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根 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雅俗之辩:清末民初小说家的困惑与抉择

贺 根 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中西文化语境的共生激荡孕育着小说的观念新质,传统的雅俗之辩因为异域文化的刺激和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在以雅携俗和由雅回俗的途径中来回奔突,并形成错综复杂的雅俗观念渗透局面。雅俗共赏作为一种追求目标,也逐渐进入文人的研究视野,虽然这一理想境界的探究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但其含义特征和实现的机制已经进入小说家的讨论范畴,标志着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已初步突破传统的雅俗观念框架。

雅俗观念;小说家;启蒙语境;市民文化;困惑

事物在对立统一中张扬自我的存在，中西文化语境的共生激荡孕育着小说的观念新质，小说家的不懈呐喊折射出文人的困惑处境和心态焦虑。雅俗观念构成小说批评范畴对称性的两极，在历史与文化的选择中一路走来。它作为一种审美属性,最初只表示音乐声调的性质,“雅乐”和“郑声”的分野，就体现出缘“礼”而动的远古审美风范。岁月的淘洗和文人意识的灌注，赋予雅俗观念浓郁的文化特质，附加于观念范畴上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趋向，形成了相对自足的雅俗两大文化阵营。雅文学借助文学的教育与认识功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以高远的姿态引领其他文类的发展，俗文学则侧重于人类自身的娱乐需求,以猎奇求新的方式满足世俗社会的需要。彼此各异的文化干预模式，直接影响到它们的社会诉求。传统的雅俗之辩因为异域文化的刺激和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在清末民初呈现一定的融合趋向，雅俗共赏作为观念融合的追求目标，也逐渐进入文人的研究视野，虽然这理想境界的探究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但其含义特征和实现的机制也进入小说家的讨论范畴，标志着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已初步突破雅俗观念的传统框架。

一、启蒙语境下的以雅携俗

动关政务、科诨成文，雅俗观念不只是文学风格的区别，也是文本接受效果的差异。文学欣赏中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客观存在，正说明文学接受与消费判然自明的雅俗畛域。《诗经》和“楚辞”也经过历代文人的积攒和参与，完成其经典化的历程。俗文学在进驻高雅殿堂的进路中，逐渐剥落了自身的俗文化因子，并以一种话语权威的姿态约束和影响其他文类的成长。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定格于俗文学的层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言：“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1](P350)小说肇始于先民休息时的“谈论故事”，就基本设置了小说的俗文化属性。明清彬彬称盛的通俗小说具备了一定的冲击雅文学的力量，市民经济的发展和小说评点家的鼓吹也为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传统积习的制约积重难返，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依旧，为小说正名的呼唤也只沦为少数精英的实践，未能引起士大夫的普遍共鸣。小说竭力向史乘和经学靠拢和攀援的事实，正说明这一文体的尴尬处境和观念困惑，小说观念的巨大解放也只是在砸破传统框架的基础才会赢得突破，在破坏中重塑，在重塑中形成小说观念质的飞跃，而这一历史契机正缘由异域文化的刺激，只有在话语权力的更换中才获得实现文体独立的基本条件。

近代小说先驱者在启蒙旗帜上书写救国新民的时代话语时，不忘对小说题材与语言的雅化选择。新小说家立足于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斥逐传统小说为诲淫诲盗、毒害社会的总根源，打造小说观念的近代革命色彩。他们过分膨胀了小说的社会效用，推崇小说万能的启蒙神话色彩。相对于昔日文人鼓噪劝诫的道德说教，新小说家大刀阔斧地铲除禁锢小说发展的种种藩篱，他们不只停留在理论阐释或空谈主张上，更落实于标领风范的创作实践。小说进驻文坛主流地位的进路中，借鉴和吸取了诗文等传统文学话语的某些因子，擅长议论、富于抒情与说理，新小说的文章化趋向较好地实现文人心态和社会意识的共构，文人的道德责任和人格修养也在现实秩序的规约中获得驰骋纵横的舞台。新小说家深知：“读优美小说，如登天堂一通，琼楼玉宇，固羽化而登仙；读龌龊小说，如入地狱一通，马面牛头，眼界何曾不廓？人能读优美小说，而不能读龌龊小说，如能居天堂，而不能居地狱也。”[2](P300)雅俗作为一种先验的理论假设，始终制约着新小说家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升降浮沉、潮涨潮落，启蒙的社会诉求要求小说语言趋俗，士大夫本位意识又天然抵拒市民意识，新小说家在为市井细民代言和恪守文人立场的二难选择中冲突，这就形成新小说家的一个叙事困惑，一方面新小说家指责传统小说的叙事缺陷，却无法真正建立起一个堪可效法的叙事典范模式；另一方面对等于肩负的启蒙重任，新小说家意识和关注到平民的欣赏情趣，却往往难以割舍对文人传统的依恋，甚至不愿真正地走近平民大众，他们对社会时弊往往缺少修饰，甚至无休止地抖露，就是他们漠视艺术经营、无法建构新小说叙事典范的绝好表征。

