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狄 青

在金庸的小说里，伯乐称得上遍地都是，出现的次数恐怕比书中的店小二只多不少。只要你是个练家子，身上的功夫便注定是藏不住的，一准儿会被某一位伯乐从人堆里给揪出来。这些伯乐比如今的星探强多了，从没有打眼的时候。就算你拳脚练得还不到家抑或浑身上下全无一点儿功夫，但只要你有这方面的潜能，依然无法逃过伯乐们的一双双慧眼。像是杨过张无忌等一干人，当他们还是小屁孩儿的时候，伯乐们便一眼搭上了，不仅大张旗鼓地为其造势宣传，还暗地里给予他们许多实际的帮助。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有多少个状元，就会有多少个伯乐，文学这一行自然也不例外。当年鲁迅先生之于柔石等文学青年就好比伯乐之于千里马，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帮助绝不是讲几句人生大道理抑或传授几段写作心得那样简单，都是实打实的；郁达夫在他经济最窘困的时候，连棉裤都买不起，他去探望文学青年沈从文，却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和御寒的围巾都送给了沈从文，还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利用自己在文坛的影响力把沈从文推向文学的前台……

有人以为帮别人说说稿子或者介绍一下自己的写作经验就算是伯乐了，这实在是把伯乐的门槛放得低了。并且写文章这种事情能不能教，如何教，其实也不算个新鲜的话题。依过往经验看，教人写文章的成功率往往不算太高。曾几何时，作家班如雨后春笋般疯长于众多名校中文系的教学序列中，比着热闹，但成效却难说斐然。能够把作家班的学习成果在文学成就上坐实的人也不多。想来一个写作者对于文学的天赋、悟性、兴趣显然比后天的传道授业更重要。这既有当年不少成功作家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有今日众多网络写手的实例可兹佐证。据统计，仅起点中文、红袖添香、晋江三大文学网站就有注册写手近百万众，这些人上天入地，干啥的都有，却惟独没有揣着作家班文凭的，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路写将开来，是否有对文学浓厚的兴趣暂且不说，或许原本与文学就关系疏浅，或许竟是全无关系也可能，但显然这些人都不相信“写文章是教出来的”那个邪！鲁迅文学院这几年尝试着搞“导师制”，所谓“导师制”，就是找一些名刊大刊的主编来给鲁院学员当导师，一名导师“带”几名学员，单线联系，私下辅导，有点儿开“小灶”的意思，虽难说没有功利色彩，以笔者的切身感受觉得，相比于整日在课堂里单纯地听理论课的作用倒是更显而易见一些。并且，它还兼有一个好处，请来的导师多是文学圈内的热闹人物，所带出的学员即便够不上师出名门，总也是“师出有名”，导师未必就得是伯乐，但借助这样的机会，难说不会成为伯乐。

有人说，文学骨子里便是野生的，应该恣肆而为，随性疯长，长成啥样便是啥样，这恐怕倒也未必。我们需要纠正的一个观念是，纯天然的并不等于就是“绿色”的，许多纯天然的都是有毒有害的，这，应该也是共识。所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习是必要的，只是相比于学习而言，伯乐的作用似乎更为显要。伯乐是可以在一坛苗圃里，把你这朵玫瑰找出来的人。难度在于：第一，他要有眼力；第二，他要肯弯下腰身去找。

伯乐者在古代比当代肩负的担子显然要重。究其缘由，是古时伯乐者发现人才只是他的一方面工作，培养人才才是重点，还须亲历亲为方可。除却教授经史子集、诗文技巧外，诸如做人做事、世道人心莫不是其授业范畴。说白了，他们所看中并且培养的既是文人，也是干部。比如当年投到孔子、墨子门下的那些人，后来在仕途上的行情也都不错。还有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曾巩、苏轼等都是欧阳修的学生。在北宋汴梁，他们因是欧阳修的学生，便可以随性游走于官场和文坛之上，鱼和熊掌两手抓两手都挺硬。欧阳修既是他们文学上的师长，更是他们仕途上的领路人。没有欧阳修的栽培，王安石的诗文水准到后来怎么样不好说，但官肯定不会做的那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欧阳修是伯乐，当是实至名归。

苏曼殊曾经说他是“石头缝里钻出来”的猴子，意思是说他完全是靠自己误打误撞进了文坛。实际上，苏曼殊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没少在章太炎那里蹭饭吃，还拿了陈独秀的西服去当铺当掉买小说看，要知道，章、陈二人可都算是栽培苏曼殊的伯乐，他们不仅把苏的文章一篇篇推荐到东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苏曼殊翻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也是由陈独秀逐字逐句润色后才得以出版。什么是伯乐？或者说什么是称职的伯乐，不是已经看到了千里马行将腾空的架势才出手相援，而是当千里马还在蓬头垢面的时候，便去给予引导，并且还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草料。

