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滕 云

永远的老杨——这是我的第一句感言。

今年老杨八十八岁了。我们作为晚辈，按规矩，不应该称他“老杨”，辈分不对，不合敬老之道。我们应当称他“杨老”，或“杨老师”，或文气一点称“杨老先生”，或正式一点，称“杨润身同志”。身居官位的人，会称“润身同志”。后二称，对于非“官”非“长”的我们来说，似乎不大相宜。而前数称，称“先生”，敬则敬矣，有客气之感。称“老师”，称“杨老”，敬则敬矣，有相隔之感。与其敬而远之，不如敬而近之。那么还是称“老杨”吧。比起直呼姓名“杨润身”来，“老杨”是含有亲切之感的敬称。比起称“先生”、“老师”来，“老杨”是可以平身相交之称。比起称“杨老”来，“老杨同志”是可以把距离缩小之称，“老杨”更是可以零距离相处之称。必亦正名乎。正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名副其人的结果。许多相熟的人都称他“老杨”，此称呼亲切，平等、质朴，恰如其人，恰如人们对他的体认。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人们就这样称他了。从那以后又若干年，人们还在这样称他，还会这样称他。他一如既往而且更加让人感到亲近，受到人们的尊重。他是永远的老杨。

永远的笑模悠悠——这是我的第二句感言。

老杨最新的作品，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艰难的跋涉》，主人公肖像是：“穿一身褪色的旧式中山装，头上罩条印着蓝道道的羊肚毛巾；个子不矮，壮壮实实；红脸膛，黑眉毛，五官的尺寸一律大号，有棱有角地刻在脸上。看上去是一张天然的笑脸。笑容厚厚实实，内涵极为丰富：善良、和蔼、诚实、正直无所不包。而且笑容坚实如铁……”我看作者对主人公那平凡又极有特色的容貌刻画，可认作是作者中青年的自画像。中年以后，除了身板不再壮实，脸膛不再发红而是发黄之外，也仍然是作者老年的自画像。这自画像有两个招牌式的特征，一是那件褪色的中山装，一是那张笑脸。笔者认识老杨二三十年，看到的永远是那么一张“天然的笑脸”。这不仅是一张生理的笑脸，还是一张心理的笑脸，一张个性化的笑脸。既是对人的笑脸，也是对生活的笑脸。他自幼至老，一辈子真是“艰难的跋涉”。幼年吃糠咽菜，青年转战艰危，中年受到批判，老年病魔缠身。生活艰苦，疾病痛苦，抗过去！政治磨难，政治铁帽，压不倒！他心中有阳光，脸上有笑容。“文革”后流行伤痕文学，老杨作品中的农民、农村干部主人公，个比个“性格刚毅、乐观、风趣”。他说：“我无权把伤痕、泪水强加给他们。同时，我本人也实实不愿意给‘眼泪热’再增加一点点热度。”（《杨润身小说选》后记）他说农民和农村干部固有的美德是：“勤劳、纯朴、乐观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此他不仅几十年感同身受，而且融入自己的血液化入自己的灵魂。他说“农民喜欢比较，容易满足”。比较什么？比较旧社会、新社会，比较改革前后的生活。老杨声言，“我也是翻身户”，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农民因比较而知足，“我也没有丢失这一习性”，“知足者常乐也。”（同上）老杨与农民乡亲习性一个样，又比农民乡亲站得更高。老乡指望一家一户奔好日子而知足；老杨是知国家根本大事、历史根本趋势之足。他常所乐的，也不是一枝一节一梢一叶，随风摇摆的小乐，而是大树参天、根固本安的大乐。我每次见到老杨，哪怕他正病着，我见到的都是他笑模悠悠的面容，谦虚，诚恳，温厚，仿佛天生的那样。我翻阅案头上老杨历年馈赠的作品，扉页所印作者照片，正面的，左侧面的，右侧面的，都是一脸并不张扬的、深有内涵的笑模悠悠。你可能见过有作家用“善良、和蔼、诚实、正直”等等，来形容主人公的笑脸；但你见过作家同时还用“厚厚实实”、“坚实如铁”、“无所不包”来形容主人公的笑容吗？我是看见过的，那就是老杨笔下主人公的笑模样。我是看见过的，那就是老杨本人永远的笑模样。