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消解了传统小说的话语制约，小说传播模式的时代转换为文人心态的张扬获得充足的条件。小说由书场演说转变为案头阅读的进路，其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文字雅化和文人化的趋向，文化学者眼中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分别亦由此而来。“中国之小说，亦分两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体裁各异，而原理则同。”[3](P78)学士大夫之用与妇女粗人之用，在新小说家的研究视野里，不只是两种社会需求的差别，更是两类审美趣味的对峙。小说要赢得社会的普遍接受，就必须在这两类审美主体间游走，对于近代风云突变的局势而论，后者更显重要。张行《小说闲话》主张：“大抵小说之笔，一宜简，二宜雅，三宜显。不简则拖泥带水令人恶，不雅则鄙俗令人厌，不显则沉晦令人闷。”[3](P333)追求小说的“宜简”和“宜显”也只有在“宜雅”目标的调和下才能形成和实现，这样，新小说家在“雅化”的旗帜下践履着文学志趣。以林纾、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家对古雅之美的坚守，以及民初一度盛行的骈文小说浪潮，更是可以在新小说家书写的利俗文字的表象下，体察到士大夫情趣跳动的脉搏。即如林纾，他以一位古文大家的身份厕身小说翻译事业，为求文本的典雅，甚至不惜改动原作，但他对异域平凡人生的关注，又是其世俗精神的折光，进而在“专为下等人写照”的审美取向中完成了其以雅携俗的文学追求。新小说家片面推崇小说的救世效用，附带出他们对小说感染力的探究，只是它在喧闹的启蒙呼唤声中，略显黯然和乏力。清末民初小说的雅化趋向适合当下时代的选择和需要，夏晓虹女士就说得好：“这总是小说进步的征兆。确乎存在文人获取了通俗文学创作的形式，却失去了其原有的自然特质这一方面，可文人也以其精致的艺术技巧作了适当弥补。”[4](P76)新小说家正是在小说观念的得失进退之间实现改良社会的历史使命。

二、世俗文化中的由雅回俗

拨动变革现状的激情，还原小说的存在境遇，文学传统思维框架中，小说具有天生的俗化倾向，市井和平民文化维系着俗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明清“四大奇书”大多经历一个由集体积累到文人加工的演变过程，其集体积累的过程就包含着浓郁的俗文学特征。金圣叹、张竹坡等小说批评家，借诸评点小说推戴小说的价值地位，并立足于人性的高度推动了通俗小说观念的独立化进程，虽然这一异代嗣响在晚清才以实现，亦可见他们观念的超前和宝贵。近代文化观念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更新，以及沿海都市的迅猛发展，为市井生活题材进驻小说的表现领域提供了历史条件。社会的近代化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扩大了市民的存在空间，一部分士大夫也由于生存境遇的改变，加速了文人心态与市民意识合流进程。近代报刊基于生存策略的考虑，不断增加包括小说在内的文艺作品版面，就是揪住了市民的消费需求。晚清小说的稿酬刺激，也壮大了小说的创作队伍，特别是一批职业小说家的存在，他们易稿务生的现实选择更加重了市场和市民文化的制约威力。1907年《小说林》杂志社的“募集小说”广告云：“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2](P257)据郑逸梅回忆，那时的稿酬一般是每千字二、三元，那时的十元可购上白粳一百六十斤。[5](P35)小说的“有利可图”给文人以抚慰心灵和价值实现的另一空间，但问题的另一面也浮出水面，小说销量和读者趣味的无形指挥，致使相当一部分小说家放弃了苦心经营的传统创作模式，粗制滥造、无暇修改，甚至不惜以窥探私情的媚俗手段来迎合公众，严重影响到小说文本的艺术魅力。媚俗的物质诱惑和醒世的精神追求，这种几近矛盾的困惑始终伴随着清末民初一代小说家的审美抉择。

