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钮宇大

楹联也称对联，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楹联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大致上与诗词相埒，是诗词的姊妹艺术。在我国，楹联的用途十分广泛。春节张贴于大门两侧，叫春联；结婚张贴于大门和洞房两侧，叫喜联；老人祝寿，称寿联；农村唱戏贴在戏台两边，叫戏台联；有人下世了撰写一副联语送去，叫挽联；企业典礼、买卖开业书写两条对句，叫行业联。品类多多。但这类楹联多为应景，除挽联外，皆以红纸书出，以表示喜庆，为的是制造一种欢乐的气氛。一旦喜事办毕，对联的功能也便完成。挽联虽是表示哀悼，但话语多为彰表死者一生的功德人品，也有歌颂的内涵，故而习惯上对老人的丧事又称为“喜丧”。

但有一些楹联就不同了。比如旅游景点，比如商号的“老店”，书联不仅求其绵长久远，更讲究其撰写的内涵和品位，不可以苟且。当今旅游业炽盛，人们每到一地观光，或公园名胜，或庙宇祠宗，或纪念地古民居，举步踏向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门联。它们或镌刻于石柱、木匾之上，或撰写于廊庑、门垛之间，文辞讲究藻饰之美，意蕴丰赡；吟哦更其朗朗上口，朵颐留香。至于书写镌刻，无论是楷行隶篆，多出手高迈，见功见力。以至于只看落款，就知道从编纂到书写，均出自名人之手，让人先敬重三分。也还真是如此，主事者能以筹得巨资建造一处园景，论到装潢润饰，能不花钱请人，撰题几副像样的门联，以光耀“门庭”，添得几多气象。结果工没枉费，一副好的楹联，就如同人长了一双闪烁灵动的明眸，顾盼生辉之间，每能以勾人魂魄。我就不乏这样的体验，常常人已经走开了，还扭酸脖子，三致其意，把那蕴含丰富的词语、铁划银钩的笔意反复流连，脑髓里，更翻腾咀嚼着联语的安字用词。这次第，你能不牢牢地记住那联语辞采丰神？至如“名店”“老店”之类，一看那古色古香的招牌，先已被折服，嘴说“不进不进”，两脚已由不得迈近柜台。

这就是楹联的魅力。

这就是文字和书法珠联璧合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要说，不就是两行毛笔字么，何至于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反复琢磨后，以为，一是它的形式美，二是它的内容美，三是它的书写美，三美并臻，终至风靡人心。

形式美。凡旅游景点，必是风景秀丽之地，不是山环水绕，就是绿树成荫。所建楼台亭榭，亦多因宜赋形，精美绝伦。建筑已够精美，雕梁画栋更是锦上添花。这时，撰写几副楹联以“点睛”，已然是题中之意。于是，朱赤大红的门楣廊柱，配以黑底金字或蓝底绿字的匾额，再附以龙飞凤舞笔意刻工，那文脉幽幽的雅趣，已是张扬到了极致。即便是不读不看所书内容，也足让人流眄而忘返。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由文化凝聚而成，高雅不俗的形式，蕴含着高雅不俗的文化，赏心悦目，正乃自然天成。

内容美。牌匾设置，皆视建筑物的环境、内容而定。小亭小景，配一五字联正好；而高门大殿，则非以巨幅长联不相匹配。云南昆明的大观楼气势宏大，上下联共有180字，也无太长之感；四川青城山山门的门联多到394字，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也颇觉相宜。门联因门之大小、景之幽广而配置，但更要紧的却是内容要合度，措辞要得体。扬州吴园书一联为：山深松翠冷，树密鸟声幽。情景相契，传为名联。解放前北京有一茶社叫天然居，门联写的是：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郎中王若俨俨若王中郎。王若俨是医生，中郎是官名。这一叠字联与表述的对象自然谐合，也称之为妙联。联语贵在贴切，写景得景，表意达意，而要做得恰到好处，也不容易。

