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平乔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长沙 410002)

男权规范与女性主义纠结下的双重文化镜像
——论第三代女性诗歌的文化悖论

林平乔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长沙 410002)

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诗人的诗歌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诗歌",一方面以清醒的女性意识揭露了男性中心社会和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施虐",以对女性自身生命原真状态的揭示建构起妇女解放的新话语,另一方面又以对传统女性精神的返顾与留恋,显示着甘愿回到"传统女性"的倾向.她们的诗歌以对男性显性层面的反抗与隐性层面的依恋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悖反意蕴.

第三代女性诗歌;女性主义写作;男性话语霸权;传统女性精神

所谓"第三代女性诗歌",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诗人为代表的那种反抗男性话语霸权、书写女性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的具有先锋意识的诗歌.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舒婷等女性诗人的诗歌是将抒情视角凝固在个人的哀怨上,以女性特有的柔情来观望身边的世界,停驻于抒发女性优雅的主体意识,使女性诗歌成为一种"文质彬彬的抒情艺术",那么,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诗人的诗歌则高扬"女性主义写作""身体写作"的大旗,突破了以往的女性诗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抒情传统,呈现出对"自我"压抑了几千年的情欲的大胆描写,表现出激愤的然而也是孤独的身体的呐喊.她们通过对混杂着生命欲望和激情的"内心风暴"的书写,颠覆了父权制下的女性镜像,以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原真状态的揭示建构起妇女解放的新话语.但是,这些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第三代女性诗人,在抛弃了传统的女性价值标准,游走于被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引导的绝望荒原后,又逐渐显示出对女性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困惑和怀疑,重新显示出对传统女性精神的返顾与留恋,表现出在超越与传统中徘徊、在圣者与俗者间游走的两难倾向.本文试图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的诗歌为个案,来剖析她们这种尴尬的文化悖反意蕴.

一

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女性一直被笼罩在男权话语的阴影下.长期以来,作为一种"丧失了'笔'的非写作存在物",[1]女性丧失了独立建构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性别和精神性别,只具有"他者"和"猎者"的被动身份.在茫茫如海的男性叙事中,女性的形象始终是模糊的,她们的性别一直被男性评判、表达,包括身体在内的一切都被男性书写.翟永明的诗歌反映的正是女性的这一生存窘况.她以一种觉醒的女性意识,写出了女性受压迫的苦难历史和遭遇男权话语压抑的沉重记忆,写出了女性在男权话语遮蔽下的沉默噤声,并着力表达出觉醒的女性清醒地意识到自身被男权话语阉割时所产生的心理焦虑.例如,她在《憧憬》中就如此表述了女性的受难历史和被男性霸权话语长期遮蔽与篡改的惨状:"我在何处显现?水里认不出/自己的脸,人们一个接一个走过去."在她看来,男权话语强加给女性的所谓的"柔情似水"或"红颜祸水"从来就不是女性真正的文化脸谱.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在男权文化的积垢中已消解殆尽."所有的天空在冷笑/没有任何女人能逃脱",居高临下的男权像无边无际的黑云遮覆着女性的思想与情感天空,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就是这"天空"中蓄意而阴险的"冷笑".在《黑房间》里,她这样表达着女性难以逾越、难以摆脱的生存境况:"天下乌鸦一般黑,至此/我感到胆怯,他们如此多的/亲戚,他们人多势众,难以抗拒."作为觉醒者的"我","已习惯在夜里学习月亮的微笑方式",只有在无男性锋利的目光监视扫描的夜晚, "我"才能摆脱男性那种居高临下的观赏欲、征服欲,恢复真正的女性意识和自由意识.但是,即使"在夜晚,我感到/我们的房间危机四伏",阴森恐怖的男权像凶兽一样围困着女性.即使作为觉醒者、反抗者的"我""有意使坏,内心刻薄",也难逃那些"越过边境,精心策划的人/牙齿磨利、目光笔直的好人"在精神上的无形压迫.女性想要在男权中心社会生存下来,除了"炮制很黑、很专心的圈套","挖空心思/使自己变得多姿多彩/年轻、貌美、如火如荼",除了通过取悦、献媚于男性以求得生存外,别无他法.作为女性意义的觉醒者,翟永明清醒地意识到:"我仍是痛苦的中心/影子在阳光下竖起各种姿态/没有杀人者,也没有幸免者"(《憧憬》).男权文化和由此形成的性别歧视已构成一种无法超脱的生存环境,一种无形的道德律令,虐杀着逾规的女性,而女性无法逃脱的"痛苦"渊薮和宿命即在于"婚姻,依然是择偶的中心"(《黑房间》),所以当她们在家中感到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男性话语的威压时,她们就只能"孤注一掷"地说:"家是出发的地方."(《黑房间》)为了反抗不可逆转的宿命,她们愤而叛逃,去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可是拼却全部力量,她们又怎能从那有着几千年历史的"黑房间"冲决而出呢?"姐妹四人"——那个不甘为丈夫玩偶的娜拉,那个寻求真正爱情的安娜,那个为自由生活而逃离家庭的子君,乃至格外冷静清醒的翟永明本人,谁能冲出"家"那扇黑暗沉重的大门呢?即使冲出了家门,谁又能奔逃得出男权话语的院墙呢?在翟永明的诗歌中,除了可以看到她那种哀怨激愤的女性意识外,还看得见她那种觉醒后的屈辱、压抑与积久的心理疲惫.她就好像是一个背负着传统的男性霸权文化的重负从遥远的历史中长途跋涉而来的倦客,从她疲倦的身影中能看得见女性全部的苦难.所以,王岳川这样评价道: "她的写作总是想深究妇女的命运,妇女的缺席和女性存在的意义.她的创作并没有加入女性解放的政治话语中,也并不对那种意识形态的大叙事感兴趣,她仅仅以一种平静的忧伤的温馨的方式,去写自己的生活."[1]确实,翟永明是敏锐而感伤的,在她的脑海中满是女性的扭曲和受虐,男权意识像空气一样布满于她的四周,使女性举步维艰,难以呼吸视听.正如她在组诗《女人》第一首中所表达的那样:"那些巨大的鸟从空中向我俯视/带着人类的眼神/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预感》).这种残酷的"雄性意识",构成了对女性的生存压迫,构成了"我"痛苦的现实焦虑,它像一个幽灵一样肆虐于女性世界.

