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畲族古代教育之官学

杨邦勇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古代教育一般指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畲族官学之开办有其特殊性，是封建政权出于教化畲民，维护统一政权之目的设立的，畲民长期处于被动受教育地位。在畲汉交界地区的畲族官学，推动了汉文化在畲区的传播，培养出一批畲族知识分子，促进畲族社会文化的进步。但其对处于深谷之中的畲民影响有限，畲族官学仍是非常落后的。

畲族；官学；作用

古代畲族的教育可分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内容范围较广，涉及生产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民俗信仰、伦理道德、民族情感、民族艺术等方面的传授，其主要教育形式是畲族成员间的口传心授，是古代畲族民族传承的最主要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又可分为由政府主导创办的官学与私人创办的私学，本文拟先对畲族的官学展开探讨。

一、畲族官学开办的背景

（一）地方官的教化

畲族先民自唐中后期开始活动于闽粤赣边区，其地处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的溪峒即深山长谷之中，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远离汉文化的影响和熏染，语言、风俗等与汉民迥异。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他的四位友人也被贬到漳州、汀州、封州和建州，有感而发的他写了《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建四州》，诗曰：“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1］341刘禹锡为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任福建观察使的薛骞写过《神道碑》，其文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语不同。”［2］521这二则材料说明在柳宗元、刘禹锡看来当时该地仍是“蛮夷”居多之地，其风俗、语言与汉民差异很大。

对于被贬与此或在此任官的汉族官僚而言，对这些化外之民，他们有教化、教育的责任。在南方任职期间他们希望加强礼乐以教化这些少数民族，改变他们的“陋俗”。当时政绩最为突出的有福建的李椅、常衮和潮州的韩愈。李椅在任内“考礼正刑，颁赋定役，削去烦苛之政。念庙学湫隘，生徒荒坠，卜地拓制，栋宇笾豆，焕然一新。每岁二丁，亲帅诸生歌诗习礼。岁终考课文行，第甲乙，贡之宗伯。由是闽人皆以不学为耻。”［3］435常衮则延续李椅的文教事业，“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4］4810李、常二人特别是常衮的兴学措施，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韩愈初临潮时，“人吏不识乡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闽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为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几者邪？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5］1073他起用进士赵德督促生徒学业，并为生徒提供伙食费，起到了兴学重文的作用。另外，南方旧俗信鬼重巫，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往往求助于鬼神，“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疠疾者，举室弃之而去。”为改变这一陋习，李德裕在南方任职期间，“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改”。［6］4511当然中原到此任官者不只这些人，他们的礼乐教化对蛮夷化外之人的汉化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他们进一步接受汉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畲民与汉民之互动

畲族先民迁入赣闽粤交界地区后，与南迁汉人及当地闽越土著有较多的接触，彼此之间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偶尔有过合作。斗争或合作，都促进了不同族群间的交往与融合。传世文献中涉及畲族先民与闽越土著及汉人的材料，时代较早影响较大的有：景福元年（892年），王潮从泉攻打福州，“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相助之”；［7］8427景福二年，汀州“钟全慕（盘瓠酋首）举籍听命，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降溃，潮乃尽有五州之地。”［8］1300这两支汉化较深的峒蛮对王氏政权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支持闽政权。而汀州宁化县南的黄连峒则立场相反，乾宁元年（894年），“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为王潮部将李承勋击破。［7］8459畲族及其先民与汉政权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的，在宋及之后的长期历史中畲民反抗斗争连绵不绝。畲族及其先民与汉人的长期接触、交流、斗争，促成了畲族的汉化进程。刘克庄《漳州谕畲》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叙述：“畲长技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归来，当为区处”。与畲民地域接壤的“汀、赣贼”、为畲民所俘获的汉族知识分子，他们在畲区生活期间必然将汉族先进的军事技术，生产、生活技术和礼乐文化传授给了畲民。

畲民汉化的另一种方式是约峒出山，随山散处、转徙不定的畲民接受诏谕，酋长“各籍户口”，“愿为版籍民”，畲民出峒成为编户之民，其生产生活习惯不可能不受与之相处的汉民的影响。让他们由“不悦（役）”、“不税”到像一般编户一样缴纳赋税，只是完成了教化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封建王朝在汉、畲交界地区设学校招收畲族子弟入学，使他们接受汉文化的教化。尽管这种教化对于畲民子弟来说是被动的，但确实促进了汉文化在畲民中的传播，促进了畲民的汉化进程。