书写美。即是书艺。建筑物方正古朴，门联最好配一灵动的行草；如若是山溪乱流、杂花生树，则不妨配一副庄重古雅的楷书；而要是供养文士雅集的书亭，那门联就该是古趣盎然的钟鼎或朴拙怡然的汉隶更见韵致。自然，这仅是就一般规律而言，如所请书家擅长的只是“自我体”，变不出别的花色品种，也只好由之。但无论何书何体，功力造诣却不得含糊，也就是说，出手下笔必须合乎法度，且要有己意，所谓见学见才。一副好的对联，可以启发游者许多联想，让丰富、神奇的想象张开翅膀，飞翔于眼前的景物之外，从而产生一种情大于景、情深于景的感觉，使对联所创造的意境更加阔大，这才是上乘。云南大理退休工人王延生自建一小花园，100平米的面积，种植花卉140多盆，还开凿了金鱼池，设置了凉亭、茶座，可以在此观赏他收藏的清代书画家的作品。如此丰富的内容，如配一副确切的楹联，措辞确乎甚难。著名画家吴作人知道后，书赠给他的对联是：深巷无他景，穿堂一重天。十个字，再经由浑苍劲健的笔墨书出，忽而尽得个中妙趣，实在难得。

旅游景点、买卖商号之外，对联更多的还出现在家居的客厅、书房之中。方今城乡居住条件改观，客厅加大，书房单辟，人们的文化教养也非昔日可比。通常在沙发、书案之上，均空有一方素白墙壁，如张挂几幅印制的年画，既不够品位，也不脱俗。若是请名人方家书写上一两幅明心述志的联语（或诗词），装裱镶框悬之于壁上，纵不说蓬筚生辉，也可雅意忽现，提升了居者的品格品位。其实这才真叫是中国士人的传统。在这方面，可举的例子就多去了。包世臣写给自己的是：读古人书，友天下士。革命家李大钊写的是他的传世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齐白石是画家，惯以篆书砺志，干脆是：三思难下笔，一枝几成家。同是名画家的金农，则以其独创的隶字写心表意：且与少年饮美酒，更窥上古开奇书。不一而足。这些名联，因了作者都是“我手写我心”，所以不惟自出机抒，言简意赅，也皆属心得体。因此我们只要读其联，就大致可以明白其心志意趣。也有的是专门写给朋友的，因了情感弥深，亦不乏佳构，如鲁迅先生写给瞿秋白的就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仅仅窥悉此联，我们就不难知道二人的友谊到达了何种境界。

中国的楹联文化发轫于一年之始的年节。因为一年之首的“立春”节正好在阴历年前后，所以年节也叫春节。那么所张贴的对联，也便称之为春联。春联源于古代的桃符。相传五代时后蜀宫廷开始在桃符上题写联语，到了后主孟昶，才第一次单独写下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一直到了宋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春联，流传最广的就是那副人所共知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号令家家贴春联，从此张贴春联才真正成为一种年俗。清人所著《燕京岁时记》中说：“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可见，春联乃是欢庆新年的祝辞，也是以崭新的面貌步入新的一年，添寿增福。

若从五代算起，中国的春联历时已一千多年。春联作为一种城乡一体、家家参与的文事活动，逐年演进，不断求精，在编纂和书写上，早已成为一门成熟的文化艺术。但不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家户，以买春联代替了写春联；近一二年，更是以商家的赠送，取代了购买。所购、所赠对联，均系批量的印刷品，所写词语，也就不伦不类，纵便是烫金大字，也难尽人意。尤其是商家为促销所赠春联，不仅语不成对，内容也多是变相的广告词，马虎凑够七个字便完事大吉。而多数家户，对此居然并无多少疑义，竟至欣然接纳，他们图的只是“省事”，只是过年了“大门上红红的”，就万事大吉。要说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家里既无文房四宝，也没有人能拿起毛笔来，如此正好两全。这倒也罢了。问题在许多一本本写书出书的文人，也都趋随时风，把市场上的赠品往大门两边一贴拉倒，还洋洋得意。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苦衷：写书用电脑，写字靠硬笔，虽然笔筒里插着几杆毛笔，不过装潢门面而已，早干得状如铁锥，哪还能用？于是脖子一挺，反正这辈子也不指望当书法家了，省工省料兼省心张罗，岂不妙哉。

