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萍

（东营职业学院，山东 东营 257091）

言语交际的社会性决定了言语交际总是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的文化意味。言语交际的文化背景就是社会文化语境，这种背景内涵丰富，具有历时性，包括民族习俗、地域习俗、时代特征、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人们就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交际的，社会文化语境直接制约着表达者。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不同的社会心理都会在表达者的语言和内容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像汉族人见面时常说“吃了吗”、“你上哪儿去”，交谈时也会问“你多大了”、“在哪里工作”、“有孩子了吗”等之类的话，这实际上只是一种问候、一种礼貌。而同西方人交谈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否则，他们会认为你是在真正询问或在刺探隐私。社会文化语境对表达者的话语内容和使用语言的这种限定和制约，我们称之为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功能。本文试从民族习俗、地域习俗、时代特征、社会心理几个方面来探讨社会文化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制约功能。

一、民族文化语境的制约功能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言语交际比较多的就是与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一地区、同一职业或与自己的职业相关的一些人交往，以及和自己业余爱好趣味相投的人交往，民族文化对言语交际的影响只是大多数人言语交际中较微小的一个方面。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不能忽视民族文化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制约。

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条件的差异必然会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民族习俗，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像不同民族对同一种动物的好恶之情有所不同。如同样是“狗”，中国人一方面认为狗首先是看家的动物，有用但不可爱，狗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汉民族的习俗中将狗比喻为“行为卑劣的人”，而在英美等国，狗却是一种宠物；喜鹊在汉民族传统观念里是吉祥的鸟，民间有“喜鹊叫，好事到”的谚语，在俄罗斯文化中喜鹊几乎和汉语中的“乌鸦”（乌鸦因喜欢在坟地栖息而令中国人厌恶）同义，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鸟。再如，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称誉世界，言谈中的恭敬、谦让、讲究面子，见面时的问候、寒暄等，都由来已久，还形成了许多固定的礼貌性用语。而这些礼貌用语、社交礼仪习俗在外国人看来则常常不能理解。例如《文汇报》1983年第7期有这样一文：

当年李鸿章出访美国，一次他宴请当地官员，席上照例说了几句客套：“今天蒙各位光临，非常荣幸。我们略备粗馔，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大家包涵……”第二天报纸照译为英文登出来，饭馆老板看了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是对他的饭馆的污蔑。除非他能具体提出菜肴怎么粗，怎么不可口，否则就是损害他店家的名誉，他提出控告，要求李鸿章赔礼道歉。

例中，李鸿章的客套话在汉族人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这符合汉族人待客讲究礼貌谦虚的民族传统，正是汉族的这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语境制约李鸿章在宴请当地官员时尽管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但仍然要谦虚一番。但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美国人听起来就难以接受，所以导致了这场民族文化差异下的失败交际。

当然，交际中我们也得注意到，各民族间的交往使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渗透成为必然，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渗透自有文化传播以来就有了，如汉族妇女穿旗袍就是从满族妇女那里学来的，到今天旗袍仍是汉族妇女显示线条美的一种服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繁，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渗透更加密切了，我们必须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汉族和不同民族间交际的种种变异。

二、地域文化语境的制约功能

同一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也会形成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就是指在同一民族内因居住的地域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文化。地域文化集中体现在当地民风民俗方面。“十里不同音，三里不同俗”，可见民俗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所以又有“入乡问俗”、“入乡随俗”的说法。只有做到“入乡问俗”、“入乡随俗”，说话才能得体。

如男婚女嫁，在世界各地都是普遍现象，但是不同的地域则有不同的仪式和手续，于是就有不同的特定词语。女子受聘礼定亲时的风俗，在我国南北方是不一样的。南方广种茶树，民间普遍有喝茶的习惯，种茶树时必须用种子种植，不能用幼苗移植，它可以象征理想中的男女婚姻的一次性和坚定不移的性质，于是人们就用“吃茶”来指女子受聘。“聘妇必以茶为礼”的风俗在南方广为流传。如《红楼梦》中：

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一点子茶叶，就使唤起人来了。”凤姐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宝钗笑道：“二嫂子的诙谐真是好的。”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的讨人厌罢了！”说着又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儿家私儿配不上？那一点儿玷辱你？”黛玉起身便走。（《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例中，凤姐借送茶叶打趣黛玉，众人包括黛玉都明白这一地方习俗。“吃谁家茶”和“给谁家做媳妇”之间有联系，所以在地方习俗语境制约下，这段言语交际是成功的。

