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泽，刘世成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改革共识是引导和推进改革的强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凝聚人民实践导向的思想文化因素。若改革共识缺乏明确清晰的理论阐释，则会导致认知困难甚至争论失控。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时期，传统形成共识的途径已趋向瓦解，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大。当下亟需找到彰显、凝聚共识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来促进共识形成。

一、改革共识的逻辑之维

何谓改革共识，改革共识有何根本特征，它的逻辑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改革共识的理论前提。

1.改革共识的基本意涵

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释义，“共识意指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个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1]通俗地说，共识意味着基本统一的理解、认识和主张，基本统一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也就是说，共识允许在侧重点和细节上存在不同意见。[2]共识通常被视为政治的真正要义。所谓改革共识，是指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对改革的性质、目的、方式、方法、原则、手段、路径等所持有的基本相同的认识、主张、价值和理想。改革共识构成要素的主体是人民，客体是社会制度的常态调整，激发因素是改革系统，存在方式是社会群体的趋同认知，生成空间是社会文化及其心理结构系统。

改革共识理论上是一种社会性趋同认识，在实践中可表现为改革认同。社会群体关于社会变革的各种惯例、习俗、心理、情感等趋同观念是形成共识的文化基础，据此人们可能在社会交往中形成某些承诺或契约，即具体共识，这些都是民意的各种表现。改革共识最终是被认同或规范的民意。民意的规范化是走向公意，公意的外化就是制度、体制。社会群体中的大众与精英不是截然对立的，大众表达着主流价值目标，而精英则提供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手段，精英选择能否变成正当有效的措施，有赖于大众的肯定评价，制度结构就是这种动态博弈中的产物。[3]亦即民意的精英选择不是随意和无限度的，选择行为及其结果必须尊重人民的评价以被认同。改革认同是人们在对改革的认知和评价基础上，形成的一致态度和感情，它不仅包括对改革的价值认同，还包括改革路径、手段和方式的认同。改革共识意味着民意价值的实际表达和贯彻，具有实践意义，实际表达不是形式上的表达，是必然可由改革认同来确认的。

改革共识深刻影响和塑造改革文化。改革共识属于改革文化的认知层面，对提升民众的能力感、责任感、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对党和政府集中民智和民力，昭示改革权威及其行为的合法性，保持良好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意义重大。在现代民主的逻辑下，改革共识显示着民意的知识化、理性化和科学化水平，也考验着民意实践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能力。

2.改革共识的基本特征

从理论上考量，改革共识至少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常态超越性。改革是常态下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某些环节和方面的辨证否定，即超越。改革共识就是对超越的趋同认识。常态与非常态相对，首先是一对政治学和法理学概念。常态吁求秩序与规范，非常态则要求进行抉择。当人们探讨主权至高无上性时，运用常态规范往往解释不了哪些权力可以不受约束，但如果国家宣布非常(紧急)状态，出于抉择则可以明确公权力为什么以及在那些范围内应不受约束。[4]改革寻求发展创新，而共识意味着秩序稳定、继承传统、凝聚人心。常态下的改革共识、秩序、规范优先于紧急状况的理性抉择，把秩序、规范作为其存在的根基，改革才能有所创新与突破。

人民实践性。首先，改革共识是社会实践意义下的范畴。社会主义改革是人民的伟大实践，改革共识是人民在改革实践关系中产生的趋同的政治心理和认识，实践表明人民的在场，改革共识意味着社会改革关系的真实性以及人民的主导性，不能脱离民意多数而表达为极少数团体或利益集团的共同认识。其次，改革共识是相对和有限的。作为重叠和凝聚的群体意识，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动，在相对静止状态中明朗化。共识因包含一般性而被认识，但并不是永恒、绝对的。再次，改革共识是一个过程，具有阶段性、具体性。改革共识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必须基于实践的阶段性和具体性才能凸显出来。人们的立场不同和理性有限，需要在基本共识原则和价值指引下，不断重复“重叠-选择-沟通-相对共识”的认知过程，由一个个相对具体的共识构成整体动态的实践共识。

