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盛 涛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不差钱》“小沈阳”：一个暧昧的文化符号

李 盛 涛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小沈阳在《不差钱》中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暧昧性。首先，其非男非女的装扮体现了性别身份的暧昧，这不仅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审美想象，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指涉功能和反讽意义；这不仅在美学上颠覆了传统文化对男性“阳刚之气”的审美界定，而且更是一种后喻文化意义上的美学叛乱。其次，“小沈阳”与“毕福剑”的关系，体现了通俗文化与官方主流文化的暧昧性，体现了意识形态在当代具有格拉姆希意义上的“社会粘合剂”作用或马尔库赛意义上的个体与现实诸条件的“想象性关系”。这种暧昧性使人们很难真正读懂小沈阳，这也使他不仅成为娱乐意义上的“小沈阳”，而且成为当代文化意义上的“小沈阳”。

小沈阳; 文化身份; 暧昧性

因2009年春节晚会《不差钱》的演出，小沈阳一夜成名。他以夸张的造型、另类的搞笑方式和一种清新而有点甜腻的面孔出现在观众面前，上演了一个现代版的神话故事，就像当代媒体推动下的一个个李宇春、王宝强们的神话故事一样。故事本身的传奇性以及故事背后所体现的现代媒体的造神运动，都使当今处于“散文化”时代的人们获得了一种狂欢般的娱乐刺激。于是，小沈阳很快吸引了各大媒体或电视台的“眼球”，他在各地方电视台的春晚演出也在网上迅速推出。之后，网上还上演了一次有大学教授参与的不大不小的“口水战”。那些反面批评的声音，对小沈阳而言似乎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根本无法抵挡人们对小沈阳的喜爱。其实，在诸多热切的赞誉和激烈的诋毁中，人们多意气用事，很少冷静地思考一下“小沈阳”身上所深蕴的文化内涵。在笑声背后，小沈阳那非男非女的举止装扮、形象类型的难以界定都体现了小沈阳文化身份的暧昧性，使这一形象成为当代消费文化的一个符号表征。

小沈阳文化身份的暧昧性首先体现在性别身份的暧昧上。在舞台上，他的装扮十分女性化，脸部的一笑一颦也是极其女性化了的，但又口口声声申辩自己是“纯爷们儿”。尽管这种非男非女的形象设计往往使他被误读为“粗俗”与“丑陋”，但这体现了东北二人转中丑角的精灵古怪的搞笑艺术，且能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期待视野：男人因从他身上的阴柔气看到男性萎缩、扭曲甚而变形的一面而获得一种自信感；女性主义者则从被“雌化”了的小沈阳上身上看到女性主义文化在当代的某些“胜利”；而当代社会的“酷儿”们则到某种身份归属的亲切感。可以说，在性别意义上，“雌雄难辨”的小沈阳满足了不同性别观众的审美想象。小沈阳的形象具有文化的纵深感，既能从中看到东北早期二人转“男扮女”的文化遗存，亦能品味到中国古代男宠文化那久远的文化气息。从传统文化看，性别身份的暧昧的小沈阳，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化上的粗俗，甚至低俗。当然，在严肃的小品中，也有不少“男扮女”的形象设计，如赵本山、李琦、潘长江、林永健等演员都扮演过女性角色，但这些演员本身缺乏明显的女性气质，甚至跟女性的阴柔美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如李琦、林永健的扮演。这些扮演者与角色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引发观众笑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使得小品具有某些低俗的味道。然而小沈阳的演出却不同，他没有赵本山所演“老太太”的那种刻意的模仿，也没有李琦所演女性的彪悍，更没有林永健所演的那种市侩气。小沈阳的女性气似乎来自一种本色，如他的修长单薄的身材，白皙狭长的面孔，舞动的眉毛，笑时紧抿的嘴唇，还有音色的女性化……这些都不像是“演”出来的，更像是来自本色的真实。因而，小沈阳的小品中，单从演技上就缺少了那种低俗气。