当然，交际中我们也得注意到：不同地方的人们长期交往使不同地域间的文化相互渗透也成为必然。例如形容同一事物的“饭馆”与“菜馆”两词在当前的运用已呈现融合现象，由于南北传统饮食的文化差异，在南方，“菜馆”作为“饭馆”的代名词广泛应用，如在江苏一带就有很多“菜馆”，这使初到南方的北方人大惑不解。但如果我们细想一下南北传统饮食的文化差异，也就不难明白在江南一带“菜馆”比“饭馆”表义更确切，更名副其实。可随着南北方人交流的密切，在北方的大连等地也出现了很多“菜馆”。这种言语交际现象既反映了中国南北传统饮食的文化差异，也体现了彼此的融合。

三、时代文化语境的制约功能

常言道：“什么时代说什么话。”这说明时代语境对语言表达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不同时代，人们的谈话内容、方式都会有所不同。时代文化语境同其他文化语境交叉地制约着言语交际，不过时代语境强调的中心是时代。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却仍恪守旧的表达方式必然会使言语活动陷入不得体的境地，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之所以可笑，就是因为他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仍然满口“多乎哉，不多也”，这样的人只能被社会所淘汰。顺应时代变化才会使言语活动永远保持得体。

时代语境制约交际活动中言语的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试看下面的内容：

……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攀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

上例中使用了大量的俗不可耐的虚伪的客套话，它是旧时代交际场合经常使用的应酬话语，貌似高雅而实则庸俗，这种两人一见面之后的交谈内容和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不同时代对语言表达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反映在词汇上。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人们就会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能够如实反映其面貌的词汇，语言能够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词语，“炒股”、“菜篮子工程”、“三资企业”、“经济开发区”、“星级饭店”等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尤其是近几年股民们自己独特的专业用语，“炒股”、“牛市”、“熊市”、“逢高减值”、“股海淘金”等也进入到了日常的言语交际中。比如冯小刚的2009年贺岁片《非诚勿扰》中，葛优扮演的秦奋与扮演股票女的胡可相亲时的一段经典台词：

秦：抱歉啊，我约了两个人见面，这么效率高点，别介意啊。

胡：没关系，我的工作就是炒股。最近熊市没什么事做，偷闲给自己物色个老公。等牛市一来，不就没时间了吗？你炒股吗？

秦：不炒，不懂。

胡：其实啊，我觉得这征婚，跟炒股票是一个道理，你可以同时看好几只股票，最后到底买哪只，就要看它的表现，冷静地分析了。比如说长相啊、身材啊，比如说性格、受教育程度啊，比如说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再比如说……

秦：那我应该算一只业绩怎样的股票呢？

胡：从年龄长相上看，应该属于跌破发行价的那种吧。

秦：要是没人看得上，就有摘牌的危险了，是吧？

胡：那也不见得。没经验的人都喜欢追高，可追高的风险大啊，很容易就把自己套进去了。有经验的啊，就会低价抄底。像你这种业绩不好的，一般人不敢碰，无人问津，所以呀，安全性比较好。都已经跌成这样了，还能怎么跌呀？

秦：那像我这种低价抄底收进来的，你是准备长期持有呢，还是短线玩玩？

这段相亲片断是股票女胡可利用股票“熊市”的空闲时间为自己找老公，他们的对白中包含了大量的股票用语，常常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收到了幽默风趣而含蓄的效果，这段经典台词体现了导演对时代语言的准确把握。对于他们的对话，就是不懂股市的人，也能在笑中了解到一点炒股知识。一句“跌破发行价”的台词也成为时下的流行语。

四、社会心理的制约功能

王建华在《现代汉语语境研究》中谈到：社会心理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生活中积淀而成的社会思想意识，它的形成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等都有密切联系。［1］这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它不仅包括民族文化心理（如汉民族的谦逊、尊重、含蓄心理）、地域文化心理（如汉民族习惯通过乡音联系老乡的心理）和时代文化心理（如不同时代人们对“同志”、“小姐”等称谓语运用的心理），而且也应包括由于听说者群体的阶层、职业、文化教养、身份地位、年龄、性别、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的文化心理。［2］社会心理作为一种语境，必然会对语言的使用者产生一定的制约，言语行为的内容、方式要随社会心理的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化。例如：

