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友 法

编辑学者之路的点点滴滴
——纪念武大文科学报创刊80周年

吴 友 法

一

我的编辑之路,我的学者之路,都与武汉大学有关,是武汉大学成就了我。

我是197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现代史研究生毕业。在还没有毕业的1974年,经学校推荐到北京中央一家政治理论刊物当编辑,正式走上了编辑之路,在北京从事理论、历史编辑工作多年。这几年的编辑工作,使我经受了风雨,经受了锻炼,尤其是养成了对编辑工作认真严谨的职业精神。改革开放之初,我重回珞珈山,在历史系师从著名二战史专家张继平先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要求调回的本意是想从编辑转到教学岗位,想做点学问,当一名教师,渴望当一名教授。历史系原本安排我做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姚微元先生的助手,从事以鸦片战争为主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张继平先生得知我要回武汉大学,专程到北京沙滩鄙人的陋室,希望我回校后跟他研究二战史。张先生的厚爱和热情深深打动了我,就这样,我有幸成了张先生的门徒。在以张先生为首成立的二战史研究室里,我主要分工负责研究二战中的德国问题。

然而,在历史系当了几年教师之后,学校要从历史系调一名老师到学报任历史编辑,学报声言如不调一名老师来,学报就不发历史系老师的文章。当时,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学报,主要领导经常亲自过问学报工作。因为我有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自然成为首选对象。在主要领导过问下,学校点名要将我调到学报。对于组织观念极强的我,同时为了历史系老师的利益,我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我想,学报也是学校的一个单位,到学报照样可以做学问。就这样,我违心的又回到了编辑工作的岗位。

到学报之后,在当时全国学术空气还不很浓厚的氛围下,学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编辑不能做学问,做学问是干私活,是“地下黑工厂”,更不用说到系里上课、合作研究。这对从北京回来一心想做学问当老师的我,确实纳闷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有受这些不成文的说法所干扰,在做好历史编辑工作的前提下,继续从事在历史系确定的研究方向,从事二战史和德国史的研究。当时自己的看法是:做学问与当编辑其实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为别人做好“嫁衣”的编辑工作,不搞科研是不行的;只有当个好的学者才能更加做好一名编辑。就这样,我私下里开始了我的编辑学者化之旅。

因为我在北京从事过多年编辑工作,在学报当历史编辑是驾轻就熟。历史栏目每期刊发文章3至4篇,工作量不是很大,做学问还是有时间,关键是看你会不会利用时间和挤时间。来学报后,我每年在全国性刊物上总要发表点有关二战史和德国史文章,1985年与历史系老师合作撰写出版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这是人生第一次出书,甭说有多高兴。该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发展到结束的历史,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规律。1986年被评为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被评为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我编发的文章也获得各种奖励,也产生较好的影响。

多年的学报历史编辑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学报虽然不是政治理论刊物,而是学术理论期刊,但学报编辑的政治责任意识、政治敏感力也十分重要。编辑是学报的主体,学报发表的文章都要最先经过编辑选稿、加工处理,编辑的政治意识、政策水平很自然地要融会到所处理的文稿中,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编辑的政治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刊物的政治质量。

在高校能当好一名教师,并不一定能当好一名学报编辑。这是因为,编辑除了要有政治水平外,还要具有较强的编辑业务知识和技能,具有宽广的知识面,编辑过程本身是有知识和学问的,是有规律的。同时,编辑也要具有所从事编辑工作相应学科的较强的专业知识,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编辑也要做到“专”,即争取做某一学科的专家,或曰编辑学者化。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编辑既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同时又是某一学科的专家;有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当过编辑。从学报编辑过程的形式上看似乎只是“编辑”工作,但从内容上看则是“学术”工作,因此有人称学报编辑工作应为“学术编辑工作”。这种看法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真正反映了学报编辑工作的内涵和本质。然而,有人只看到编辑工作职业性的一面,并据此来否定学报编辑的学术理论涵养,认为编辑就是“为人作嫁衣裳”的简单手工匠,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这是对学术编辑工作的极大误解。从对学报编辑知识结构的要求来讲,“专”对学报编辑十分重要,学术编辑要学者化,即争取成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这是因为学报不仅是学术性很强的学术理论刊物,而且面对的主要是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这样一个高知识群体,编辑如果没有所从事编辑的相应学科的专业知识,在选用文稿时很难瞄准学科前沿问题、热点问题,也不可能对文稿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这样势必影响刊发文章的学术质量。我深深体会到,编辑学者化与编辑工作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只能促进学报的学术质量,而不是相反。编辑学者化使编辑始终处在一种探索的征途上,能极大地增强办好刊物的责任意识与质量意识。