对于粗识“之无”的市民读者而言，他们阅读小说的主要目的不在接受劝戒和训导，倒是在娱情遣性，获得某种心灵慰藉和情感替代。夏颂莱《金陵买书记》就具有市场调查报告的性质：“小说书亦不销者，于小说体裁多不合也。不失诸直，即失诸略；不失诸高，即失诸粗，笔墨不足副其宗旨，读者不能得小说之乐趣也。即有极力为典雅之文者，要于词章之学，相去尚远，涂泽满纸，只觉可厌，不足动人也。”[2](P65)进入市民消费市场的诸如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之类的“雅正之学”并不叫好，原因就在于高雅小说的定位悖逆了市民群体的消费需求。“议论多事实少”的小说创作策略忽略了市民的消费情趣，就连小说家自己也意识到搀入某些诙谐情节，不断提醒读者注意，以图弥补公众的阅读需求。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指责小说家未明小说体裁，以致丧失小说之效用，倒是恪尽小说的娱乐功用，才会“顿辟异境”：“然而言情、侦探，花样日新；科学、哲理，骨董罗列。一编假我，半日偷闲；无非瓜架豆棚，供野老闲谈之料，茶余酒后，备个人消遣之资。聊寄闲情，无关宏旨。”[2](P436)话虽说得绝对些，也道出和指明了救治小说功利化图解的一条途径。晚清侠义和公案小说的合流与自救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征，《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七剑十三侠》，以及《施公案》、《彭公案》续集的刊行出版，它们绘声状物，颇具演说之风，在观念上仍保留相当浓郁的传统色彩。郎才女貌的才子佳人式叙事被置换成侠男烈女、英雄儿女的姻缘模式，江湖侠盗由反叛朝廷走向皈依皇权，为国效力、尊王灭寇模式的设定就带有市井细民对侠盗扶弱锄强、拯救社会的时代寄托和翘盼。平民百姓的社会期待也使得侠义小说走进普通人们的消费视野，这正如鲁迅所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1](P225)侠与情的演绎，折射着晚清世风日下的社会场景，体现了平民百姓的社会担当意识。晚清的部分狭邪小说也在消解传统言情模式的同时，将男女的情爱空间由家庭迁延到广阔的社会，展示近代都市社会的恩怨喜怒，拜金主义的制约，也无情地撕扯着伪善虚情的社会面纱，书写一段相对真实的社会现实，这些小说门类和题材的趋向都闪烁着市民精神的光华。

广民智、振民德，近代平民文学意识的觉醒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小说的通俗走向。晚清“三界革命”与戏剧改良运动的兴起和开展，也使新小说家的笔触趋向洞察平民百姓的疾苦和哀怨，包括缠脚、包办婚姻、迷信在内的封建陋习，以及灾荒兵乱与华工血泪题材纷纷进入小说家的表现视野，人物形象系统中的平民属性也日见加重。小说专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小说界革命”的舆论先导，侧重以浅切之语来引领理论宣传风范，走近了平民大众的审美领域。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从繁简、古今、蓄泄、雅俗、实虚五种对待性质层面来分析小说的向俗、虚实相生等特征，率先在小说范畴上认识小说的文本价值。剥去铅华、提倡俗语，在晚清小说先驱者的构想里，言文统一是文体进步的关键，至少应该做到文俗并用，“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2](P82)白话成为维新之本，就在于白话便于开启民智与思想启蒙。较好的效果倒是高尚缙《〈万国演义〉序》的设想：小说“必有浅显易解之词，使童稚可通，新奇易悦之事，使乡曲能记；先启其轨，然后偕之大道。”[2](P104)用俗语俗曲的阐发达到重振纲常的雅正之道。相当一部分小说家认为“以文言、俗语二体比较之，又无宁以俗语为正格。”[2](P442)其实，与其说新小说家推重俗语的正格地位，倒不如说他们以此为幌子，更喜欢采用变格，一种介入文、俗之间的“报章体”。新小说家感觉到浅近易解的报章体符合市民消遣的需要，“凡文义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2](P151)新小说家对小说语言正格（俗语）往往把握不准，民初的小说报人兼批评家宇澄的感叹：“吾侪执笔为文，非深之难，而浅之难；非雅之难，而俗之难。……蕲能以深入显出之笔墨，竟小说之作用，如是而已。”[2](P510)这就不是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中的孤立现象。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这一小说传播机制的突变，不只是技术手段的更新，更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进步，小说的产出与消费因为迅捷时效的变化，直接关合着当下小说观念的雅俗抉择。“‘报章体’盛行，文言文纷纷出现‘俗化’倾向；另一方面，原来是最‘俗’的‘俗文学’的小说，却出现‘雅化’的倾向，至少是在小说领域中，‘雅化’压倒了‘俗化’。”[6](P143)小说“变格“的盛行，为清末民初小说家填充政治思想落潮留下的空间找准了合适的方式。

