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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论著集》评述

2010-04-03吕双伟成松柳

关键词:李贺散文研究

吕双伟,成松柳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 410004)

刘衍先生是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四卷164万字的《刘衍论著集》中。即第一卷《李贺研究丛稿》、《李贺诗校笺证异》、《李贺年谱新笺》;第二卷《李贺诗传》、《姚合研究丛稿》、《姚合诗集校考》;第三卷《唐宋散文史论稿》;第四卷《文字、语法、写作研究》、《散文基础与创作》、《诗文论析》、《至善斋作品选》。除了早期对汉语文字、语法的独到研究外,除了对诗文的分析鉴赏外,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有二:一是以李贺、姚合为代表的唐诗研究,二是以唐宋散文史为主体的古代散文研究。

一、以李贺、姚合为代表的唐诗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唐诗一直是治学中的显学。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唐诗研究还有许多领域需要进一步开拓。其中,就有中唐诗人李贺的诗歌需要重新校勘、笺证。李贺诗歌内容上充满了怨恨悲愁,艺术上具有虚荒诞幻的特点,但其语言冷僻生新、词义晦涩幽微而难以理解;李贺诗流传版本达数十种,其中异文讹字,几乎每首都有,这给正确理解李贺和研究李贺思想和情感带来了较大的困惑。为了对李贺集进行系统的校勘和笺证,刘衍先生在80年代前期先后撰文探讨李贺的家世、诗集版本源流、年谱和佚诗辨析等问题。这些为充分研究李贺诗集做了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其中,对李晋肃和杜甫的姻娅关系,李贺南游时间和地点、李贺诗歌编年系传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较高评价。张剑说:“刘衍《关于李贺的家世——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考察李贺父晋肃之行踪,并推测晋肃与杜甫有“舅表兄弟”之亲,是很有价值的发现”。①杜晓勤在对李贺生平研究的综述中,说刘先生“《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入蜀……〉——研究李贺的一份重要材料》、《关于李贺的家世——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在发现新材料的基础上对李贺家世作出了新的考证”②。对于李贺南游及昌谷地点等问题,王祥说:“有人认为是在河南府试前(如孙望),钱仲联先生《李贺年谱会笺》定为李贺十八岁时(元和二年,即807年),这一说法与朱自清先生的说法(朱认为是在‘入京之先’)大同小异。另一种说法是刘衍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李贺年谱〉新笺》中认为:‘贞元末或元和初,李贺因省兄之便去和州,似属可能;但东南之行当在元和九年。’”③又对昌谷的具体位置的不同观点加以介绍:“还有人说,以李贺诗中描述的昌谷山居的特点,验之古今地理,参考当地传说,今三乡镇边庙道上方有涧沟,古名昌涧,涧水北出汉山,西侧为长峦山,李贺宅居,当在此山口”(刘衍《〈李贺年谱〉新笺》)。三种说法中,刘衍先生的说法最为晚出,又是实地考察所得,尽管不是无可挑剔,当然较为可靠些。”④周尚义对于《〈李贺年谱〉新笺》也加以高度评价:“刘先生的《新笺》以《朱谱》为基础,吸收了钱仲联以及20世纪80年代大陆李贺研究的成果,后出转精,故多有新见。由于刘氏对李贺的诗作逐首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对唐代元和前期之史料亦征引丰富,所以《新笺》显得底气较足,分析具体。刘先生的《新笺》约3万字,应该说,其体现了20世纪后50年大陆李贺研究的水平。”⑤1984年出版的《李贺诗传》,对李贺诗歌产生的环境、生平、生活的时代、诗歌的进步倾向、艺术特色、地位影响以及年表等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和系统的阐释,在当时这些成果都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平,也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评价。如《人民日报》1985年5月2日第三版“《李贺诗传》……是一本较有创见的专著”。郑波光也认为《李贺诗传》:“从李贺个人特定身世和时代入手,进行严谨的考证、深入的剖析,这就为理解李贺所有诗作提供了一把总钥匙。同时,在解剖中,作者自有学术见解。”⑥确实,《李贺诗传》以诗传人、因人析诗,对想象、构思、形象和语言等加以详细分析和精要评论,是当时较有阅读价值的著作。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刘衍先生广收善本、实地考察和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推出了《李贺诗校笺证异》(以下简称《证异》)。这是新时期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李贺诗集的校勘笺证的书,马积高先生肯定该书“它既较好地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又纠正和弥补了前人不少的缺失”,⑦胡遂先生赞扬它是一本“征实求是,后出转精”⑧的力作。谌东飚先生更是在《文学遗产》发表长文加以评价,认为该书:“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细加寻绎,甄别真伪,择善而从,又融汇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新见,堪称目前李贺诗歌整理、校笺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谌东飚先生根据《证异》引言说明,从编排、校勘、注释和笺证四个方面入手,详细举例分析了该书内容的独创性和丰富性。

