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苹（鲁东大学，山东烟台264025）

试论胡适的科学人生观
——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说起

王爱苹
（鲁东大学，山东烟台264025）

中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了一场以科学人生观问题为争论点的科玄论战，在争论中科学派和玄学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胡适作为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出了他的科学人生观，文章分别阐述了胡适科学人生观的内容，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它的价值和缺陷的评述。

科玄论战；胡适；科学人生观；科学精神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简称“科玄论战”，亦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论战围绕着科学是否可以支配人生观、科学人生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唯物史观派是支持科学派的，但也批评科学派，指出，科学派同玄学派一样，都不相信唯物史观。他们还从自由与必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方面，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

一、科玄论战的过程及内容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他极力宣扬“科学破产”、“玄学救国”，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里起作用。由于“人生为活的”，不受因果律的支配，在人的精神领域内，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对此，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与其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玄学与科学》，鲜明提出“科学救国”的口号，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科玄论战”的序慕。之后双方阵营不断扩大，梁启超、张东荪、瞿菊农、林宰华等学者纷纷拥护张君劢，而先后为丁文江助阵的有胡适、王星拱、任叔永、范寿康、唐钺等实证主义学者。科学派为了扩大影响，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讨论集。而玄学派也不甘示弱，编辑出版了《人生观之论战》一书，宣传自己的主张。

科学派和玄学派在中西文化观问题上，张君劢等和梁漱溟一脉相承，认为中国思想界自孔孟以降，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结果创造了“精神文明”，西方文明的待征则在“物质文明”。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一观点运用到人生观问题上来，说每个人的人生观仅仅是他的性格和直觉的反映，人生观和科学毫无关系。而胡适等科学派较具历史的眼光，他们主张用科学的精神、方法来解决人生观和人类问题，这种理性主义的人生观较之玄学派的非理性主义人生观，反映了追求进步人们的愿望，更符合时代的要求，无疑地，在当时的中国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还应该看到，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也无论科学方法如何完善，人生观都不是科学发展所能完全解决的。胡适等科学派认为，科学完全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二、胡适的科学人生观

论争开始时，胡适正在杭州养病，因而未能参加两派的辩论。5月，他写了一篇寓庄重于诙谐之中的《孙行者与张君劢》，对玄学派的理论提出批评。他指出:“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除了吴稚晖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受过欧美式教育的胡适笃信科学，几乎把科学当成一种新的宗教来信仰，他不仅要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建立人生观，而且要使中国文化转变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化。

胡适是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序时宣布科学的人生观的。七年后他为苏州青年会作“科学的人生观”讲演，重申并补充了这种人生观。他说:“‘科学人生观’有两个意思: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一）以“十戒”的观点来说明科学是人生观的基础。

所谓“十戒”是指胡适在“科学的人生观”的十条宣示。在第五条中，对人是什么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从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方面去看，人是什么东西？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与其他的不同，只是在程度上的区别罢了。’人类的手，与鸡鸭的掌差不多，实是他们的弟兄辈。”胡适这样说是要借此在人生依据的思考中“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鄙弃“‘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让人的重心直接落在感性的自然怀抱中，但以涤除了人化色彩因而抽象化了的自然为人的存在对象，一个严重的逻辑结果便是把人抽象化为自然的人。

胡适的“十戒”勾画了以科学为人生观的基础，以科学反对迷信、无知，破破上帝、灵魂不灭、净土等传统观念；另外，胡适希望人们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合乎科学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就是提倡一种改造自然，富有创造性的人生观，它与传统的人生观所崇尚的“心性精神”、“安身立命”、“升官发财”是迥然而异的。

（二）以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为人生观的态度、方法。

在《科学与人尘观序》的最后，胡适总结说:空间之大，只能增加他对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他格外明瞭祖宗创业的艰难；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因果律笼罩一切，也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因为人们可以运用因果法则，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释过去，推测未来；而且，可以运用他的智慧，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于生存竞争的观念也并不见得使他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畜生，也许还可以格外增加他对于同类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努力减免天然竞争的残酷与浪费。

胡适是从怀疑、事实、证据、真理四个方面阐释的，怀疑要求拿证据来，由要求证据而出事实，求真理，这种人生观的态度不过是实验主义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显然胡适是把丰富的人生，情感的体验，人生终极意义上的关切简单地归结为“求知”，这是他提倡的科学的人生观的必然归宿，这就必然地会留下一些不小的憾缺。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提倡的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有为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和梁启超、张君劢等玄学派所崇尚的向内心精神领域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显然不可相提并论，就是比丁文江笼统提出的“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见解也要前进一大步。

三、胡适科学人生观产生的原因

胡适科学人生观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他具有科学精神，而胡适科学精神的确立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自然科学原因

胡适生于19世纪末叶(1891年12月25日)，成长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民族大氛围中。当时，科学文化选择进化论为主要媒介，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天演论》出版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顺着“那个时代的风气”，十三、四岁的胡适，在上海澄衷学校上学时，便初读《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题作文，并据以易名(原名胡洪辛)。16岁时，在上海中国公学参加竞业学会及该会刊物《竞业句报》的工作，宣传无神论和科学知识。

1910年，胡适去家离国赴新大陆游学，凡七年，在此期间，他既有机会系统地接触自然科学原理和知识(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更切身耳濡目染科学技术的“正德利用厚生”之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无论是留学期间还是回国以后，胡适广有众友，其中不少属科学界名流。这些均有助于他获取那“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以及其中的科学精神，作为经典的自然科学图景，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二）直接原因