与翟永明的那种哀愤的控诉不同,唐亚平的许多诗侧重于表现女性个体生命骚动的体验,传达着现代女性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态度,并以嘲弄的方式来反抗男权,求取精神上的胜利.例如她的《黑色沙漠》组诗,就集中表现了女性在浓重的"黑暗意识"围攻下的苦难与无助,展现了女性追求自主与独立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摆脱男权社会的压抑与束缚的企望.其中的《黑色洞穴》则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身体、历史的扭曲与改写,写出了女性被男性社会变为驯服的工具的悲叹;《黑夜》则袒露了对女性独立与尊严的追求.此外她的《你怎么下手》也以"反讽"的形式表达了对女性长期受压的悲愤.这首诗暗示的是恋爱中的女性由于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对男性在心理上的潜意识抵制.觉醒的女性意识使"我"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这个悖论体现为"本我"与"超我"的无法调和,即灵与肉的分离.

如果说,翟永明的诗歌较多表现的是女性"被看"的悲哀,那么伊蕾的诗歌表现的则是"示看"的勇敢.她以一种对身体与欲望的颠覆性的抒写表达着觉醒的女性的自由与独立意识.如果说,翟永明、唐亚平等人的反抗主要停留在哀怨、控诉、沉思的层面,那么伊蕾的反抗则更多体现在惊世骇俗的"行动"上.这种"行动"就表现在对女性"身体文本"的全新塑造上.例如她的《我就是水》就极力渲染了女性在男权统治下的痛苦现实,她的《迪斯科之恋》就形象地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人形象的肆意扭曲、恶意重塑.而她最著名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则对女性作了一次由外到内的全景式展现.它仿佛打开了一扇尘封千年的大门,让人们窥见长期被忽视的女性的欲望景观.它剥离了传统的道德律令对女性的约束,主动揭开了女性的心理窗帏,自由自主地表达了女性的身体之美与身体之欲,大胆地坦陈了幽闭囚禁的原欲,用惊世骇俗的直率表达着真诚的生命意识和复杂幽秘的内心欲求,以淫荡的假象反叛男权,表现出对女性"身体"觉醒的深度启蒙.这些极具情色内容的呈露,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2]也许,在道学家们看来,伊蕾在《独身女人的卧室》里表现出的这些思想鄙俗淫邪,具有病态的暴露狂特征.但其实她无非是想用这些曾经不可、也不敢言说的"邪念"来确证"女人"的存在,用身体的觉醒来反抗男权对女性精神上的歧视、压抑,借"身体的解放"达到"精神解放"的目的.它虽然不崇高,但也不肮脏,它是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真实声音和呐喊,是女性痛苦的、被人忽略的生存体验.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的:"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3]