……他们（两个日本孩子——笔者注）把小顺儿撞倒，而后骑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头发当作缰绳。小顺儿，一个中国孩子，遇到危险只会喊妈！

小顺儿的妈跑了出去。她的眼，一看到小顺儿变成了马，登时冒了火。在平日，她不是护犊子的妇人；当小顺儿与别家孩子开火的时候，她多半是把顺儿扯回家来，绝不把错过安在别人家孩子的头上。今天，她可不能再那样办。小顺儿是被日本孩子骑着呢。假若没有日本人的攻陷北平，她也许还不这么生气，而会大大方方地说：孩子总是孩子，日本孩子当然也会淘气的。现在，她却想到了另一条路儿上去，她以为日本人灭了北平，所以日本孩子才敢这么欺侮人。她不甘心老老实实地把小孩儿扯回来。她跑了过去，伸手把“骑士”的脖颈儿抓住，一抡，抡出去；骑士跌在了地上。又一伸手，她把小顺儿抓起来。拉着小顺儿的手，她等着，看两个小仇敌敢再反攻不敢。两个日本孩子看了看她，一声没出的开始往家中走。……她松了点劲儿，开始骂小顺儿：“你没长着手吗？不会打他们吗？你个脓包！”……她气哼哼地把他扯进家来。

祁老人不甚满意韵梅这样树敌，她更挂了火。对老人们，她永远不肯顶撞；今天，她好像有一股无可控制的怒气，使她忘了平日的规矩。是的，她的声音并不高，可是谁也能听得出她的顽强与盛怒：“我不管！他们要不是日本孩子，我还许笑一笑就拉倒了呢！他们既然是日本孩子，我倒要斗斗他们！”（老舍《四世同堂》41）

例中，一直传统温顺的小顺妈会帮着儿子打架，当面顶撞爷爷，这都与民族文化心理和时代文化心理有关。小顺妈（韵梅）本来是个温顺、传统的女性，她的怒火来自于她的民族自尊感。这与当时日本人侵略中国、侵占北平的时代政治背景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她不会帮着儿子打架，更不会当面顶撞爷爷。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她的这一系列举动在读者眼里却是那样得体，那样令人感动。

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和时代变迁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这样的社会心理对人们口语中的称谓语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礼教曰：“礼为上，情不言。”在封建社会，人们认为个人感情以含蓄不露为美，率真的情感表白被视为轻浮癫狂有失体统，这种长期对情感压抑的结果是情感朝着变异的方向发展。在称谓语方面，最典型的变异是人们善于运用反语昵称的指称形式：明明心中十分喜欢对方，在语言表现上却是恶狠狠地诅咒的话语。请看《红楼梦》中的几个例子：

林黛玉看见，便道：“啐！我道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长叹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了。（《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这里是平辈相称）

贾母笑道：“你不认得她，她是这里有名的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红楼梦》第三回）（这里是长辈对晚辈的昵称）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同志”、“小姐”等称谓语运用的社会心理也制约着表达者对这类称谓语的选取。例如，作为称谓语的“同志”成形于晚清，用于革命党人内部，20世纪上半叶“同志”称谓仅用于政治社团内部，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般都不会把普通民众称为“同志”。在1949年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它有过广泛的所指，是中国大陆语言交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表示尊敬的称谓语，可称呼社会不同身份的交际对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及由此带来的观念的变化，“同志”一词似乎也在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交际价值。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同志”一般只有在非常正式、庄重的场合，尤其与政治有关的场合才用。而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排斥这个称谓，在他们看来，“同志”是一个与“革命”密切联系的称谓。现在如果不分场合乱用，可能会收到不好的交际效果。如当代著名作家蒋子龙曾接到一位要好的朋友的口信，向他要书，他便抽出一本刚出的新书，在扉页上写道：“同志教正。”没想到那位朋友接到书后十分不满，他对捎书的人说：“子龙怎么跟我生分了？居然跟我打起官腔来了……”从此以后，那位朋友就跟蒋子龙疏远了。

［1］王建华，等.现代汉语语境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262—275.

［2］史秀菊.语境与言语得体性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