永远的平山老乡——这是我的第三句感言。

老杨标志性的常新笑容，永远漾在他脸上。老杨标志性的褪色中山装，永远穿在他身上。那曾经是平山老农不变的衣衫，如今，平山的后生娃们怕是早换上西装了，村干们也换装了。老杨不换，比平山老乡还平山老乡。“我生来是个农民”，他说。（《艰难的跋涉》后记）“他本来就是种地挖土的农民……也是解放区的民兵自卫队员。他锄过地，也赶过牲口，打过游击”，老友康濯说。（康濯：《<杨润身小说选>序》）他四九年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成了天津人，成了天津作家，家安在天津，生儿育女在天津。可他这“非农人口”，一天三顿农村饭进口。一年有十个月到平山农村，成了那里的“非城人口”。一年有半年在平山乡村的“家”门口，成了那里的在农人口。他是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也是平山县委常委。天津作协副主席说不上是实职还是挂职。平山县委常委却不是挂职而是实职，不是单挂一年半载，而是兼挂了十年二十年。天津的家，自然还是他的小家，实际上是老伴、儿孙们常住的家，是他并不常住的家。每听他说“回家啦”或“在家呢”，你要问清楚，他说的是天津的小家，还是平山乡亲们的大“家”。他去平山，住平山，按作家一行的行话，是作家下乡体验生活。按他自己的心里话，那是他这远出的游子回到故土故园，回到他的精神家园。他曾自述，“反右倾运动，我因言真吐实而受批判”，“又患了大夫说还能活两年的重病”，那时他“心惦记在农村独自生活已年近古稀的母亲”，母亲则心惦记在城里患重病的儿子。“老母亲把她跋山涉水在大队枣园里捡得的不足二斤红枣给我寄来”，让儿子补养病体。他把一半分给了在他极其困难的日子登门劝他“好好养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孙犁，一半留给自己的妻儿（《哭孙犁》）。故土如老母，老母如故土。老母和故土的抚育恩情，让重病的他奇迹般康复。“‘文革’我又在劫难逃，还被江青点了名，长年劳改，使我精神麻木，感官失灵，近似泥塑木雕”。“文革”后想重新拿起笔耕耘，“字也忘了”。他向孙犁述说自己的困难。孙犁只告诉他：不忘自己的母亲、土地，文字就不是问题。（《哭孙犁》）果然，他回到故乡，“踏一踏故土”，他心神就复生了，就“踏实下来”。（《艰难的跋涉》后记）改革开放之后，直到耄耋之年，他“常年生活在故乡”，“我成了乡亲们中的一员”，“喜乡亲们之喜，忧乡亲们之忧，笔下就容易生情”。他继续写出和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平山乡亲。主人公乡亲们的中间和身后，站着作者。这位作者，就是一个平山老乡，一个永远的平山老乡。

永远的农民作家——这是我祝贺老杨笔耕70载的第四句感言。

生他的是农民父母，养他的是党和革命，这不是唱的歌词，不是喊的口号，讲的是一句大实话。这个山村娃只上过一年零两个月正式小学。离开乡村小学后的这个好学的农家少年，又回到了乡村小学，不是复学，而是从教，当了柴庄村小学的年轻老师。“当小学教师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教娃娃们识字，二是参加村里的文娱活动。”（《杨润身小说选》后记）什么文娱活动？唱歌，演戏。这是革命根据地特有的农村文化景象。柴庄成立了乡亲剧团，老杨（那时应是小杨）领着乡亲们、师生们自编自演宣传群众、娱乐群众的街头剧、舞台剧。《柴庄穷人翻身》等剧目，几年间他和乡亲们编演过不少。革命老区群众文化热流把这个17岁的村小老师，带入了、推上了他未来文艺创作长旅的首途。柴庄剧团的红火，远近闻名，受到晋察冀中央局表彰，成了边区群众文化的一面旗帜。组织上把这个能编剧会演戏的村小老师，调进边区群众剧社，解放后把他送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参加改编电影剧本《白毛女》，写《探身记》，写中、长、短篇小说。他成了全国知名的农民作家，一个专业的农民作家。他的笔所专之业是文艺创作，剧本、小说、散文。他的心所专之业是为故乡农村、农民、农业写作。他从穷人翻身，写到开放富民。他的创作遵循一条主线：紧跟时代，贴近农村生活潮流；几十年坚守，从不游离，不仅是题材。他的人物塑造遵循一条主旨：“不离根，不忘本。”“根”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本”是农民本色；几十年一贯，根深本固。他的作品充盈“土”气，从生活、人物、语言到叙述方式，体现着介于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一种农家审美类型。农民文学，农民作家，是一种可意会难定义的文学文本、文学立场，其自身品质有高有下，决定于作品状态，决定于作者气禀。农民作家当然首先要看他的农家出身，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的隶属的农家人格身份、文化身份、文学身份。这里我说的是“农家”身份，不是说农民身份。这里我所说的农家不仅指农民家庭。这里我所说的农家文化身份不指作者的文化水平。我指的是可比类中国传统学术家数的“农家”，那是反映农耕文化、农民思想的一种重要学派。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可以有“农家”一派。本来文学是不应以题材、作家的社会身份分疆化界的，何况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工、农，城、乡的社会边界也在模糊化。但是社会生产的分工，是不会泯灭的。社会不能没有粮食等等农产品，工厂化农业也依然是农业，农场主、农场工人在社会身份上也仍然可以认定为农民，社会各行各业中毕竟还会存在围绕农业发展、主要为农业发展服务的行业和人们。文学领域，作家人群中，如果有重农一派存在，难道是不可能、不合理、不需要的吗？不过从传统和现状看，革命战争年代在解放区涌现的农民作家，全国解放后涌现的农民作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是很大的。有些著名的农民作家，后来成了文学大家了，也有些连作家也不是了。我们的老杨，出道时是农民作家，十年二十年后还是农民作家，如今七十年了，他依然是农民作家。他的精神，他的坚守，他的矢志不渝，文学界无人可比。他可说是中国当代农民作家中的惟一了。

我们热诚地祝贺永远的农民作家老杨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