在编排上,《证异》努力还原最初四卷本的原貌。晚唐杜牧从沈子明处得到李贺集时,沈子明明言李贺亲自编订其诗为四卷,应当可信。然自宋以来,又有了本集四卷,外集一卷共五卷的多种刊本,诗的排列顺序也多有先后混淆者。最接近李贺自编集原貌的宋刻本四卷本反而湮没罕传了。刘先生则根据北宋鲍钦止所说“李长吉集外诗二十三篇:《南园》一篇,第一卷所脱;《感讽》六篇,第二卷所脱;馀十六篇当附于第四卷后”,分别将外集一卷的诗编入四卷中,力争还原李贺诗集的本来编排面目。此外,还将李贺其他辑佚诗、断句及《〈楚辞〉评语》十五条作为补遗次于四卷之后,因而成为迄今为止收录李贺作品最齐全的本子。在校勘、注释上,《证异》以王琦本为底本,广泛选取宋元善本、明清刊本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研究勘正,辨析同异,择优选择,有理有据。如《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中的“地理阳无正,快马逐服辕”,包括王琦在内的注家都不知所云。吴闿生发现阳无正即孙阳(伯乐)和邮无正,都是善相马者。“理”当为“埋”之讹。刘先生又引用蜀本、蒙古本,征实“逐”为“遂”之误,疑难就涣然冰释了。又同诗中“流采长倾湓”之“采”,旧本有作“来”,作“米”者,“湓”则都作“盆”。旧注则有“无旱涸之嗟”者,有“膏液长流”者,有“流米倾盆”者,均与上下文义不合。《证异》根据宋本加以改正,并在注释中云:“流采,光泽丰润。湓:水往上涌貌。”意思为“文章千古事,将如水湓溢长久涌流。”校和注释都有理有据。对《李凭箜篌引》首联“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中,《证异》根据宋蜀本,订“空山”为“空白”,意思是天空,并引用了《列子·汤问》中的薛谭学艺之典,证明空白为夸饰箜篌演奏时候乐音响遏行云的高超技艺。《马诗》其十一中有“内马赐宫人,银鞯刺麒麟。午时盐坂上,蹭蹬溘风尘”。旧注说此诗以马赐宫人,用赐宫女之马与负重之马两相对照,“讽刺重女色而不重人才”,意思牵强。《证异》根据韩愈的《王适墓志铭》、杜甫《逢唐兴刘主簿》及唐时学士例赐飞龙厩之马之事,将“宫人”校订为“官人”,“午时”校订为“年时”,证明该诗实为咏一诗一马,寓意为:内马本为官人所乘之马,却常用来拉盐车上太行,以至困顿而依望风尘,不能上。如此等等,都对理解全诗关系重大。又《证异》对前人注释谨慎地审视和考订,对旧注纠误正讹较多,并不轻易“拿来”。又如《贵主征行乐》中“奚骑黄铜连锁甲”,王琦等旧注多引郑玄《周礼注》,释“奚”为女奴、宦女,因谓全诗是写公主出行宴饮。《证异》则释“奚”为宦官,并在笺证中举例分析了以“奚”指宦官的来历。最后根据史实,说明此诗是讽刺宦官吐突承璀统兵讨伐王承宗事。证据充分,令人信服。根据刘先生自叙,像这样纠正旧注错误之处,全书有近两百处。此外,旧注引文有误而加以改正者,所引材料不全或不典型而加以增补者,为数也不少。笺证方面,在每首诗后立笺证一目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最能体现作者耗费大量精力的一部分。其篇幅长短不一,内容侧重各有不同。或考证写作时间和地点;或分析内容、题旨;或阐明艺术情趣;或指点层次、脉络;或褒贬得失;或辨别真伪,各有侧重,详略不等。如对写作时间的考订。对《雁门太守行》写作的时间、地点,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还说该诗“虚构事实”。作者经校勘《唐摭言》、《韩子年谱》、方崧卿《年谱增考》、《韩集举正》,订正为元和二年谒韩愈之作。认为诗歌借旧事写时事,按唐人行卷风格,不应求全责备。它是壮士慷慨赴难、壮烈殉国的悲壮诗章,与屈原的《国殇》、鲍照《代出自蓟门北行》为同一旨趣。又如《恼公》长诗,晦涩艰深,历来解释者多不得其旨,将其贬为狭邪之作,把它当作李诗的糟粕。作者旁征博引地笺证后,认定“它实在是一首写爱情悲剧的艺术性极强的佳构”“主题是为女子爱情鸣其哀怨”,改变了传统认为不是好诗的论点。⑨