二、畲族官学

（一）府（州）县之学

封建政府一般在府、州、县各设一所学校，负责本地人才的培养及选拔。而在与少数民族接壤的地区设立府县之学除了培养人才之外，还有教化“峒民子弟”的功能。他们认为在赣、闽、粤等边地经常发生动乱，是因为该地的“贼”、“盗”、“峒民”未接受汉族礼乐的教化，忘义无礼。对此张九成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新修的赣南府学学记中就提到：

……昔吾尝闻弥盗之术在于吾夫子矣，……惜乎圣学不传，而有为者，徒为是纷纷也。右朝奉大夫赵公善继，绍兴甲戌兵来守是邦，当叛兵方定，攮兑满郊，或劝以威刑，又或免以智术，公一切谢之。曰：杀伐伤和，词讼乱政，非吾志也。又曰：民吾民也，其所以至此者，以见利好胜，盖求无欲止讼之道乎？学有旧基，檎荟之所蒙，……乃独喟然作而新之……意将使学者体格物之说，而诞布于四境，而消见得好胜之气，去忘义无礼之弊，其大矣哉［9］463

平定叛乱之后，时任赣州知府的赵善继认为理民首要之事不是“以威刑”、“以智术”，而是恢复儒学，培养学者，使其“诞布于四境”从而教育人民，“而消见得好胜之气，去忘义无礼之弊”。故地方官都很重视府县之学对畲民子弟的教化，视其为对畲族子弟进行教化的有效手段。正史上关于汉统治者在畲区设学的较早记载有：

淳熙元年（1174年），

“许桂阳军溪洞子弟州学听读”［10］657

“郴、桂诸峒虽名为瑶人，实与省民杂处……奏请命郡教授，选士之有学行者二人，以《孝经》、《论》、《孟》授峒子弟。”［11］1174

淳熙八年（1182年），设立的临武、宜章县学。

“淳熙八年（1182年）四月，立郴州宜章、桂阳军临武县学，以教养峒民子弟”［12］675

南宋政府通过建立学校来传播儒家伦理道德，向畲民灌输封建社会的伦常观念。这不仅仅是封建礼教的灌输，也推动了汉文化向畲族地区的传播，加强了畲汉两族之间的民族交流和融合，推动了畲族的汉化进程。这种以学校教育来教化畲民的政策为后来统治者所沿用，以汉文化去畲民之“心魔”，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元代统治时间较短，其对南方少数民族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故元朝时畲民的抗元斗争时有发生。如元初的黄华之变、陈吊眼之变，元中后期的李志甫之变，朱光卿、戴甲事件等。战乱不断，社会动荡，许多宋代设立的学校遭到破坏。到明代时，闽、粤、赣的民族关系仍很紧张，畲民暴乱时有发生，特别是中后期严重灾荒和苛政使畲民不得不铤而走险。虽然畲汉关系紧张，但朱元璋重视教育视学校为教化之本，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育以学校为本”。［13］1232对于少数民族的教化也很重视，曾对普定府知府者额说：”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他日学而有成，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14］2366从他对者额的话就可知朱元璋是希望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汉化的，畲族当然也不会例外。对此设想做的最好的是王阳明，他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5］168，认识到单纯的镇压不能解决畲族的反抗问题，要根本解决这问题，需从礼教入手，改善吏治，消除畲民的反抗心理。他着重抓学校教育，加强教化，以期“有司村，而其学校、祀典、乡引酒礼，民日由之，遂渐从善而归治”［16］的效果。

（二）社学

社学，是元、明、清三代设立的乡村教育机构。社学始创设于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据《新元史·食货志》载：“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17］349以各县所属的村社50家为一社，设学校（社学）一所，选通晓经书者为教师，负责在农闲时教授15岁以下的农家子弟读《孝经》、《大学》、《论语》、《孟子》等。明朝对教育非常重视，在立国之初就“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18］924。洪武八年（1475年）又诏告天下兴办社学，“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清承元明两代社学之制，顺治九年（1652年）下令全国建立社学，“每日乡置社学一处，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养赡”。雍正元年（1723年），又下诏要求各地按照顺治九年的定例设立社学，“州、县于大乡巨堡各置社学，择生员学优行端者，补为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19］。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建立，全国各乡镇（含赣、闽、粤边区）基本都设立了社学。

社学在畲族教育史上是起过重要作用的，目前所知较早且影响较大的社学是王阳明在正德年间（1516～1522年）任南赣巡抚时设立的社学。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征讨三利结束后，即立社学以移风易俗：