诗人埃兹拉·庞德曾经发现并培养过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罗伯特·弗罗斯特等，他的住所曾经是这些人的免费公寓，不仅吃喝不分，有时连衣服皮鞋都不分彼此。小说家豪威尔斯则发现并帮助过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弗兰克·诺里斯等大作家，豪威尔斯曾经多次撤下自己的书稿，把出书的机会让给其他作家。最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是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海明威与福克纳。1921年9月，海明威想带新婚妻子到意大利去生活和写作。就在他们准备动身之前，安德森却主动找到了海明威夫妇，劝告说：“不对，你不应该去意大利，而是应该去巴黎，那才是作家唯一该去的地方。”

安德森为了说服海明威，苦口婆心地列出一大堆理由：巴黎的房租低廉，巴黎的物价便宜，尤其是酒便宜得要命；巴黎是一座浪漫并且自由的城市，恋人可以在塞纳河畔公开接吻，没有人会觉得稀罕；公园里、路边的咖啡屋，到处都可以写作；在那里看美国看得会更清楚，比在美国写美国效果要好得多；书店到处都是……那里还有詹姆斯·乔伊斯，他正在写一部“我们这一代人里最重要的作品”；那里还有意象主义大师埃兹拉·庞德；那里还有画家毕加索……总之，巴黎是艺术的中心，是世界艺术革命的中心！安德森还给他的几位老朋友写信向他们推荐海明威，他对海明威说：“你就去找他们——格特鲁德·斯泰因，詹姆斯·乔伊斯，埃兹拉·庞德，这三个人会帮你在世界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要想有出息，“就必须永远做一个实验者，做一个探险者！”最后，他甚至连海明威夫妇到巴黎住什么旅馆都安排好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安德森的推荐对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和写作事业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安德森引荐，海明威在巴黎结交了庞德、T·S·艾略特、斯泰因、菲茨杰拉德、乔伊斯、多斯·帕索斯等文学大家，受到他们在生活上的关照和在文学上的指导，为在日后跻身世界文坛顶级作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

同样，福克纳在纽约一家书店里做售书员，书店的女经理叫伊丽莎白·普劳尔，而伊丽莎白后来的丈夫就是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颇为赏识福克纳的才华，对他进行创作上的指导，同时还在经济上给予福克纳很多帮助。福克纳后来回忆说：“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作为一个作家，你必须做你本色的人，做你生下来就是的那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做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你无须去口是心非地歌颂任何一种传统的美国形象……你只需记住你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作为开始的起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学着写’，他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害羞就行了。因为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端重要的。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你的事业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出来，虽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你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会坍塌一样。’”正是在安德森的建议下，福克纳以自己的美国南方家乡为原型，创作出了不朽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同时，福克纳在经济上也没少得到安德森的帮助，这使他能够多次度过窘境，福克纳起步之初，就连他身上穿的西服都是安德森给他买的。

庞德、豪威尔斯还有安德森都是世界文坛上的伯乐，没有他们，马克·吐温和海明威可能依然会写小说，也可能依然会成为世界文坛上的千里马，只是，他们未必是我们现在认识的马克·吐温和海明威了。其实，有些事情，假设多半是没有意义的。

搞文学的人实际上从不缺少锦上添花，最需要的自然是雪中送炭，而发现并且能够帮助他们的，你或许就是这雪中送炭之人，也就是伯乐。对于一名默默无闻的写作者来说，他需要的不是成功时多一个喝彩者，而是在困厄时爬坡时多一分实实在在的帮助：一次力排众议的坚持，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一笔可以暂度难关的费用……如果他是千里马，这些就已经足够了，你也会因他而成为伯乐；如果他不是千里马，来自你的帮助同样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它终将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笔善缘。

但遗憾的是，好为人师者总是铺天盖地，独伯乐是稀缺资源。卡夫卡是千里马，可问题是他的成功注定要在他死后，有谁愿意去做卡夫卡身边的马克思·布莱德？哪怕他会被人追认为“伯乐”。既如此，还不如去捧那些个已经冒头的，行情看好的，有些姿色的，懂得眉高眼低的，或者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帮家人使使劲就得了。

说到家人，陶渊明曾有诗骂他的五个儿子不争气。儿子们对他的那一套不感兴趣，他也没法子。但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文学尚不是谋生的一种有效手段，所以文人们也不会强求子承父业。然而今天不同了，名作家的子弟纷纷冲上了文坛一线，这说明文学还是有一些搞头的，否则这些多少有些名气的文学前辈是断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来 这汪浑水的。说到底，资源基本也就那么多，与其留给别的千里马，还不如让自家的马儿出来遛遛，更何况，是不是千里马，谁说了算？还不是谁有话语权谁说了算！

还是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是因为不常有，每当听到恃才傲物者自怨自艾，我便想说，与其抱怨伯乐不常有，还不如韬光养晦，好好练练自己的脚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