这种认识是我在编辑岗位上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学校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学报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编辑做学问是公开的秘密,也得到学校的支持,我的学术成果也被列入“武汉大学中青年教师成果汇编”,进行展示。鉴于我编辑之余研究德国历史,1991年我在编辑岗位上,学校选派我赴德国留学一年,进修德国近现代史。我当然高兴,这说明学校重视编辑的培养教育,重视编辑在学术上的深造。这次出国学习给我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为我后来在德国史领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学校、历史系及研究生院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认真履行好编辑职责之余,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又在历史系参与培养德国史硕士研究生,1998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全国第一位以“德国史”作为研究方向培养博士生的导师,1999年开始招收德国史博士生,迄今为止是国内招收德国史研究生最多的导师。在培养研究生期间,我在历史系先后为研究生开设了“20世纪德国史”、“德国现当代史及专题”、“近现代国际关系与德国外交”、“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德国法西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课程;先后参加和主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课题4项、主持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项目1项、省级项目1项;自著合著出版了15部学术著作(其中参著3部),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70多篇学术论文;合作及独著科研成果曾获湖北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5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2004年当选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副理事长,2001年当选为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至今。

“荆楚网”两位记者2005年曾经采访过我,后来写了一篇报道,采访内容发表在“湖北传媒网”上,题目冠以《他的世界:编辑与学者同行》。我很欣赏这个题目,它概括了我既当编辑又当学者的编辑学者化之路。“编研结合,相辅相成;以编为主,以研促编。”这是我编辑学者之路的真实体会。学术刊物的编辑之路,应该是编辑与学者同行之路。编辑工作促进了我的学术事业,学术事业也促进了我的编辑工作。

二

武大学报历来实行名家兼任主编的传统。武大文科学报在解放后历任主编有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吴于廑教授,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现任主编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副主编(2001年以前)、常务副主编(2001年以后设立)实际为学报负责人,履行主编职责。

1993年6月,我从德国留学回校的第二年被破格晋升为正高职称,随后被任命为武大文科学报副主编(2001年改为常务副主编)。我履职之时正值筹备百年校庆前夕。武大历史是否为百年,当时国家教委不直接认定,而是指定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只有国家教委指定的这些专家认可了,国家教委才认可武汉大学有一百年历史。9月,学校委派我和另一位老师南下北上,怀揣《关于武汉大学校史应从湖北自强学堂开办之时算起的论证报告》请国家教委指定的专家进行鉴定。这样的大事交给我办是学校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完成好。我南下奔走于厦门、上海等地,先后拜访了教育界名家潘懋元、刘佛年、朱有王献等教授,请他们对武大百年校史进行论证。由于武大校史报告论证翔实、有理、有据,专家们都认可了武大百年校史,我也很高兴圆满完成了学校交给的任务。同时,学校也要求学报开展纪念百年校庆活动。百年校庆,这是学校的大事,学报要有所作为。在这一年的第6期,学报专门作为纪念百年校庆专刊,发表了校内外名家和知名校友的文章,并刊发了一系列校史和校庆照片,出版后反映很好。由此,我深深体会到,围绕学校大事,及时组织发表系列论文是学报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报主编要有大局意识,同时也要有为学校的大事服务的意识。

学报是大学办的学术刊物。“学报是学校教学科研的一个窗口”,这是20世纪80年代学报界提出的口号,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在我履行职责的岁月里,我一直认为这一看法没有过时。学报的特色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反应本校的学科优势、科研优势,反应本校所在的地域特色。因此,学报发表的文章应以本校教师、研究生为主,但也应发表一些(约占1/3左右)境内外知名学者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应主要以本校学科特色内容为主。这样,学报才能更好地为本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有人会问,如果学报以发校内作者文章为主,岂不是学报永远不能走向世界?不对,如果学校的学科在全国是一流的,在世界上也是知名的,学报如果是很好地反应了本校的这一学科状况,那你办的学报为什么不是世界的呢?为什么不是名刊呢?如果学报不是以此定位,那全国学报就都没有什么特色了。