由于抗拒和疾视男权,翟永明、唐亚平、伊蕾对男性也采取了一种极端化的表达方式,敌视、蔑视甚至虐待男性成了她们一种共同的写作姿态.在她们的笔下,男性都成了心智不健全者、机体与活力萎缩者.他们只能被称为"小男人""小丈夫",无法被冠以"伟丈夫"的尊称.例如伊蕾在《独身女人的卧室》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就如此.在她看来,他们不"坏",可是他们太正经,缺少情趣,不解风情,缺少"创造女人"的能力."他温存多情,单纯可爱/他只能是孩子/他文雅庄重,彬彬有礼/他永远是孩子,是孩子/——我不能证明自己是女人."这些男人只懂形而上的爱情,却不懂也不敢追求形而下的性爱,爱情无法被他们落实到身体,他们是不完整的、有精神缺陷的男人.唐亚平的《黑色睡裙》则以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鄙视、嘲讽着缺少崇高的雄性品格而显得卑琐、虚假的"劣质"男性.她以"在深不可测的瓶子里灌满洗脚水"的恶作剧来作弄男性,以"放下紫色的窗帘开一盏发红的壁灯/黑睡裙在屋里荡了一圈"的情色氛围和动作来挑逗男性.可是,缺少高尚品性的男人,却只会以他"高贵的阿谀自来水一样哗哗流淌/甜蜜的谎言星星一样动人"来奉承女性,显示的是他的浅薄虚伪,为"我"对他的讥诮、鄙视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翟永明的笔下,同样充满了对男性的深深失望.因为他们缺少令女性精神匍匐、高山仰止的沧桑雄性,缺少令她们怦然心动、生死追随的恒久魅力.在《十四首素歌》中的"黄河谣"一节中,她就这样失望地写道:"什么样的男人是我们的将来?/什么样的男人使我们等至迟暮?/什么样的男人在我们得到时与失去一样悲痛?/什么样的男人与我们的睡眠和死亡为伴?"而且他们也不理解女性,和女性缺少心有灵犀的灵魂契合.因而在《午夜的判断》中她这样黯然叹息道:"温柔体贴的爱侣在我身边睡去/怡然自得全然不知我夜晚的精神/在他乌有世界之外".应该说,这种对男性以偏概全式的描写,只是这些女诗人制造的宣传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由与策略,也是她们对男性的整体揶揄与蔑视,更是对男权主义的嘲讽与报复.

总之,不管是翟永明,还是唐亚平、伊蕾,她们都通过内心的细微波动展现了"女人"所应具有的合理欲望,在欲望的展现中体现出女性与男性类似的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同样不应被轻视的具有形而下特征的生存本相,用一整套陌生而激烈的创造性话语,达到了抵制与消解男性话语的目的.

二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女诗人的情感又是低回的,她们的心态又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她们以清醒的女性意识揭露了男权对女性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施虐",以主动的姿态对男权进行挑战,并肆意嘲弄甚至贬低着男性;另一方面,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她们又不自觉地、潜意识地守卫着自己的女性身份,有着回到"传统女性"的倾向.这使她们的许多诗歌又表现出传统女性诗歌的温柔和感伤.可以说,她们的诗歌既显现出鲜明的时代内容,同时又表现出难以超越自身局限的女性们真实的意识形态.