三、雅俗共赏的设计框架

以痛苦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新小说家直面民族危殆的时局，回荡着慷慨激昂的时代铎音。雅俗之辩一定程度上源出儒家的情理说教，社会主流意识与大众审美需求的疏离与对抗，形成教化与娱乐两种取向的分野，小说文本在不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游走与传播，亦呈现出因人而异的雅俗抉择。光绪时人树棠《金台全传序》言：“夫闲书一道，虽为悦目娱情之物，然有等词意宏深、论忠道义，亦足以感发人之善心。若乃鄙俚淫词，幽期密约，闺娃稚子阅之，必致效由。无怪乎牧令焚禁也。”[7](P1349)小说批评家的吐属，仍不忘附带论忠道义的淑世情怀。新小说家既明知“吾国今日之小说，当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而改良社会，则其首要在启迪愚蒙，若高等人，则彼固别有可求智识之方，而无俟于小说矣。今之撰译小说者，似为上等人说法者多，为下等人说法者少。”[2](P412)又意识到“白话小说犯的一个字的病就是‘俗’”，要做小说的蓝本，应该是“俗不伤雅”。[2](P174)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差异，对清末民初的小说家来说，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不只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努力实践和解决。即如写情小说巨匠吴趼人一方面推崇“情”包孕万物的效用，另一方面又竭力提倡旧道德，坚守小说家的社会教员的立场。“小说虽号开智觉民之利器，终为茶余酒后之助谈，偶尔诙谐，又奚足怪？”[2](P384)调和雅俗，营构二者的和谐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结局，1917年《〈小说画报〉短引例言》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8](P13)在小说的发行策略上瞄准全社会的胃口。恽铁樵《编辑余谈》的设想具有代表性：“苟能博社会欢迎，又能于社会有益，斯不妨自我作古。”[2](P501)清末民初小说家追求的“有益”和“有味”就是小说雅俗范畴探讨的变相说明，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无论是晚清的小说启蒙思潮，还是民初泛滥的写情主义，都不能很好地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

碎金乱玉、不掩文体追求的光华，小说观念的雅俗之辩凸显时代和文化选择的威力。早期的中文报刊，如《申报》，以及早期的小说杂志，如《新小说》，都是将雅俗共赏作为办刊的宗旨之一，至少要在语言运用上达到雅俗共赏。雅俗观念不是一个静止的范畴，而在文学主客体的对立流变中发展，小说启蒙最为用力的梁启超，即使同在西学背景的映照下，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看法也因为时代的变迁产生舛误，早期的“为政治而学问”与后期的“为人生而学问”，就透露出提倡者的几近对立的见识，审美主体因为觉世和传世的需要，而对小说雅俗作出的不同的思考和抉择。[9](P82)诸如此类的小说家自身的抵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雅俗共赏的艰难。解弢《小说话》道出当下社会的文学心理：“文章令雅俗共赏，诚非易事。若《红梦》可为能尽其长，上至硕儒，不敢加以鄙词，下至负贩，亦不嫌其过高。至《儒林外史》，则俗人不能读矣，故流传绝少。”[3](P476)小说文本与读者都影响到小说观念的雅俗共赏。思想高尚和情节曲折的统一是新小说家追求的目标之一，为求占领思想高度，新小说家多在道德说教上泼墨；而对情节设置的属意，主要落脚于小说的市场选择，小说艺术的锤炼倒在其次。侠人推许《红楼梦》可谓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新小说家对《水浒传》也有类此的看法，这并不只是表明新小说家分类观念的模糊，其中所隐含的小说家调和雅俗的努力亦清晰可见。异域文化的激荡，稀释了传统话语的制约力量，新小说家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无限夸大，政治性的误读和过度阐释，一定程度上混淆甚至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

