神坛，从一个凡人的角度去诠释这个“圣人”，比如他也有缺点，不经意间见了南子给后人留下口实；比如他也有爱好，爱喝酒好武术，这些表现手法都不失为操作性较强的办法。但是影片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表现一个“圣人”的光环，夫子自嘲丧家之犬的记载就是一个破解的利器。影片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选择了一个破解光环的利器，还在某些关键之处与古人“精神往来”，很好的理解了古人。比如子见南子那场戏，并没有观众所担心的港式的过度戏说，而是点到即止，微言大义，也有几分《史记》中记载该事件的古朴诗意。孔子的那点微微动容，内心波澜未平，南子则风情款款，看起来有趣，都恰到好处，令人会心一笑，比《论语》中所说的孔子竖中指对天发誓“子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要有趣，并且可信。“世人皆知夫子之痛苦，却不知夫子在痛苦中领悟到的境界”，简简单单一句话便以一种伯牙与子期的惺惺相惜结束了一场饱受争议的道学争论。因此，不论是从历史事件处理上，还是在用现代手法的化解上，《孔子》无不是让观众地体会到了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的“和”的真正内涵，使其确切领悟到儒家文化提倡的“心平德和”之真谛。

[1](英)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伦敦[M].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57.

[2](美)贝尔.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4,58.

[3]叶朗．儒家美学对当代的启示[J].北京大学学报，1995(1)

[4]P.K博克．余心安等译．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M].辽宁出版社，1998：283，284.

OnMainstreamCultureandtheWatchmanofAestheticCulture

Wang Xinfang

While the Hollywood movies dominate the global film market , Hu Mei dares to produce the film Confucius , which is a challenge to the Hollywood’s power in the field of movies . With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 Confucius becomes one of the excellent movies produced in China which illustrates Chines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aesthetic culture.

Confucius ；culture；aesthetic；harmony

ClassNo.:I235.1DocumentMark:A

张立云 宋瑞斌)

王新芳，硕士，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邮政编码：730070

1672-6758(2010)05-0114-2

I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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