3.改革共识的逻辑清理

改革攻坚期人们对改革共识“有没有、要不要、如何形成”的问题，发生激烈分歧和争论，这实质是在追问改革共识对当代改革是否具有实在意义，当前情形下达成具有实践意义的改革共识何以可能。

关于有没有改革共识，要求确认是“民意多数”还是“力量至上”主导改革。“民意多数”以多数人利益为前提，“力量至上”以强者意志为标准。人民实践是社会主义改革共识的根本来源及本质，我们只能以“民意多数”为根本标准，否则就会背离社会主义。完全否认共识就是否定人民价值表达的主体资格，人民的价值观天然存在，问题不在于有无而在于是否被彰显。改革路径必须被人民认同，否则意味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制与侵害。但只讲民众的价值观而忽略精英意见也是不足取的，没有经过精英选择的价值还只是一种共识要素，无法构成实践共识，这意味着改革共识的背后必然隐含着分歧、争论。有无改革共识，关键是看改革是否积极朝着“人民实践”方向演进，人民有无改革认同。

改革共识对于改革统一思想与集体行动的意义重大。但现实中充斥着强者、专家的声音，而民众的声音相对微弱。前者强势、专业、权威；后者弱势、分散、无序。强者形成的话语霸权抑制了民意表达，也解构了民意价值。所以有人转而相信有权威的改革者，希望他们能破解强者霸权。但党政系统的权威说到底来自于人民，失去人民的认同，公共权威将转化为一般的世俗权力，因为强者才与世俗权力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因此，忽视改革共识隐含着某种危险，否认精英或改革者的历史作用也不足取，可确定的是：我们必须坚定对改革共识的信心。

关于如何形成改革共识，笔者认为，它要靠深化改革及其认知，增强改革认同。首先，必须深化改革。改革共识必须在改革中才能不断凝聚、形成。人民实践导向的改革，关键是尊重人民的价值观与评价，不断增强制度化民意的汇集能力，形成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多种交流、对话机制。只有通过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才能建立起助益表达、交流与选择的制度和机制。其次，深化改革认知。一方面要深化对改革实质的认知。改革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否定或超越。否定客观规律和科学理性会导致狂热，不懂得辨证地批判、反思只会引起混乱。我们必须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僵化对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共识饱含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要深化对改革关系的把握。不同利益群体虽有分歧，但彼此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而主要是一种竞争与制衡关系。理性的改革认知要正确反映这种关系，着眼于寻求良性的动态平衡，自觉避免力量失衡；改革进程不是一步到位，也不是改而不动，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突破与进步。改革共识是历史的、具体的，人们只有首先确立某种较低限度的共识，才可不断凝聚具有实践意义的更高共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立一条认知底线：不否认改革本身，不全盘否认过去，不否定合理争论。否定改革本身直接使共识成了假问题；全盘否认过去会迷失前进的道路；没有争论不可能形成共识，过度争论会耽误行动。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社会主义需要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要在继承中发展并不断产生更深、更广的共识，就要以超越的眼光和勇于批判的精神，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合理争论与避免全社会的无休止讨论并非是对立的，尤其是学术争论有别于少数人有意误导、破坏改革，建言献策不同于有意煽动舆论。最后，增强改革认同。改革认同可作为消极的改革共识——作为民意价值被动形式的表达和确认，积极的改革效果是生成改革认同的直接因素。增强改革认同的关键是要使人民在改革中持续获得利益、权利，确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烦心的各种实际难题，不断减少乃至消除明显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切实遏制腐败，注重民生问题的解决，注意公平问题的改善。

改革共识与社会主义民主内在相连和相通，理想性改革共识需经历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凸显出来，实践性改革共识的可能高度、合理限度、评价标准是客观的、历史的、具体的。理想的改革共识潜在要求所有人明确“何为改革，如何改革”并控制改革。因此，有利于实践的改革共识必然是具体和有限的，关键是首先承认和坚守最基本的共识，并不断提升其内在品质和高度，使之与社会期望与需求动态适应。民意的真实被尊重、被采纳——亦即改革认同，就成了之前及当下改革共识话题的核心。