我从事的德国史研究目前武汉是国内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地域。德国史研究会会址原来一直在山东,山东曾是中国德国史研究的中心。在老一辈学者退休后,研究德国史后继乏人。而这时武汉研究德国史的中青年力量相对比较多一点,2001年我被选为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后,华中师大的黄正柏教授为学会秘书长,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会址由山东迁到武汉。这样武大学报少不了每年发一点德国史文章,在国内也有一些影响。现任“人文版”常务副主编叶娟丽教授上任后提出,要依托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将德国史作为特色栏目加以建设,办成人家没有的栏目。的确,从全国范围来说,武大学报是发表德国史文章最多、转载也最多的学报。人家没有而我有,这就是特色。

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武汉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全国高校中具有明显优势,其特色是学科门类齐全,各学科发展均衡,且有相当一部分学科长期处于全国同类学科发展的前列。武汉大学又是人才辈出,既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也有一批成熟稳健、学术造诣较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锐意创新、具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才俊。这些学者不懈地研究与创新,为武汉大学文科学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些都为武汉大学文科学报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也确保了学报作者队伍的质量。

办学报要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栏目的设计上,而栏目设计要体现学校学科特色和地域特色。针对武大文科学科优势,学报选择一些重点学科和重点课题作为特色栏目,如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是依托哲学、政治学的学科优势创办的。依托学科优势,办好特色栏目,是武大文科学报一贯坚持的编辑原则;依托学科优势创办名栏、名刊,既是武大文科学报的特色,也是办刊成功的主要经验。

编辑之路感慨良多,我始终认为坚持办刊宗旨,追求卓越,追求刊物质量不断提高,是办刊永恒的主题,也是主编不懈的奋斗目标。

刊物质量主编负有重要的责任。当好主编除具备编辑基本素质外,主编更要有政治头脑,要有大局意识,要有政策水平,要有创新改革精神,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提倡政治家办刊。衡量一个刊物的质量,政治标准始终是第一位的。学术理论刊物也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遵守党的有关宣传纪律,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另外,主编要有组织策划能力,要设计好栏目,策划选题。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共识。除此之外,主编既要能想大事做大事,又要能沉下心来、坐下来做小事,像做学问一样,要有坐冷板凳精神,比如说终审终校要一点不能马虎。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期刊主编也还要有经济头脑,要有市场意识,市场观念。刊物也是商品,不走向市场不行。主编、编辑一定要有市场意识,在始终把刊物质量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要不断开拓市场,争取更多的发行量,扩大刊物的影响,争取质量和效益的双丰收。学术期刊一般是不赚钱的,我不主张将学术期刊整体推向市场,让其自生自灭,要区别对待。有的刊物很专业,就是一般学术刊物,也不可能有很高的发行量。无论是从发展科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继承的角度,学术性专业刊物有其生存的必要,不能因其亏本,就不投入,而停办这些刊物,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境外多是由各种基金会资助出版学术性刊物,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因此主办单位不投入经费是不行的。

办好刊物主编固然重要,但有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编辑学者型队伍,这是学术刊物质量的重要保证。主编始终要抓编辑队伍建设。除了前面讲的编辑要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外,主编要培养编辑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这一点尤为重要。

所谓高度敬业精神和高度责任心,是要求编辑要有“为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要有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编辑工作尤其是学报编辑,是非常清贫、辛苦的,待遇地位不如教师。尽管我们有的编辑也做出了不逊色于教师的工作和学术成绩,只因为你是编辑,是所谓的“八大系列”,是不可能被重视的。如果我们的编辑没有一点奉献精神,一心一意去追名逐利,不可能热爱编辑工作,怎么能安心当好编辑呢?我们编辑部有的编辑是服从需要从教学岗位调到学报,如果没有一点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不可能奋斗在这一岗位上。编辑文稿是非常严肃认真仔细的一项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生产的是精神产品,一旦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上的问题,那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是我们学报编辑应具有的工作作风。没有这种精神是不可能编辑好和校对好文稿的。