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随未能尽取。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教诲。即将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第，互相诫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20］1252

社学在施行之初，效果不是很好，人员混杂，诗礼之教未能得以推广。为了改变这种风气，发挥社学教诲民众、移风易俗的功用，王阳明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对其中勤苦向学之人给予纸笔、薪米等。

看得赣州社学乡馆，教读贤否，尚多淆杂，是以诗礼之教，久已施行，而浮厚之俗，未见兴起。为此牌仰岭北道督同府县官吏，即将各馆教读，通行访择，务学术明正，行止端方者，乃与兹选了官府仍籍记姓名，量行支给薪米，以资勤苦优其礼待，以示崇劝。［21］604

王阳明兴办社学的措施使畲民渐知礼仪，在情感上开始认同汉族，调和了闽、粤、赣边区的民族和族群关系，对于促进畲族的汉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久之，市民亦知衣冠，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20］1252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也认识到畲民的这种变化：“三坑招抚入籍,瑶僮亦习中国衣冠言语,久之当渐改其初服云。”［22］引《连州志》之后的按语三坑这个地方是受王阳明招抚入籍，在汉文化影响下，渐渐改变了其生活习俗即汉化。

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时推行教化的措施，在赣闽粤边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南赣官员延续了王阳明的教化措施，在叛乱之乡村建立社学以教化其子弟。如：

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赣巡抚虞守愚曾：

立社学以教新民（含畲民）子弟。［23］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赣巡抚谈恺指出：

明得本院所属，四省联络，万山盘踞，……在昔赏为盗区，自明王公荡平之后，增设县治，建立社学，十家有牌，一乡有约，訏染尽革，政教维新。迩年以来，法久而玩，虽有司治之无力，亦新民顽而弗率，……甚者迫于寒；相率聚为盗贼，余风未殄，积习犹存，将谓官府英奶谁何。……仍照十家牌法相率劝勉，其有举乡约，教子孙念书，遵守法度，地方信服者，千百长，总甲、里人等指各扳官，年终量加犒赏。行乡约得给以米布，入社学者给以纸笔，以为一方之劝，仍类申本院另行给赏施行。其有顽弗率教，……照依律例问断，决不轻贷。［24］

平定“三巢”之乱后，时任都御史的吴百朋也专门立社学于“三巢”中的高砂、下历两巢。后来任南赣巡抚（1568年担任）的张翀说过：

窃以为江西龙南高砂、下历三（二）堡，界連广东和平岑冈，离县遥远，政教鲜及，以致人民顽梗有年。近该前提督都御史吴百朋抚剿之后，……又于二处各建社学一所，选择生儒训其子弟。……唤集各堡新民头目谢允樟、徐仁标、钟化任等到官，再三询访。随据会集众新民，咸称业，情愿建县，大小欢呼，趋事乐从等事。即取具谢允樟等連名结状。［25］

“情愿建县，大小欢呼，趋事乐从等事”说明到张翀任南赣巡抚时，赣南高砂、下历两堡的新民（含畲民）已经汉化程度很深了，他们接受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主动要求仿照崇义县之置，在该地建立新县。新民的这种转变，是与王阳明及其后的历任南赣巡抚推行社学等教化措施分不开的。虽然他们推行这些措施的初衷是为了灌输封建的伦理观念改变当地的风俗，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在客观上推动了畲汉之间的互动融合，促进了畲族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提高了畲民子弟的文化水平。

三、官学的作用

封建王朝为了加强闽、粤、赣边区的控制，维护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在畲族聚集地区逐步建立起官学教育体系，推行汉文化学习的教育制度，教授畲民子弟《孝经》、《大学》、《论语》、《孟子》等儒家学说。这些教育措施在宋、元、明时期，对于畲民来说是被动接受的，但毫无疑问，它客观上促进了畲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一，促进了汉文化在畲族地区的传播。闽粤赣边区历来是盗贼之渊薮，历史上大小“盗”、“贼”、“峒寇”的叛乱斗争不断，畲民作为斗争的重要力量之一，也参加了反抗斗争，如历史上的畲、客联合抗元斗争。在古代士大夫看来，闽粤赣边区之所以叛乱不断是因为当地儒学不兴，民不识礼。“昔吾尝闻弥盗之术在于吾夫子矣，……惜乎圣学不传，而有为者，徒为是纷纷也。”［9］因此，历代有为的地方官都把在该地设立官学传播汉文化作为“弥盗”之本。各级学校的设立为畲族子弟特别是上层子弟提供了学习汉文化的机会，他们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又成为灌输和传播汉文化的重要力量，从而汉文化在畲族地区逐渐传播开来。因此，畲族的形成过程是其汉化过程，畲族文化的发展变化深深烙上了汉文化的印记。