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果归人民共享，具体衡量标准就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满意不满意”。社会主义改革的原则是依靠人民，征求人民的意见并发动人民参与。在改革主要内容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党的领导下，以民主与法制建设为枢纽，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我们过去3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深层原因正在于我们在改革的根本方向、原则、内容上取得了最基本的共识，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赢得认同。开创性改革必然引起争论，改革认同的广泛性、持续性以及深度性在当下有所下降，造成了改革共识的生成、辨识困难，这是引发思想扰动的主要原因。

二、改革共识的现实视域

当前改革共识问题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改革的障碍，而改革认同缺失是其核心问题，改革共识与改革认同的联动失效是根本问题。增强改革认同应确立新改革观，凝聚改革共识须回到实践的现实视域。

1.新改革观与改革共识

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论争以来，人们提倡打造新改革共识，要求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为“重视公平，以人为本”的改革。传统改革价值观蕴含的增长以及分配方式，随着社会发展已逐渐失去其原初的价值定位，人们感到遭遇更多不公，社会不和谐因素在累积。我国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倒数，这意味着我们对此给予的重视比非洲穷国都不如。[5]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加剧，许多学者呼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用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深化改革。

新改革观的精髓是“公平”、“和谐”。改革只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成果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倡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的参与。新改革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在场”，简单地说是：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共享、人民参与。它要求校正以往以GDP为标准的改革，纠正手段和目的互易的局面。过去市场化、股份制等提高效率的手段变成终极目标，有些地方政府规定限期卖掉国有企业，医疗、教育等民生行业也推向市场化，这种取向的改革扭曲了市场化改革的根本目的。走向新共识要求超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结构体系，增量正义、和谐的价值元素，此外，改革还要创造包含人民参与的方法。如果说“发展为了人民”、“人民共享”侧重价值张力，那么“人民参与”则侧重实践张力，两者结合才是真正的人民实践观。

2.改革进程中的共识问题

前改革共识可概括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政治承诺或改革契约。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不是处在高度竞争或分化状态，主持改革的党政系统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改革路径的规范化并不完全必要，因而“摸着石头过河”就成为其内生的逻辑：党政权威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紧密结合，党政权威决策一般会形成某种社会认同。共识价值也不是用规范程序来表达的。有人说八十年代是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共识并不必然要求被制度化地证明——从民意上升到公意。因为在相对公平的背景下，人民对党政的认同以及党政对民意的接近趋于自觉，只要厘清共识价值的质、量关系，就可以或必然付诸党政权威，集体行动可强力而有效地推进。但是，承诺共识对将来可预料的利益分化，没有包含规制及改进条款。

利益博弈时代，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趋同认识下降，冲突加剧，承诺共识始终缺乏规范、制度的支撑，博弈没有有效的常规约束，传统近似自觉的表达、参与和监督机制逐渐失效。强者恒强，弱者越弱。强者总能找到扭曲改革的办法，而民众逐渐丧失接近改革的途径。精英路径垄断必然造成对民众意愿的压制，这样，改革就会偏离人民实践的具体要求。当前，民主规范表达机制还未根本确立，共识表达还很不正规、被动滞后，且无效率，人民共识无法彰显。两重意义上的改革共识直指社会民主实践。一方面，公平、民生、腐败等问题直接关涉改革认同，重构实质且有深度的认同是首要问题；另一方面，形成共识需要建立规范化、经常性的商讨、交流、选择和妥协的参与平台和机制。当前，培育共识，找准凝聚共识的路径是根本问题。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强调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而市场经济时代是一个以秩序规制竞争的时代，这必然使传统道义、逻辑上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遭到冲击。没有规制的自我改革是一个悖论，不能片面依赖政府的改革与自我改革，再高明的医生都无法为自己做手术。改革开放以来党政机关的福利总体上不断增加与强化，而产业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下降。这不利于人们改革共识的形成。张剑荆解释道，党政系统是改革的主持者，改革是由这一群体定义的，而他们自身的改革却是滞后的。[6]显然，没有很好包含共识的改革，风险和成本成倍增加，更糟糕的是改革主持系统失去了为改革辩护的逻辑基础。当前人民还只能寄根本希望于党和政府的改革攻坚，改革如不能很好地朝着扩大人民参与、舆论及决策的方向演进，这种改革模式将存在极大隐患。