正因为《证异》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94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该著作还引起了香港学人的注意,如何新波92年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精心校勘、重新考释李贺诗集的力作。”“内容翔实,校勘细致,论证严密,是此书的突出特点。”⑩直到21世纪,研究李贺的论文都还离不开对本书的参考和借鉴。张忠纲在述评唐诗研究成果时也云:“该书还据宋元善本和其他诸本,对每首诗均作了重新校勘,纠正了通行本的某些讹误,提供了许多供参考的异文。每首诗后的‘笺证‘或考写作时地,或剖析内容题旨,或阐明艺术情趣,或褒贬得失、辨别真伪、颇利于读者理解原诗。其中时有新见,可见作者用力之勤。”杜晓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云:“该书的‘证异’以王琦《汇解》为底本,广取李贺集宋元善本、明清刊本及其他文献资料研究勘正,在文字上做了许多发疑正误的工作。”张剑《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述论》中也云该书:“兼校勘、版本、笺证为一体。他以宋元善本校勘王琦本文字错讹上百处,并在附录部分对李贺年谱、版本情况做了梳理;笺证是该书的主要部分,或析其情趣题旨,或指点层次脉络,或辨真伪,用力甚巨。”

中晚唐诗人姚合成就较高,不仅对晚唐五代诗歌创作影响很大,而且对宋以后的诗人影响也很多。其诗多为近体,尤工五律,当时号称“武功体”。但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姚合诗研究较少,不管是版本文献研究,还是内容艺术的研究,成果都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刘衍先生对姚合集中的伪诗加以考证,认为《庄居即事》、《原上新居》、《题梁国公主池亭》、《郡中西园》等12首诗为伪作。如考证《原上新居》云“此首与王建诗重出,单失注。《全唐诗》卷四九八姚合三录诗时注云‘一作王建诗’,可知编者已存疑。考南宋潘自牧所撰类书《记纂渊海》卷一三九,录其颔联,作姚诗。然此书几经后人补编合并。已失其真,且剥落太甚,不足征信,《诗渊》复有录之,故成鲁鱼亥豕。又王建诗虽多与他家重出,亦多伪误,但此首系其组诗‘原上新居十三首’之五,余皆不与他家重;且王建曾归咸阳,卜居原上,诗之首联,王建集作‘春来梨果尽,啼哭小儿讥’,而所传姚合此诗之首联,显然被改窜而诗意扞格。故当作王建诗。”对该诗的归属权进行了简要的小考,言之成理,据之可信。另外,作者对姚合533首诗中的332首作了“校勘记”,或写了按语。对流传的姚合诗的真伪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校勘,虽然有些还有待商榷,但无疑给研究姚合诗歌的人指明了方向。杜晓勤先生也在“惜墨如金”的20世纪姚合研究介绍中,肯定刘先生的成就:“对姚合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的成果则有曹芳林的《姚合诗辩证》和刘衍的《姚合诗集校考》等。”