世风虽颓衰如此，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从春联，到喜联，到商联，再到客厅、书房的装饰联，全苟且不得，马虎不得，都应当郑重其事地对待。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可以彰显一国的文化发展高度，普及到千家万户、大事小事的楹联，也无声传递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养和文明化程度。港、澳、台同属于中国，我就注意到，他们在过年所书的楹联，就颇为讲究。一是仍沿习着传统的端楷真书（多为古朴厚重的颜体字），以取其贵；二是皆是依各家各户的喜爱所编所写，极少张贴现成的印刷品。这种情形在广州、深圳也不少。深圳市有个东门，是百商汇集的一个闹市区，每到过年，一交腊月二十三，就有许多写对子的书案一字排开。当地人皆视合心合意的墨宝为“讨吉祥”，所以花钱求字者络绎。就连东莞、惠州也有不少人赶来求字。我有一朋友在深圳罗湖商业城开一书画店，每到年关，就赶到东门去写对子。他写对子不标价，由顾客随意给，半个月即可挣下两万元。自然，人起早搭晚操忙，累得也不轻。他说，东莞有个小伙子，家里修了一座高大的门楼，定要我的朋友替他写上副排排场场大对子庆贺庆贺，朋友就把两幅梅红纸接起来，边编边写下：一年辛苦建成洞天福地，两闭大门迎来足岁丰年。小伙子一看，立时笑眯了眼，嘎叭嘎叭数给五百块钱，还连声说“不多，太感谢了”。如果那小伙子随便在大街上买上副印刷品，不是“宏图大展”，就是“四季平安”，也就没有了这等称心合意。如今港台回内地过年人越来越多，我真怕让人家看了咱们的这些“妙语”笑掉大牙。楹联是中国的年文化的组成部分，你不遵循传统的规距，也就难有如心的喜悦，“省事”的结果，丢失掉的正是最重要的东西。

但要编好一副对联也不容易。既曰“对”，就意味着用词用语必须对称，从词性到平仄都得两两相对。上联平起，下联就要仄起，中间的用词也都要平仄相对。上联通常以仄声结句，先把语气压下来，下联再以平声结句，把语调扬起来，这样念起来感觉才舒服。先扬后抑的联也有，但不多。

此外，对联还讲究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内容也须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时代感，尤其是春联。我小时候见到一副春联，写的是：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内容虽与时政无涉，却道出来一个时序变化的真理，以至于到老不忘。这样的春联，也很不错。至于文化人写在客厅和书房内的楹联，就因人而异了，但总体上看，无非是激励向上、明心述志、托物寄怀、勖勉苦学等内容，撮取都是积极进取、奋发努力之意。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代承传的美德。可惜的是，方今在客厅、书房书联者虽多，但能够提笔自编自写的人却越来越少，就连一些作家弟兄们在内，也多是请人捉刀，写下的不是一两句名言，就是古人的诗词，而非自出心裁、发人深省的佳对。这也就难怪，今天我们再也见不到一个罗贯中、施耐庵和曹雪芹了，再也见不到半个鲁迅、郭沫若、茅盾和郁达夫了。作家们的传统文化的根底每况日下，文学作品的波澜不惊也就极其自然了。

所以，拟写几副楹联事小，却反映出作家、艺术家功力的不足。而要改变这一现实，怕还得“莫舍小而不为”，丢掉虚张声势的狂傲，告别好高骛远的作派，扎扎实实从加强文学基本功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