小沈阳性别身份的模糊具有很强的现实指涉功能和反讽意义。人们容易被小沈阳夸张的女性化装扮搞笑，但对生活中男性的女性化现象则熟视无睹。生活中的许多男性（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在外表上往往像女性那样留长发或染发、穿性感的紧身衣、佩戴项链手镯、追求面部的白皙等，这种非常时尚性的装扮折射出当代文化的某些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内心的情感深处，男性的情感也往往被女性化了，或者说当代的男性业已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男性的那种“阳刚之气”。当今世俗社会的崛起、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都消解着传统文化语境中人们的情感状态，人们（特别是男人们）缺少了那种战争、苦难岁月等特殊境遇所养成的庄严、崇高与深厚的悲剧性文化人格，而形成了一种浮躁、世俗、浅薄的喜剧性的文化人格。这个文化人格是与整个的社会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齐格蒙特・鲍曼曾将这个时代称之为“轻快的现代性”时代，他说：“适宜移动的纤弱的躯体，轻便的衣服和运动鞋，移动式电话（为那些‘需要经常保持联系’游牧民族而发明的），便携式、一次性的东西——这些都是注重瞬时性的时代的主要的文明的标志。”[1](P201)“轻快的”、“瞬时的”、“流动的”等词语都是齐格蒙特・鲍曼描述当代社会的关键词，这表明当今是个极度轻软柔和的现代社会。况且，消费社会潜在的性别取向也加剧了文化的女性化取向。当代社会文化被很多人描述为具有女性主义的特点：“大众文化威胁着父亲的力量，他作为妇女儿童的社会化代理角色如今被她们乐于接受的事物所取代。家庭内部力量的平衡被转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读解这些观点的一个办法，是将他们看作男性被动性的证明，他们目睹着女性的欲望从家庭内部转向电影院、商场这些诱人的环境。在这些区域内女性的观视者身份变得越来越活跃和具有探求性。”[2](P202)身处这样一个被女性化了的文化语境当中，男性很难逃脱“被女性化”的文化命运。西蒙・波夫娃曾忧心忡忡地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里，不妨说：在当今时代，一个男人之为女性化，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生活中男性的女性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美学颠覆意义。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美学中，“男性”与“女性”的审美内涵（如“阳刚”与“阴柔”等话语形式）往往是文化给定的，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炼所得，但往往忽视了现实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当今社会，“阳刚之气”已很难形容男性们，反而“帅哥”、“俊男”、“靓崽”等具有新的审美内涵的话语形式更具有生命力。也许，“阳刚之气”已从生活的舞台上抽身而出，成为蜷缩在艺术的想象角落中一朵满带忧伤又不乏自恋的明日黄花。在一个没有了英雄的年代里，英雄也就不会存在了。同样，与英雄们相伴而生的“阳刚之气”也就不存在了。可以说，生活正以其活生生的实在性向传统的审美领域发生了一场美学叛乱，而小沈阳的现实指涉意义和反讽功能正在于此。

其实，这场美学叛乱更是一种后喻文化意义上的美学叛乱。英国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曾提出“后喻文化”与“前喻文化”的概念，认为前喻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规范比较稳定、文化认同感强烈、小辈向长辈学习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其实质是一种“老年文化”。而后喻文化则是则是一种代沟加剧、注重一种世界精神、长辈向小辈学习的一种社会文化，其实质是一种“青年文化”。中国的当代文化正呈现出“后喻文化”的特点，姚明、章子怡等国际地位知名度的提高，张颐武所说的“一个孔子比不上一个章子怡”……这都影射着一个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需要更年青的文化形象来代言，而不是仅仅几个古代的文化名人；中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有更灿烂的当代文化。而《不差钱》正好隐喻了当代中国的“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的权力转换关系。在小品中，赵本山的角色从以往的主要角色降格到次要角色，而年轻面嫩的小沈阳却一跃成为主角，并因其出众的表演才华征服了观众。这种转换改变了传统小品中主要角色往往被“大碗” 明星（如赵本山、黄宏、潘长江、郭东林等）垄断的状况，并改变了原来小品中那种强烈的现实指涉功能和附加的意识形态意义。这种改变实际上迎合了或反映着观众群体或审美心态的变化。传统小品的“潜在读者”往往是底层的市民大众或是较为年老的观众，而且传统的文化机制也养成了小品制作的“施教”动机与观众的“受教”心态。这种审美心态几乎成了小品存在的一种恒定的审美文化土壤。然而，传统小品忽略青少年文化群体的现象在小沈阳的小品改变了，小沈阳的搞笑打扮很容易让人想到电视上的那些娱乐搞笑节目，其歌曲模仿能力则极像电视上的“超级模仿秀”，他那逼真、甚至以假乱真的模仿能力则让人想到青少年群体对通俗歌曲的狂热……这些都是以往那些小品 “大碗”明星们无法提供的。其中，小沈阳对歌曲的模仿能力，更具有文化艺术形式的当代性。可以说，他的歌唱与其实说是模仿，不如说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复制。当然，两者存在某些差别。如果说本雅明意义上的复制是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经典作品的逼真模仿或克隆，而小沈阳的复制手法是运用一个天才般的生理功能去克隆别人；本雅明意义上的复制体现的是科技与经典文本的关系，是一种静态的关系，而小沈阳意义上的复制则是一种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本雅明曾忧心忡忡地写到：“即便最完美的复制品也不具备艺术作品的此地此刻——它独一无二地诞生地。”[3]（P262），并称“原作的此地此刻即它的本真性”。[3](P262）而小沈阳的复制则让人品味到原唱那种震撼人心的美。人们往往惊叹于现代复制艺术品的那种惟妙惟肖与精彩绝伦，同样的审美艺术感受也会发生在聆听小沈阳的歌曲“复制”之中。这里，小沈阳的歌唱体现了本雅明所说的那种“展览价值”，具有极强的视觉消费效果。重要的是，这种复制决不会引起版权的纠纷，反而被复制者似乎从小沈阳的艺术复制中获得了文化的增值。当代许多“大碗”明星主动与小沈阳同台演出，如成龙、周华健、韩红等。他们的同台演出是一种双赢，也是一种文化的同谋，小沈阳需要 “大碗”明星们带给他的“晕轮效应”，而“大碗”明星们从小沈阳那里得到了青少年群体的支持率。通过同台演出，“大碗们”也就文化绑架了小沈阳，从而也就俘虏了小沈阳身后的那些粉丝、粉条们。网上年轻网友对小沈阳的喜爱似乎正说明这点：在一个后喻文化到来的时代，小沈阳体现了中国青少年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