开放的文化语境，小说观念的雅俗范畴便添加了异域文化的色彩。新小说家输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填充了人性关怀的质素。相对于功利小说论者而言，王国维、周氏兄弟等人的孤独耕耘，更接近于近代小说观念的内核，他们清除小说观念附加值的努力，就正面涉及雅俗共赏的认识瓶颈。王国维指责《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就源于其所持的标准：“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錣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10](P29)鲁迅《摩罗诗力说》则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愉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11](P452)他们立足于小说观念的审美属性探讨，找准了谋求小说观念雅俗共赏的基本方向,只是他们孑立独行的理论姿态，鲜能形成社会的普遍共识。王国维对小说现状的担忧与质问也就不无道理，“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吾人不能答也。……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10](P51)在王国维的文学研究视野里，文绣的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具有全民资格的小说家，只有抛弃小说观念的赘疣，才能在小说观念的雅俗共赏上赢得突破。清末民初小说的商品化趋向，将小说观念的取舍由政治说教转向悦情向俗，新小说家的雅俗共赏在当下时代还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雅俗之辩作为一个命题，被提出来并引起小说批评界的关注，其本身就开启“五四”一代小说家的审美取向。

四、结语

借杯在手、随意调侃，传声摹神、别开生面，近代文人的咏读和阐发，使一向不为主流文化看重的小说，受到边缘化知识分子的研讨和重视，小说文本多元自足的文学性质也在文人的点化和发扬中进一步凸显。近代文学的过渡性质正是在时代对文学的选择和文学自身的更新中奔突而行的，特定的文化语境改变了雅俗之辩的驳议范围，小说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整体上归属于俗文学的领域,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中的雅俗之辩由小说与他种文类转移到小说内部，并由言语之分过渡到批评主体的差别，这一局面的形成，突破了过去定小说于俚俗一隅的观念偏见，也在更新着古代雅俗文化积习，晚清小说实现了古代小说进驻雅文学领域的梦想。政治小说提倡者对情节的有意漠视，改变了小说的俚俗色彩，小说的世俗内容一度重重掩盖于小说的文章化趋向之中，进入民国以后，政治宣传的声音明显减弱，小说观念的俗化色彩又得以凸现，清末民初小说的雅俗观念就是在以雅携俗和由雅回俗的途径中来回奔走，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雅俗观念渗透局面。“雅和俗本身不是价值的分野，而是对象的分野。只要社会依然区别为文化素质高低悬殊的人群，雅俗之分便会永远存在下去，尽管可以作一些协调，努力求得‘雅俗共赏’，却决不能泯灭二者的界限。”[12]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蜕变，雅俗范畴的界限在不断缩小，雅俗观念的整合和流变的幅度加大，平民文学思潮的兴起，小说的案头显胜和文人阐释方式的时代变迁，新小说家雅俗共赏的设计和实践，虽未能取到突破性的进展，但这种观念思辩的存在事实就折射出一代小说家的文学实绩，它进一步完善了新小说家对批评范畴的探索和小说规律的总结。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

[2]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4]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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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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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伯海.宋明文学的雅俗分流及其文化意义[J].社会科学,1995,（2）.

责任编辑：冯济平

Elegance or Vulgarity: a Puzzle and Choice of the Novel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Gen-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 new quality of the fi ctional concept was fostered through the symbio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s. Because of the stimulation of foreign culture and the self-renewal of the fi ctional concept,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appeared: the notion of elegance and that of vulgarity permeated each other. As a target admired by scholars and laymen alike, elegance and vulgarity entered the research scope of scholars gradually. This shows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fi ctional concept had broken through the frame of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elegance and vulgarity.

concept of elegance and vulgarity; novelist; enlightenment context; civic culture; perplexity

book=43,ebook=26

I206

A

1005-7110(2010)02-0043-05

2008-11-26

贺根民(1971-),男,湖南邵东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