3.当前凝聚改革共识的障碍

利益博弈格局下改革缺乏持续、深度的认同力量。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持续地得实惠、满意、同意，是保持改革认同持续性与深度的关键。利益博弈格局不仅意味着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更重要的是产生了分化结果。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是市场化改革的可预料结果，竞争意味着激励效率，但竞争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竞争应不排斥协调、合作。根据博弈论的观点，零和博弈无法形成合作，正和博弈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分配关系的改革中，民生诸多领域的过度竞争产生了失衡性的零和博弈态势，多数群众生存、生活质量无法持续提高，是造成认同持续性、深度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共识缺乏相匹配的制度化的表达平台和机制。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各项权力。党的十四大以来的重要会议以及许多重要领导人越来越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人民民主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内容。但实际情况是，人民代表大会被形容为“一年之中开两次会，会上提提意见，举举手”，是政府的“举手机构”、“表决机器”。[7]由于缺乏民主与法制的有效规制，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的关系不清、水平有限，信访制度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制度化民意表达的缺陷明显。

共识价值被人为遮蔽，改革路径被垄断或扭曲。强势群体借改变公意来扰乱共识，不断扭曲改革。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在公共决策、社会舆论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如有必要他们就形成相对稳定的联盟，通过垄断实施霸道干预，或者用高技术化手段排斥不利自身的措施。由于在某些领域控制和影响公共决策以及舆论，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某种意义上扭曲了改革。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国家随时有可能被强者绑架”，有官员则说“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出不了中南海”。

制度文化缺失。首先，民主与法制不完善，共识表达、参与和监督不到位。常态包含秩序与规范，民主和法制是支撑现代改革的体制保障，也是改革共识的基本精神。但公民社会的发育不成熟，民主与法制的不健全，使参与缺乏规范、有序实施的条件。其次，文化价值观缺乏根基与张力，曲解了超越的根本含义。我们文化中具有反对传统的传统，反对传统曾经也是歇斯底里的，而对于学习西方文明也一度有僵化嫁接的倾向。这造成了改革时代文化空洞现象，一些八〇后年轻人反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根也没有未来的时代！

非理性因素负面作用干扰。不信任与猜疑纠结，极大地影响交流与选择。不改革很可怕，缺乏平衡和配套的改革，有时比不改革还可怕。以往的弊端，总是被动地改革，以手段代替价值，导致改革肤浅化、庸俗化。有的地方政府常把改革理解为领导的几条训令，机构的精简裁并，人员的反复更迭，而在这些动作之后，改革停留在原处。但这种“改革”耗费的成本巨大，买单者还是老百姓。在改革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剥夺、打压以及愚弄老百姓的现象，决策与舆论通道的闭塞使正义无法伸张，这可能导致制度的规范失效，人们的精神家园失守。

三、凝聚改革共识的基本思路

1.凝聚改革共识的路向

形成“人民实践”的改革共识的前提是遵循社会主义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路径前进，在改革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与实践创新。凝聚、形成改革共识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共识、认同的联动协调，实质就是首先通过对党政改革权威的持续深度认同，为制度化民意创造条件，反过来制度化民意又加强和巩固了人们对党政改革权威的合法性的认同。按此逻辑，凝聚新改革共识应作如下考量：