我之所以最看重编辑的责任心,因为编辑还是一个很有伸缩性的工作,你责任心很强,工作就会认真负责,投入的时间多,编辑的文章质量就高,就不会出什么错误;没有责任心的人,或责任心不强的人,甚至连文章看都不看,或者看得很草率,真难想象他会编辑好文稿。

三

武大学报的春天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的,随后逐渐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报的整体质量在不断提高,很好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武汉大学文科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的地位。2000年,四校合并成立新武汉大学后,为了整合四校学报资源,经过批准办了两个文科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和《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又恢复原刊名“哲学社会科学版”),而且也与武大文科两个学部(武大文科分为人文科学学部和社会科学学部)相对应。当时,我们也认为符合1930年武大创办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的格局,继承了创刊时两个学报的传统,从而开始了武大文科学报发展的新时期。第一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先生曾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创刊弁言》中指出:学术期刊就好像“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从刊物的内容可以“窥见一国文化的质素”。因此,立足本国文化,办“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立足一流学术,办一流刊物,就成为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的基本办刊理念和学术定位。

我们根据学报的特点及办刊理念和学术定位,规定学报刊发的文章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文章要求关涉学科前沿、社会热点问题,具有学术创见和理论深度。我们也提倡学术上的争鸣,通过学术上的争鸣和切磋,繁荣学术事业、促进学科发展。有些文章为国家、教育部重大或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代表各个相关学科的最高学术水平。在强调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两刊均结合实际,发表了一些研究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文章,如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体制改革、三峡移民等,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刊发的有关三峡移民的文章,对移民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我们文科学报在全体编辑共同努力下,始终坚持了正确的办刊宗旨和办刊方针,刊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没有出现任何政治方向问题,学术质量也不断提高,为武汉大学的文科科研和教学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大文科学报曾连续获得“湖北省优秀期刊”、“湖北出版佳作奖”、“首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殊荣。《武汉大学学报》所刊发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新华文摘》等转载文章篇数一直居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前列;刊发的文章,有的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和湖北省“五个一工程”一篇好文章奖;约有几十篇文章获省部级或相当于省部级奖。20世纪初两刊被评为“湖北十大名刊”;2002年,两刊被评为“第二届中国高校双十佳社科学报”,继续被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类核心期刊”;2004年,“人文科学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栏目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2005年获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奖;2005年,两刊又被评为第二届“湖北十大名刊”。2006年“人文科学版”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2008年两刊再度荣获“湖北十大名刊”,“人文科学版”荣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两个文科学报获得了应该获得的荣誉。

随着刊物整体质量不断提高,武大文科学报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有所扩大,从2000年开始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的《社会学文摘》(CA/CSA)、《社会服务文摘》(SSA/CSA)、《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文摘》(LCA/CSA)收录为刊源,是最早成为该文摘刊源的中国内地高校文科学报。

当然,武大文科学报获得这些奖励和荣誉是正常的,没有获得反而不正常了,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得了奖也没有值得炫耀的,因为我们工作的平台比别人要高。我是一个不愿意、也不善于张扬的人,只求踏踏实实做点事情,总认为事情做了人家会知道的(现实却往往不是如此)。每次学报得奖我们都显得比较淡定,没有要求刻意进行宣传,也没有要求学校给我们奖励。其实,学报各位同仁是很努力的,由于我的这种个性,也埋没了他们的工作成绩,这也是本人个性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

四

我们业界同行经常引用和欣赏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教授的话:办好一所大学,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培养一支好的教师队伍,二是办好大学图书馆,三是办好大学学报(大意)。引用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各自单位对学报的重视。当然,王亚南先生讲此话时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了,尽管如此,但还是说明了大学学报有她的重要性。比如学报在培养新人、学科建设、促进教学和科研方面还是起着应有的作用。不少年轻教师第一篇学术处女作就是在学报上发表的,从而开始了其一生学术研究之旅;学报发表的文章不少为学科晋级、检查评估、申报科研课题或科研成果结项、博士生论文答辩等都起到了一定作用;有不少教师将学报发表的文章作为最新成果更新教材,在讲台上传授给学生,等等。