翟永明曾说过:"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4]应该说,这种"内心召唤"的声音,除了灵与肉的呐喊外,也有来自于对传统的女性精神的依恋与眷顾.例如在《女人.独白》中,她就以这样柔情似水的语言向男性炫耀着她柔美的情性:"我是软得像水的白色羽毛体/你把我捧在手上,我就容纳这个世界"."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甚至由于男性意识的积久威压,当"我"从男性意识的堡垒中挣脱而出时,"我"是如此的不自信:"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那种被动、俯就、自卑的意识与生俱来,如影随形,难以消除.这种显性层面的反抗与隐性层面的依恋使"我"永难超越,永处"受虐"的境地而难以自拔.这种对男性难以弃掷的依恋情结,和舒婷、席慕蓉等女诗人那种躺在男性浓蔽的树荫下的感伤而优美的哀婉吟唱何其相似.因为在翟永明的诗中,同样能看到这样娇嗔的表白:"用爱杀死你"(《女人.独白》);同样能听到这样哀怨的诉说:"女诗人用植物的语言/写着她缺少的东西"(《人生在世》),"我只为了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从头到顶"(《女人.独白》).当"你"拜倒于"我"的石榴裙下,屈服于"我"挡也挡不住的风情,"我"就胜利了.但是这只能是一瞬的胜利,也只能是精神上的胜利,与男性以文化的规约来管束着女性的一生相比,这样的胜利显得多么脆弱和无奈!事实上,翟永明在极力标举她的"女性意识"的同时,也这样坦承过:"在生活中我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5]所以,在《憧憬》中,可以看到她这样柔弱哀婉的"小女人"式的诉求:"我的爱人,难道我眼中的暴风雨/不能使你为我而流的血返回自身/创造奇迹?/我是这样小,这样依赖你".在《理解力》中,可以看到这样惊人的中年女性自觉的贤淑心态:当男性"每一次铩羽而归/又疲又累沉沉睡去"时,"我"表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贤妻良母式的关爱:"如果我是女人/我就会同情他们/我就会口吐芬芳绕梁三匝/把他们裹进一层/幸福的蚕丝".那种犀利激烈的言说姿态收敛殆尽,那种基于男权批判而表现出的对男性的疾视、怨愤全然被消除.

虽然,伊蕾在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中以貌似放荡的口吻拒绝做传统意义上的淑女,但是,更多的时候,又可以看到,她那种孤芳自赏的幽孤心态与肉体自恋,又全是因为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在内心抗拒男性所致.所以,当她在孤独中不免重生出对男性的俯就、依傍意识,流露出对男性之爱的强烈渴望时,又表现出向传统女性不自觉的归依.例如,在《迎春花》中,她就这样热烈地讴歌了与男性共生共荣的爱情:"把我镶满你的皮肤/我要和你一起盛开/让我的嘴唇长成你的花瓣/让你的纸条长成我蓬松的头发";在《只因为你的一个暗示》中这样表达了对男性在情感上的不胜依恋、俯就:"只因为你的一个暗示/我就仓惶而来/不只由于你的神秘微笑/不只由于我畸零无侣/从薄暮时分到晨星辉映/从树荫苍郁到大雪残年/我忘记了时间/闺中的乐土一定长满了草荒吧/我从此失去了最后的领地/与你相伴/直到地老天荒/如果你是一座冰山/终要弃我而去/我是多么悲伤/不过,亲爱的,我只要/只要一个暗示".正因为她看到了男性和女性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生存真实,男性在她的笔下重又成为强烈的依恋者,而不再是藐视或敌对的另一半.她诗歌中的"我"也因此常常呼唤、渴望着男性的庇护与抚慰:"看到乌鸦的翅膀/我恐惧太阳的消失/爱人啊,用紫色的双臂围紧我/无论你叹息着或者沉默"(《祈祷》);"我的肉体渴望来自另一个肉体的颤栗的激情/我的灵魂渴望来自另一个灵魂的自如的应和"(《流浪的恒星》).甚至这种对男性之爱的强烈渴望被扭曲为一种心甘情愿的虐恋,这只要看她的《把你野性的风暴摔在我身上》即可知道.在这首诗中,那种依赖于男性的雄暴来给予自己肉体快感的企求被充分而大胆地表露出来.她渴望臣服于海浪般磅礴、岩石般雄浑的男性,愿意以自己的屈辱与恐惧来成全和拯救失败的男性,平衡与缓解他们在巨大压力中的心理失重.在这里,女性心甘情愿地重返"黑夜",男性与女性的关系重又走向施虐与受虐的历史深渊,"女性主义写作"重又走向对男权投降的困境.