(1)民意价值表达要求完善民主制度，但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渐进的历史过程。改革攻坚时代，改革者要在思想松绑与改革共识间找到恰当的动态结合点，渐进地促进制度平台的建立。(2)改革路径的构建并不是要否定精英在改革路径供给上的主导地位，而是要改变民众的极度无效力地位，改变民众与路径选择基本无关的局面。目标是构建一种平衡，通过民众对精英路径选择的权威性衡量与评价，促使他们重视普通民众的价值诉求，更多地拿出彼此共赢的方案来。(3)从整体改革目标来看，未来改革行动的重点应该是在党的领导下大胆地、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及政府体制改革，为改革提供体制支撑。政府是改革的主导者，政府转型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政府职能的实质转变是不可能的。改革攻坚意味着利益关系的实质调整，没有体制保障就难以保存改革成果，最终也无法维护稳定。(4)改革模式有复合配套举措。复合配套要求重点突出、整体配合、合理有序推进，有效改善已然存在的不利格局。

2.凝聚改革共识的要点

(1)深化改革

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演进。推进经济改革，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推进统一市场的形成，合理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其中以推进要素市场化，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政治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加快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理顺党政关系以及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扩大人大职权，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要提升政府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着力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增强机构灵活性和组织弹性，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调整改革思路，增强改革认同。首先，积极张显公平价值。要在民生行业及分配制度的改革上下功夫，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其次，果断改变异化的改革方式，建立改革反扭曲机制。这需要建立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机构，以防止那些有明显利益倾向的政府部门制定改革政策，防止利益部门化倾向。在微观领域，尝试引入民众参与和监督机制，防止少数人左右改革进程。最后，要建立起利益均衡与补偿机制。以社会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就业制度等为切入点，扩大改革受益者范围。关注以前改革中利益严重受损人群，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补偿。[8]

(2)彰显制度化民意

进一步推进关涉民意的制度、体制建设，让人民参与和监督改革，使改革共识发挥引领和规制的作用。彰显改革共识，意味着民意逐渐进入国家权力圈子，以此澄清各种真假难辨的意志和观念。国家要有秩序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要在强调人民民主的前提下着力扩大党内民主，逐渐实现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之间的良性互动。进一步理顺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扩大人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并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动人民代表专职化。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和信访制度，积极推进立法与司法改革，尝试人民参与和监督的多种途径。

(3)凸显文化张力

社会要对改革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并积极进行反思。我国开创式改革显然已开创了新局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新时期改革的方式和策略有待调整。反思应立足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要不断以超越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创造一种改革文化来支撑改革。这种改革文化应包含传统与现代、域外多种文化。甘阳、胡鞍钢等提出可以接取、利用三种文化资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新中国前30年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践带来的与市场有关的理念。也就是说，要在中、西、马三种文化上进行离析、整合、创新，用文化来滋养改革。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批判精神实质是一种创新精神，批判不等于完全打倒或抛弃。传统改革思维常常让人陷入一种线性的对立思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由此对过去的、超前的、敌人的东西……似乎都应以革命的眼光抛弃。很多批判是为了反对而批判，而不是立足于建构而批判。这样的批判让思想失去了依托，交流没了前提，必须予以摒弃。改革批判强调常态批判或适度宽容，它不同于紧急状况下你死我活的批判，而是一种反思、调和、妥协与建构。

(4)营造环境

首先，积极推进公民文化建设。公民社会的突出特征就是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自由、民主和法制不仅仅是宪政理想以及制度原则，要使这些原则运转，需要公民社会孕育与塑造出崇尚这些精神的人和文化实体。所以，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让制度、民主、法制理念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惯例、习俗，内化为与时俱进的制度精神。其次，进一步营造公正透明的舆论环境。当前舆论还无法做到公开、公平以及透明。政府几乎掌握全部的舆论阵地，某些知识精英有与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结盟的倾向，有的甚至被他们俘获，如此公共话语权要么被权力劫持，要么被少数学者垄断。如此，政府、精英话语霸权与民众无责漫谈的两极对立，严重限制了共识话语产生的可能。所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是要在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及合理路径。

[参考文献]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66.

[2](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1.

[3]曹正汉.观念如何塑造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3-91.

[4](德)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小枫编,刘宗坤等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11.

[5]刘国荣,杨伟宏.改革的论争与改革的选择[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7.

[6]张剑荆.重建改革共识[J].中国报道.2006(10)：14-15.

[7]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组.政治改革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85-95.

[8]迟福林.2006中国改革评估报告[R].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8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