尽管小沈阳成为后喻文化的一个隐喻性的文化符号，但它的文化属性还是比较暧昧难辨的。当然，这种文化属性的难以界定是相对的，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好地认识。从幽默搞笑的角度看，卓别林是西方利用电影手段搞笑的幽默大师，他的夸张、幽默和被异化的形象塑造都体现着西方工业文化的弊端，并随着西方工业化文明的扩张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工业文化的能指符号。

卓别林的文化属性是确定性的。相比之下，中国的赵本山的文化属性也是确定的。赵本山的文化形象是根植于中国的乡土文化，特别是中国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他的角色多反映了中国乡土文化中的老年群体，表现了这一群体在当代中国这一时代转型中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体验，要么是老实巴交还有点小聪明的农民，要么是从农村踏进都市处处尴尬与错位的进城者，要么是近几年以“忽悠”为搞笑的城市底层人物或边缘群体。不论什么形象，赵本山角色的文化属性都是确定性的，而且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同卓别林与赵本山相比，小沈阳的文化属性就非常暧昧了。首先从“小沈阳”形象的构成来看，小沈阳更像是一个诸多矛盾的杂交品种：一面是异国情调的“苏格兰”大酒店，一面又是扑鼻的东北黑土地的文化；一面是骨子里的女人气，一面又是口口声声的“纯爷们儿”；全球化与本土性；男性与女性；现代情愫与古典情结……所有看似矛盾甚至让人担心能够导致现代“精神分裂症”的诸种因素奇妙而和谐地融合在小沈阳身上，他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拼帖”手法的活体标本。这种自身的矛盾和分裂必然内在地影响者小沈阳这一形象的文化属性。其次，若硬要从青少年文化这一文化角度看，小沈阳的文化属性也是非常可疑的。青少年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其本质在于“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导性文化，而只能是社会主导文化的补充或替代，至多代表着将要出现的新的社会主流文化的预示。因为一旦青年文化的从属地位成为主导地位，那么，青年文化的属性已经消失，很快地，新的一代所构成的青年文化又将出现。”[4](P532-533)因此，青年文化存在状态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这一文化群体内涵的模糊性。还有，从小沈阳那天才般的歌曲复制能力中，人们能嗅到当代青少年群体中的追星潮流。当今时代，可以说是个信仰匮乏却并不缺乏明星崇拜的年代，杨丽娟对刘德华的极端追星事件很典型地说明了这点。青少年的追星热既体现了这一群体的文化主体的不确定，也体现出一种时尚性的文化追求。然而，在追求时尚文化中，青少年群体更深地陷入到了主体性的迷失当中，因为时尚的本质是一种流动性：“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5](P248)青少年群体在拼命追逐时尚的过程中，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因而，从文化属性看小沈阳，似乎非常困难。然而从消费文化角度人们很容易将其作为一个消费文化符号，简单地说，小沈阳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品。我们打开电视搜索频道，就像悠闲地逛街购物一样寻找小沈阳，或者我们砸进几张钞票走进剧院非他不看时，人们获得的都是一种消费者的快乐。看惯了赵本山小品模式的观众往往会置疑小沈阳的搞笑方式，其实他们并理解小沈阳的搞笑方式与赵本山的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对赵本山而言，搞笑只是一种手段，是某种意义的附庸；而对小沈阳而言，搞笑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本质，它不是让人接受某种教育，而是让人单纯地快乐的，仅供人们娱乐消费的。