三

其实,不管是翟永明,还是唐亚平、伊蕾,她们既是清醒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无奈的父权制臣民.从她们的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们无法逃避的文化悖论:作为女性意识的启蒙者,她们既有对男权高傲的俯视,也有对男性在精神和肉体上无法克服的依恋与仰视.这种"俯视"与"仰视"交织的两难心境构成了现代女性痛苦的心理渊薮,但也构成了在两性社会中现代女性生存的全部真实.可以说,这些女性诗人的痛苦悲剧就在于:她们能清晰地洞悉自身的生存悲剧,却无法逃避这种悲剧.所以,唐亚平在她的《黑色沙漠》中就表现出这样的茫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流出黑夜/流出黑夜使我无家可归/在一片漆黑之中我成为夜游之神";在意识到女性的历史困境与精神困境之际,她们所能做的,仅仅就在于提供充足的揭露男性霸权话语罪恶的文本,并以惊世骇俗的"身体文本"作孤独的呐喊.所以,翟永明就曾这样无奈地宣称:"如果诗人面对自己的真实世界连揭示的勇气都没有,那她还能写些什么呢?我们都有那不为人知、也不为我知的一面,把它揭示出来就是一种胜利."[6]但是,即使是那种惊世骇俗的身体呐喊,其内在意义也显得十分空洞与迷茫.因为,虽然"肉体中存在着反抗权利的事物",[7]"冒犯文化习俗特别是性别习俗的裸露或半裸露的身体具有潜在的颠覆性"[8],但这种纯粹依靠"身体"与"欲望"来发声的反抗只形同街边的吆喝,除了引起围观与起哄之外,并不能掀起女性真正的解放风暴,"示看"最终仍然只能沦落为"被看".当历史进入21世纪,她们那种呐喊渐渐被历史的风尘掩埋的现实,即可说明这种反抗的软弱和失效.可以说,以"身体"与"私欲"的呈现来表现对男权的反抗绝不是一种清醒而高迈的行为,只能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是女性长期以来都处在被压抑遮蔽的境遇中,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退到一个疏离并对立于男性世界的私人化的生存及话语空间中"[9].事实上,这种对女性历史创伤的表面化叙述,这种过于感性化而往往近于发泄、堕落和自暴自弃的书写,不但有损于女性形象,而且很容易导致女性诗歌在意识层面的诉求意义的减退.其实,女性的自我确认并不应该是女性诗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女性的社会确认才应该是它更加理想的目标,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盲从和图解式的叙述无补于妇女的解放.因而,女性诗人的终极目标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不应该仅限于身体的呐喊,而应该是独立的精神空间的重建.即以不动声色的言说写出最真实动人的女性形象,以宽容大度的胸怀面对男性世界,以女性特有的魅力,以生命的热力和深沉的爱影响世界、感染世界,在美好中孕育文明,在文明中呈现美好.从这个层面来说,也许折返传统,从传统中吸取女性精神的优质,并和现代女性精神的合理内核有机结合,从而塑造出具有新的文化内涵的女性气质,才是女性诗人应该着力思考的问题.

[1]王岳川.女性话语与身份书写[J].东方文化,2000(3): 101-107.

[2]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 勇,薛 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47.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6.

[4]翟永明.黑夜的意识[C]//吴思敬.磁场与魔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40.

[5]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308.

[6]陈 超.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869.

[7]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 杰,傅德根,麦永雄,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

[8]乔安尼.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

[9]董秀丽.书写符号的突围——后新时期女性诗歌躯体写作的叛逆[J].文艺评论,2003(2):25.

Double cultural mirror under tangle between male chauvinism and feminism——on cultural paradox of third-generation women's poetry

LIN Ping-qiao

(Dept.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Hunan First Normal Univ.,Changsha 410002,China)

The poetries created by Zhai Yongming,Tang Yaping,Yi Lei,etc.are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thirdgeneration women's poetry".On the one hand,their poetries exposed the double maltreat both in body and in spirit in the male-centered society and the word-hegemony of men to women with a clear sense of women,and constructed a new discourse of women's liberation with an exhibition of the true state of women's own original lives;on the other hand,their poetries showed a tendency to return to the"traditional female"with the nostalgia of the spirit of the traditional female.Their poetries showed a distinct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ontrary with the resistance at the male dominant level and the attachment at the recessive level.

third-generation women's poetry;feminist writing; male word-hegemony;spirit of traditional female

1671-7041(2010)01-0110-05

I207.22

A*

2009-06-25

林平乔(1964-),男,湖南湘乡人,教授; E-mail:linpingqi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