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环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文化基础。至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衡量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志更是其能否建构起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在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是，考虑到我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建和发展的时间还不很长，为建构起独特的话语体系，当前似乎应该更多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学术话语”的简要分析，考察一下其“立足文化根基的引进和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21世纪的我们“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经验和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探寻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

梁启超是通过追随康有为参与“戊戌变法”运动而走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舞台的，在自19世纪末期开始的30余年中，以其独特的“新文体”为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早期的《变法通议》（1896年—1898年）中，梁启超为阐发“变法”的必要性，就已经表现出其“立足文化根基的引进和革新”的思想取向；而他的《新民说》（1902年—1906年），则可以说是完全形成了这种学术风格。到了1918年的《欧游心影录》，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又有了重大的发展，从主要“输入”西方思想以在中国“挽浩劫而拯生灵”，到从整体上对西方现代性文化进行反思。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使得他在晚年“回到书房”的学术研究中，例如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和《儒家哲学》（1927年）等论著中，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

“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枢振领而深知其意。其于西书亦然，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谓真知。”［2］这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中《论译书》中的一段论述，认为中国要不败于西方列强，就必须懂得西方“之所以强”的原因，就必须要有“通西文肄西籍者”。但是，要真正懂得西方，实现“参西法以救中国”的目标，仅仅阅读西方典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大批“中学成材之士”，既精通“国学”、熟悉国情，又能够领会“西学”整体的精华，然后把两者融会贯通，与实际结合起来。为此，梁启超从培养人才、社会分工的角度，强调了“译书”的重要性；而在笔者看来，他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如何学习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合理方法。

要在精通“国学”、熟悉国情的基础上学习西方，要掌握“西学”整体的精华，要在融合“国学”与“西学”的基础上，把它们运用于实际，以求国家的安富尊荣。虽然，梁启超本人当时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值得研究，但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使他在不久之后的《新民说》中，就能够实现自己的启蒙和学术目标。公德、国家、进取、权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生利分利、义务等观念，由于被纳入了“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思想框架，在梁启超对它们的阐发中，不仅向国人全面地介绍了近代西方的基本政治和道德观念，发挥了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而且对这些思想作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阐释，以及适合当时国家独立自强的目标改造，形成了其风靡一时的“新民”学术话语系统，成为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立足文化根基的引进和革新”的典范。在100多年之后的今天读起来，我们依然感到其雄风仍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西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集中体现，一些西方人士也认识到了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思想学习的必要。在战后访问欧洲时，“有一回，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我说起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他们都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3］梁启超由此认识到西方现代性文化中的“自由放任主义”、运用于社会领域的“生物进化论”、“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科学万能”等思想的局限，有了“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的自信。当然，他当时并没有由此就盲目地断言欧洲“整个完了”，而是认为由于其“个性发展”的精神仍在，因此欧洲仍然有乐观的前途。从而，梁启超主张中国“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即“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4］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自信，在晚年大量的学术论著中，梁启超既不心醉西风，又不墨守故纸，而是善于综合古今中西的学术成果，联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完全形成了其独特的学术话语系统。例如，在《儒家哲学》中，梁启超明确地区分了三类哲学：“世界哲学大致可分三派。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5］寥寥数语，就确立了中国哲学的学术地位，根本不需要借用西方范式来论证其所谓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其关于“人权”观念的评论：“欧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产来。……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残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辱也。”［6］对于他的这些论述，也许有人会认为它并不准确。但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思想和学术，无论如何，梁启超是有其独立的话语系统的。比较一些缺乏民族文化根基的学者，看谁的书就信奉谁，根本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其高下之分也就一目了然了。

二、“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梁启超的学术活动及其话语体系的成就，从19世纪末“参西法以救中国”，到20世纪初“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地尽量输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直至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的创作，展现出一位近代中国著名学人在进入“被迫”的全球化之后，“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经验和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的辉煌进程。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短短的40余年之中，梁启超是怎么从一个只懂得传统的帖括和训诂、辞章之学的“乡人”，达到具有“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变法思想的“国人”，以至作为“舆论之骄子”的“世界人”，并最终成为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局限，努力形成“一个新文化系统”，并“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的一代文化巨人的呢？用现在流行的术语说，梁启超是如何在短短的一生中走过了从前现代经现代到后现代的思想和文化进程的呢？

一般说来，这首先是当时的世界历史发展条件的产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其集中的体现。这样，在西方现代性思想和文化向全世界广为传播的同时，其本身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当时，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他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参西法以救中国”，这也就是他从一个卓越的“中学成材之士”发展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新思想界之陈涉”的历史背景。但是，梁启超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个对“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对西方现代性思想和文化的考察，以及其与中国思想和文化关系的探讨，有一种基于世界历史和全人类视角的宏伟气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7］

由此可见，在只有不长的56年中，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在思想和文化上实现如此长远的跨越，除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之外，当然离不开难得的天才素质，但主要与其高远的道德情操、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深刻的治学思想有关。梁启超不仅是一个神童，作为一个“教化之儒”的子孙，自幼就被祖、父辈栽培出“仁、勤、慧三种最优秀的美德”，［8］特别是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根基：“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9］成为其一生“屡变”而爱国宗旨不变的基础。此外，如上所述，梁启超的爱国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密不可分。即使早年在国家处于最危难的时刻，他也没有忘记“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10］而在晚年相对于发展到“全盛”的西方国家主义，他更是强调人们要重视中国“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的问题。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结合的道德情操，使梁启超具有开阔的文化胸怀。