不仅小沈阳的性别身份与文化属性是 “暧昧”的，而且《不差钱》中所体现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是非常“暧昧”的。当然，“暧昧”的内涵不同，性别身份与文化属性的暧昧是一种文化存在状态的模糊，类似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暧昧”则是关系的融洽与甜腻，而类似于男女关系的卿卿我我、打情骂俏。在《不差钱》中，四个人物形象隐喻着三个不同的文化阵营：赵本山与丫蛋儿属于民间文化，小沈阳属于时尚文化为代表的通俗文化，而毕福剑则代表了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官方主流文化。在小品中，毕福剑动作不夸张变形，台词也不多，好像戏份不多。然而，这只是毕福剑形象的“冰山一角”，此形象有着巨大的潜台词和戏剧成分，他的一笑一颦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角色的拼命“折腾”。这其中的隐喻是意味深长的：在文化样态上，官方很希望社会“被认为”或“被定义为”多元化的与民主性的，但在权力关系的网络中各种文化样式所具有的权力资本并非等同，这是福柯反复强调过的。当然，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并非像传统阶级社会中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充满柔情蜜意。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在权力关系中虽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并不狭隘地排斥他者文化的存在，甚至还能宽容地对待他者文化的不伤大雅的嘻笑与嘲弄；他者文化样式虽有别于官方文化，却也保存着自己鲜活的特性，况且还对官方主流文化表现出如胶似漆的依附性，更甚者还可以在这个强悍的文化形象面前努个嘴、撒个娇。赵本山在小品中无意间将“情调”错读为“调情”，却如同石破天惊般地点破了当下官方主流文化同他者文化关系的暧昧性。也许再也没有别的词语能比“调情”更好地形容当代转型中这种文化关系了。处于“调情”状态的各种文化状态无疑是意识形态所愿看到的，各种文化样式主次有序且相安无事，其中意识形态担任了如格拉姆希所说的“社会的粘合剂”作用。格拉姆希认为意识形态往往“被表征为社会的粘合剂，将不同的阶级联盟粘合在一起。”[6]（P32）当然，格拉姆希的观点很适合表现这种处于“调情”状态的社会关系，如果关系密切双方进入一段“蜜月期”的话，也是非常适合的。当然，“调情”不见得要导致“蜜月”，也许关系会出现裂隙。如果这样，马尔库塞的观点就变得非常合适了，他认为意识形态“再现了个体与他们存在的现实诸条件的想象性关系”。[6]（P63）的确，《不差钱》中人物关系的融洽恰恰体现了中国当代各种文化权力关系的想象性关系。其实，生活中的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和幸福感的消失等因素都影响着这种“调情”关系，但这也正是艺术品努力营造这种美好关系动因之一。从一个小品中便能窥探到中国当代文化的各种权力关系谱系，这很好地诠释了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叙事话语的“国家民族寓言”的论断。

总之，小沈阳文化身份的“暧昧性”以及《不差钱》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关系的“暧昧性”恰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鲜活的隐喻，当代文化中深刻与肤浅的东西都在他身上有所体现。这种深刻性可能影响人们更好地认识小沈阳，因为小沈阳已不仅是娱乐意义上的“小沈阳”，更是当代文化有意义上的“小沈阳”！

[1]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 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A].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本雅明.经验与贫乏[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4] 金国华.青年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5] 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A].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 转引自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责任编辑：冯济平

Xiao Shengyang as a Vague Cultural Symbol： an Analysis based on Comic Skit Money Is Not a Problem

LI Sheng-tao
(Chinese Department, Binzhou College, Binzhou 256600, China)

Comedian Xiao Shenyang displays a cultural vagueness in his comic skit Money Is Not a Problem. First, the fact that he is dressed as neither a male nor a female ref l ects some vagueness about his gender, which satisf i es the aesthetic imagination of different TV viewers and has strong referential function of reality and ironical meaning. This kind of dressing, which overturns the aesthetic def i nition of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is an aesthetic revolt against the post-f i gurative culture.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n Shenyang and Bi Fujian is a ref l ection of the vagueness of popular culture and off i cial culture, of the function of ideology as “social glue” in modern times in the sense of Graham, or of the imag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actual conditions in the sense of Marcuse. This vagueness makes it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Xiao Shenyang, and consequently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Xiao Shenyang: one in recreational terms and the other in term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Xiao Shenyang; cultural identity; vagueness

I207

A

1005-7110（2010）02-0060-04

2009-12-23

李盛涛（1972-）男，山东滨州人，滨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