二、古代散文研究

散文在当代文学视域中和诗歌、小说、戏曲并称为四大文学样式,但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散文研究一直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不仅是古代散文的内涵没有统一的共识和明确的界定,而且其范围和理论话语也没有公认的术语和规则。有把古代散文等同于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也有主张把古代散文用古代文章来代替,从而取消古代散文这一个概念的,还有认为古代散文无所不包,即古代的经、史、子和集中的文章都是古代散文,等等,不一而足。古代散文究竟是“汉语的文章”,不同于当代文学意义上的美文,应该包括古代各类文体,如诏诰制令、表启奏疏、碑志铭诔、辞赋骈文等,还是只能指向那些文学性、情感性强且具有形象性的文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因为散文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理论话语的缺乏性,反过来也制约了散文研究的深度和力度。整体上,古代散文研究成果薄弱。在为数不多的古代散文研究专家中,刘衍先生是散文史研究中成就突出的一位。

散文史研究,包括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其中,郭豫衡、谭家健、韩兆琦、孙昌武、吴小林、葛晓音等在刘先生散文史著作问世前后都对古代散文有过专门研究。而刘先生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其著作和编著包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散文史纲》,被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谭家健先生誉为“第一部贯通古今的散文通史”;南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史论稿》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史》。此外,还主编了普及性的两本著作,即南方出版社1997年出版《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导读》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正因为刘衍先生的古代散文研究成果丰富,1996年他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综合刘先生散文研究成果,我认为其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是较早以通史的形式,按照散文文体自身发展的规则,结合作者生平和人生经历,特别是作品本身形式特点和内容特色,较为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线索,勾勒了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树立了古代散文史撰写的通用规则。如《中国古代散文史》从龙山陶文、甲骨刻辞、铜器铭文等探讨散文的萌芽,从实用和审美方面阐释先秦两汉的散文,以叙事视角分析史传散文和以议论笔调剖析诸子散文,从古代文体角度分汉魏散文等等,都融汇了作者的匠心和见解。其次,论述对象广泛,几乎涉及到了诗词曲以外各种文章,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散文发展的实际史实,而不是根据西学东渐后的纯文学散文概念。这样比较符合中国古代散文的存在情况。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卜辞、《左传》、《三国志》、《后汉书》、《世说新语》和《水经注》等都作了专门的论述。这些文本的选择都表明了作者试图运用传统的散文观念去疏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进程。再次,对于古代文章中受到歧视和冷落的骈文,作者也在南北朝、唐宋和明清散文中,以大量篇幅论述骈文代表作的形式特点、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不仅从汉字修辞特点,而且还从中华文化特点去论证其合理地位和突出成就,从而丰富了古代散文研究的内容。王运熙先生早在60年代就提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在内”。谭家健先生在《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若干问题》中也指出骈文不能排斥在散文之外。唐宋时期,四六骈文和当时的散体文章,即古文或平文对立,但从现代文学观念上看,从散文是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类看,今天研究古代散文,应该包括散行的散体文和对偶的骈体文。而刘先生正是在对古代散文有了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才对骈文发展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最后,刘先生对中国古代散文,特别是唐宋散文发展的轨迹和特征作了深刻的论述,在时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丰富了古代散文史研究成果,深化了论述对象的研究领域,延展了唐宋名家的研究视野。如对初唐四杰、燕许、陆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等的散文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当代学人对刘先生散文研究也有较高评价。