第二，培养了一批封建科举人才。士大夫们在畲族地区设置官学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文治来实现对畲区的统治。这些措施一方面传播了忠孝礼仪等封建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向畲族文人子弟灌输了入仕为官的思想。到清代时，各地畲族家族都鼓励和培养子弟努力向学以争取科第，对不会“作文”者的父兄还要给予处罚。据宁化《雷氏家谱》载：

后学之宜励也。……嗣后递年春夏秋冬第秀命族中凡行文子弟作文会一次，先与清明算数日，抽出尝银若干，以备酒饭，交先达者，严较其优劣。如子弟不赴会作文者，罚其父兄银叁钱。［26］

诸如此类的奖罚并重的兴学措施在畲族族谱中屡见不鲜，确实也推动了畲族科举的发展，许多畲家子弟投身科场并屡有中举登科者。

《顺昌县志》载：猺人以盘、蓝、雷为姓，楚粤为盛。闽中山溪高深处有之，今县上蓝雷二姓俗呼“畲客”。饮食衣服，与世人无异，今且有出应试者。［27］

《建阳县志》：近数十年来渐渐与土人同化，雷、蓝二氏间或侨居省城，且有捷公会试登科第者。［28］

《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中近年亦渐知书，或登陆附籍，与良民同编，亦有取科第者矣。［22］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畲汉交界的畲区已经改变了昔日“不读书，言语不通，不与世往来”之景，许多畲民登科及第跻身于统治阶层。以上杭县为例，有清一代，考取举人的有蓝学鉴、钟尚志、钟润、蓝日聪、钟大受、蓝斗南、蓝利田、雷赞明八人，进士有蓝正春、蓝桂二人。

第三，造就了一批畲族文化名人。官学确实造就了一批具有很高文化造诣的畲族名人，其中最突出的是蓝鼎元与雷鋐。蓝鼎元早年随族兄蓝廷珍渡台平定了朱一贵之乱，后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又历任广东普宁、潮阳知县和广州知府等职，在任地方官期间，他特别重视教育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创办了许多的书院和义学。《清史稿》称其：“少孤力学，通达治体，尝泛海考求闽、浙形势。”［29］13010雷鋐则是“闽学殿军”，在乾嘉学派掌学术之风向的情况下，他用考据学治程朱理学，多从事考订整理程朱著作，力图为朱子学开创出新的局面。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后人评价很高。《清史稿》将其与李光第并称，视为闽学者之最：“闽之学者，以安溪李光第、宁化雷鋐为最。”［30］13230梁启超在论及闽学时，认为“汀州雷翠庭鋐则继李（光第）、蔡（世远）治程朱理学”。［31］4273继雷鋐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治朱子学说的大师，雷鋐无愧于“闽学殿军”之号。

在畲区创办的官学在促进畲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及文化人才的培养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晚清，畲族教育达到了高峰，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像蓝鼎元和雷鋐那样杰出的文人。但我们也应意识到，官学主要是在畲汉交界地区创办的，在宋元明时期它是依靠政权强制推行的，对于绝大部分居住于深山峡谷之中的畲民来说，它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从整体来看，畲族的教育仍是相当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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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年谱一［M］.卷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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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M］.第二九册.文渊阁四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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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嘉靖虔台续志·纪事四［M］.卷5.黄自繁.乡约与保甲：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的分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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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道光建阳县志·舆地志［M］.卷一.

［29］清史稿·蓝鼎元传［M］.卷四七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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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M］//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Ancient Official Education of She Nationality

YANG Bang-yong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08,China)

Ancient education generally refers to school education,and is divided into official schools and private schools.She Nationality's official education has its own specialty.It aims to educating people of She Nationality and maintaining unity feudal regime.The people of She Nationality were long-term educated by official school.The official schools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he Nationality's areas,trained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of She Nationality,promoted social and cultural progress.However,for the people of She Nationality lived in the deep valley,the official schools had limited impact,and were still extremely backward.

She Nationality;official education;effect

K281/288“283”

A

1008—7974(2010)11—0034—05

2010—08—10

杨邦勇（1971－），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在读博士。

徐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