自青年时代起，梁启超就具备了当时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所能够有的最佳知识结构。虽然，就“国学”而言，他比不上章太炎；就“西学”而言，他比不上严复。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这里，除了语言方面的原因之外，“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11］章太炎“其书文字艰拗”，［12］当然比不上“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3］的梁启超；但主要还是在于，他的那种受人欢迎的语言，表达的是一种当时基于比较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构的先进思想。至于这种知识结构的具体内涵，实际上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就已经有了很好的概括，要综合“国学”和“西学”的精华，基于国情把它们运用于实际。而这种知识结构的形成，梁启超青年时期受益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教育，如《长兴学记》所概括的：以儒家的道、德、仁、艺之学为纲，以古今中西的哲学、世界历史地理和数学自然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外语言文学等为目；中年之后则主要基于自身对“西学”的善于学习和广泛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反思创新。

除了高远的道德情操、合理的知识结构之外，梁启超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形成独特的学术话语系统，其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具有深刻的治学思想。这里所谓的深刻治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其《新民说》中。梁启超在全面阐发“新民说”的过程中，提出了“道德之立，所以利群”的道德的功能和目的论，以及“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原则和方法论，不仅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而且对于形成其独特的学术话语系统，也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14］这就是说，梁启超的启蒙和学术活动，除了有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结合的高远目标之外（利群就是其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他还有一种深刻的方法论原则：在传统民族文化的根基上引进西方文化，以实现文化的革新：“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练。”［15］

三、“淬厉其所本有”和“采补其所本无”

在简要地概括了梁启超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分析了其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基础之后，现在就可以探讨它对我们的启示了。毫无疑问，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使命。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一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比较起来，文化领域，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除了国外典籍的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等之外，其他方面的突破还是相对滞后的。因此，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为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在国际文化交往中提升我国文化和道德的感召力，并由此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承担着重大的使命。而为完成这一使命，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经验和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和自觉的努力，包括立足民族的文化根基，应对当下的内外现实，实现各种域外思想的中国化等等。

但是，充分认识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的艰巨性，并不是说我们只能慢慢等待、无所作为，而是要我们在看到困难的同时，同时也看到有利的条件，奋发起来，有所继承、有所创新。而在这些有利条件中，特别珍贵的是，中华民族本身有着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期，……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16］现在，我们当然不能够轻易地说什么要形成“第四次思想活跃时期”；但是，这三次伟大的创造毕竟能够给我们带来学术自信。特别是与我们最为切近的近代思想家，能够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达到较高的成就，更是为我们在21世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作树立了典范。

而在这些典范之中，本文概括的梁启超的成就，就具有深刻的启示性。首先，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要有高远的道德情操，要有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结合的眼光和胸怀。从中国历史上看，除了出现了梁启超这样的杰出知识分子之外，也不乏“著书皆为稻粱谋”的沽名钓誉之徒，以及“皓首穷经，胸中实无一策”的书呆子。在恢复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常态社会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选择。是“仁以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呢？还是沉陷于金钱、名位、情欲?或者满足于“老婆儿子汽车别墅”？这并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有许多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在努力工作，但腐败堕落的也不少；而为“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经验和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更需要有高远的道德情操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会有相应的眼光和胸怀。

有了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结合的眼光和胸怀，我们就有了创新学术话语体系的道德情操基础；但是，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创新毕竟是一种学科的建设，需要有强大的专业能力。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是否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应该说，在数量上，当前的研究力量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上，也出现了不少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专家。但是，不容否认，现在我们毕竟缺乏类似出现于上述“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的“大师”。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仅就知识结构而言，我们没有能够在奠定近代“大师”条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任公以旧学加入新思想”，［17］也许是近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所能够具有的最佳知识结构，试问当代有多少人能够说我也具有这样的水平？因此，为造就能够创新学术话语系统的强大专业能力，除了发挥现有“成材之士”的能力之外，在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是否应该基于21世纪的文化和学术生态条件，建设相应的教育体制，以造就大批具备最佳知识结构的后备人才？

为“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经验和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结合的眼光和胸怀，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即强大的专业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深刻的治学思想，即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的方法和原则。100多年以来，由于启蒙和救亡的迫切需要，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18］开始，“西学”的影响日益扩大，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传统主义”的新儒家，但影响更大的似乎是“全盘西化”和“彻底决裂”的思潮。近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的初步取得，学术界“文化自觉”的意识逐步提高，这种状况开始有了逆转的可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似乎终于获得了立足民族文化的根基，使各种西方思想和文化获得中国化的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梁启超关于“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19］的治学思想，对于我们确实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1］［2］［3］［4］［7］［9］［10］［1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3495.60.3495.3486.3496—497.2222.199.550.

［5］［6］［13］［15］［18］［1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954—4955.3605.3100.3606.3104.3108.

［8］蒋广学.梁启超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

［11］胡适.四十自述［A］.萧关鸿.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第 1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343.

［12］［17］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书店，2001.

［16］张岱年.国学大师丛书·总序［A］.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