如对于《中国散文史纲》,建华认为“填补了我国散文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强调该书一方面拓展了古代散文研究的外延,将其源头上溯到甲骨文;另一方面对古今散文家的代表作品和思想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勾勒;又突破庸俗的社会阶级论和把文学当成政治的附庸的狭隘的社会历史批评观点,对散文史上一些禁区和误区作了有益的探索,体现了作者的学术眼光、学术才华和学术胆识。对散文史上一些存在很大争议和分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客观评价,尽量让文学成为真正的原生态的历史,而不是成为作者主观上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对于周作人、林语堂的评价就是代表。王德钦认为:“全书从甲骨文、金文和《易经》讲起,将它们视为散文创作的最初萌芽加以阐述,接着讲散文发展的几个高潮,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传散文和学术散文,一直讲到当今的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实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散文史。它把历史的发展和散文本身的演变作为并列的两条线索,既突出了散文自身的运动变化,又兼顾了作为散文运动变化的历史背景,突破了单纯的以王朝的更替划分章节的文学史传统,具有注重文学形象的美学意义、强调文学主体意识的发展和变异、突出文学体裁传承鼎革的历史过程等三个特点。龙长吟则云:“论者能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等多种知识,并采用系统论等新方法,对作家作品和散文现象作全方位的研究,颇有新意。”“不仅微观分析准确、新鲜、深刻,而且在宏观把握上,特别是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散文发展的不同风貌与特色的比较上,很见功力。”“无论是从论述的角度或包罗的内容或历史的覆盖面,《史纲》都是一部合格的中国散文历史的专著。”宁俊红在总结20世纪古代散文研究成就时说:“1994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衍主编的《中国散文史纲》是一部较完整的散文通史,包括了古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三个部分,……另外,刘衍近年来出版的个人散文史专著还有两部。《中国古代散文史论稿》,2000年由南方出版社出版,此书对唐宋部分所论较详,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中国古代散文史》,200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梳理古代散文发展演变的基础上,还从本体论的视角对古代散文纵向历时性发展规律和横向共时性特点进行阐述,对传统散文理论思想也作了简明的总结。”同时,刘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曾获得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专著《中国古代散文史》被推举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另外,在教学生涯中,先生先后撰写了“散文基础和创作”的系列论文,或辨析古代散文类别和文体的复杂性和自由性、现当代散文概念和分类;或对古代散文精品加以导读,含英咀华,精见时出;或对现代散文特质和创作条分缕析,等等,都体示了先生对于散文研究用力甚勤。

总之,研究唐诗,特别是李贺、姚合,研究古代散文,特别是古代散文史,都离不开对刘衍先生相关成果的参考和借鉴。人生有涯而学海无涯,学问虽广而博大为难。当代学人,能在某领域甚至某方向取得公认的学术成就,得到他人的公认评价,已属不易。有鉴如此,可以说,刘衍先生是我国唐代诗歌和古代散文研究领域中较有影响的专家。其成果不仅启发当代学人,也会让后来的研究者受益匪浅。

[注释]

①张剑《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

②杜晓勤《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513页。

③王祥《李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④王祥《李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⑤周尚义《李贺歌诗论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⑥郑波光《新书报》,1985年7月10日。

⑦马积高《评〈李贺诗校笺证异〉》,《出版工作》,1989年第5期。

⑧胡遂《征实求是 后出转精——读〈李贺诗校笺证异〉》,《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⑨以上对编排、校勘、注释和笺证的述论,参考了刘衍先生本人著作自述以及谌东飚《李贺诗歌整理校笺的新成果——评刘衍〈李贺诗校笺证异〉》,《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

⑩何新波《采撷群芳,毕呈精华——读〈李贺诗校笺证异〉》,《大公报》,199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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