胡适之科学精神的直接来源是西学，这主要有赫胥黎的怀疑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

对于赫胥黎存疑主义的影响，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写道：“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胡适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受杜威影响最大，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方法论角度去接受的。胡适在《杜威论思想》一文中，对杜威的“思想五步说”作了详尽的阐述，认为其思想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五个步骤：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总之，胡适所理解的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的着重点在于，从人类思想发展轨迹的角度，强调怀疑精神；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强调假设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胡适的科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科学人生观的形成。

胡适科学精神的文化渊源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汉学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胡适虽非绩溪诸胡之后，但这里却可以看出清儒方法对胡适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谈到自己幼年读经对他的影响，“他（胡传）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具体对胡适科学人生观产生影响的中国传统思想有以下几个。

1.儒家思想

胡适认为，“古代中国的知识遗产里确有一个‘苏格拉底传统’。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都是儒家的传统”。胡适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来证实知识上的诚实和求是精神；用孟子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来证实这种怀疑精神。胡适认为，这种“大胆的怀疑追问，没有恐惧也没有偏好，正是科学的精神”。

2.宋学传统

胡适认为宋学蕴含的科学精神有三:一是怀疑和解除怀疑的方法。宋学主张“学则须疑”，方才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可见，胡适的存疑精神在宋代理学中都能找到源头。二是宋儒的格物致知说含有归纳的方法。在胡适看来，程颐、朱熹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蕴涵着将每一个理论或假设建立在充足事实的坚实基础上，表现了一种严肃的理智态度。三是陆王一派致良知说，包含有独立自由的精神。

3.汉学的科学精神

胡适认为，汉学注重客观的证据，具有假设的能力和历史的眼光，使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以此来研究古书、古字、古音，所以能成就一种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他通过中西比较，认为顾炎武、阎若璩、戴震的方法与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注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胡适总括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为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胡适认为，“以怀疑态度研究一切: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就是那些中国思想家的精神，他们曾使中国理智自由的火炬，永远不息”。正是这些思想家“传下来一个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的传统——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

刻槽需要在桥面收浆后进行，通常情况下，桥面刻槽的宽度与深度需要分别控制在3mm、5mm之间，并且刻槽的间距控制在30mm范围。

四、胡适科学人生观的评价

（一）胡适科学人生观的价值

科学派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科学，维护科学权威，是维护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积极和进步的。坚持科学能支配人生观，这种观点尽管在今天看来未必精当，但当时却起着引导人们以科学指导生活，从蒙昧状态中解脱出来的积极作用。他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和怀疑态度正是资产阶级独立人格所必须具备的，这与玄学派的封建蒙昧主义完全相背道。

另外，科学派主张发展实业，建设物质文明，正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于国、于民、于己都是正当和有利的，在民困国疏的旧中国从来就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性不仅仅表现在对物质文明的追求，而且表现在这种追求所带来的精神，即积极向外的、开拓的、努力征服外部世界的人生态度。这对于中国那种安于寡，乐于贫，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有力的否定，这种进步性是不能漠视的。

（二）胡适科学人生观的缺陷

1.“十戒”说法的不完整性

胡适在论述人生观的基础时，其“十戒”便是罗列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浅尝辄止，让人生观置于科学的常识基础上，以科学的常识来监护人生，以科学的方法的运用代替了时代赋予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终极关怀的沉思凝想，是丰富的充满情感的人生公式化、简单化了。

2.科学人生观中决定论的倾向

胡适将自然界的因果大法运用于人生时说:“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质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明显表露了“决定论”迹象，因而执着追求人生观在“必然”意义上的某种“统一”。这种科学的人生观不能不说存在着以机械决定论的草率论证，简化人生的价值——信仰体系在心理、文化等深层的传统与时代认同的缺憾，同时也存在着以科学取消人生价值观念中的情感、意志、自愿原则等不足的问题。

3.科学人生观中科学主义的倾向

一般而言，科学应分为内在结构与外部价值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一种认知体系，后者构成了科学的社会功能，或者说是一种外在的价值、规范功能。胡适的科学的人生观也是一种“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机械的人生观”。强化科学的外部价值(工具与手段价值)，而忽视了科学的内在价值——作为内在的认知体系却相对受到冷落的缺陷。胡适把科学的实证方法引入人生观，试图将人生与道德纳入理智与逻辑框架之内，结果使丰满而复杂的人生领域变得抽象干涸了，把科学作为普遍之道，应用于对宇宙、人生进行阐释，并构成裁决人生观的手段与准则，逐渐陷入唯科学主义的泥潭。

4.科学人生观中盲目的，唯意志论的倾向

胡适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实质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为人生观提供科学基础。这种人生观其实也是存在着托庇科学之名下，行盲目的、唯意志论倾向之实的问题，两者是不协调的。胡适说:“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并十分诚恳地对吴稚晖先生表示敬意，肯定人的生物学要求，赞赏吴稚晖先生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这样，胡适所提出的科学的人生观最终便落在“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上，强调“要有个自由选择权”，即自由意志。1930年，胡适在苏州青年会作《科学与人生观》演讲时，再次重申:“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它圆就圆，方就方，是有意味的，因为真理无穷，趣味无穷，进步快活也无穷”。这样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虽然打着科学的旗号，但确实是鼓励人盲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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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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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0

王爱苹（1987－），女，山东烟台人，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