正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既有快乐的、顺意的时光,也有成长的困惑时刻。办学报有乐趣,也有困惑。评上应该评上的奖项,快乐;发表的文章产生较大反响,快乐;发表的文章对学科建设或年轻人的培养发挥了作用,快乐。然而,办刊人也有不快乐和困惑的时候。

武大办了两个文科学报虽然继承了武大文科学报传统,也符合大综合学报要改革的方向(国外综合性学报很少),即由大综合改为小综合。但是,办了两个文科学报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主要体现在刊物评比和二次文献统计及评介方面。因为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一般只办一种文科学报,而新武汉大学办两个文科学报成为一个特例。在2006年之前,有关评比单位或二次文献都是将武大两个文科学报按一个刊物进行评比或统计,武大文科学报都排在全国高校学报前列,但在这之后却按两个学报评比和统计。如果按两个学报分开进行评比和统计,学科分散了,不管以什么指标进行评价排名,武大学报肯定要吃亏。后来遵照学校领导的意见申请合刊,只办一种综合性文科学报,另一个刊办专业学报,但主管部门又没有批准,看来两个文科学报存在的局面还要继续维持下去。

除了办两个文科学报的困惑之外,现在各种五花八门的期刊评价指标,恐怕也是多数刊物感到困惑的问题,搞得主编们无所适从。因为这关系到刊物的座次,而大多数学校领导又在意刊物的排名,如果某一项指标排名偶尔靠后了,有人就惊呼学报质量下降了,如此等等,这是办刊人最头痛的事情。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50周年庆典的主编论坛上,在谈到刊物评价指标问题时,与会主编都感到困惑,并发出无限感慨,认为现在办刊完全是被二次文献检索报刊牵着鼻子走,无刊物的个性和自主权。大家认为刊物的评价指标有的就不合理,如影响因子。影响因子原本是评价自然科学类学术刊物的,现在用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就不一定合适。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人文科学学者,他们写文章的文献资料一般都是引用书籍文献,引用文章的很少,这类刊物影响因子肯定不高。有的刊物为了提高影响因子,进而提高刊物的名次,要求作者和编辑在要发表的文章中引用本刊已发表的文章。还有转载率排名问题。如同样页码的刊物,有的发长文多,发文总量就少;有的发长文不多,而且有的刊物除刊发学术文章外,还刊发书评、动态之类文章,这两类刊物发文总量就大。如这两类刊物在转载篇数相同的情况下,前者转载率肯定高。以此来评价一个刊物的质量,显然不尽合理。更何况各种二次文献选择刊物文章转载的标准各异。为了迎合这些标准,有的刊物只有弄虚作假、拉关系,或放弃刊物的个性。正如评价大学座次的大学排行榜一样,本来很严肃的事情,变得不那么公平和严肃了。

我虽然退下来了,但上述办两个文科学报和不尽合理的期刊评价指标困惑问题还是存在,后来人照样也有这方面的烦恼。我要为他们说句话,学校和有关部门对学报要多些理解、支持和宽容,学报质量的好坏并非一日之功,我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也。办两个学报,实际上等于办两个新刊,有一个过程,不要太在意一时某项指标的排名。我们只要沿着正确的办刊理念和办刊方针,把刊物办成有个性、有自己的特色,质量不断提高,不要太在意一时的得失。那些追求一时排名的刊物,专注去迎合二次文献检索指标,最终只会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我是学历史的,既然走上了学报编辑之路,对武大文科学报的历史自然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我和现任“哲社版”常务副主编车英教授在编辑工作之余爬故纸堆,翻阅尘封已久的学报,终于把学报的历史了解了清楚。我们从中发现:自20世纪30年代创刊以来,武大文科学报有过停刊的曲折和教训,也有过为民主、科学和学术事业、为武汉大学的教学科研作出贡献的光荣;历届校领导非常重视学报,如王世杰、李达亲自撰写创刊弁言和发刊词;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大多是本校或校外名家。另外,武大文科学报还有每期都刊登书评和学术报道的传统,这一传统我们一直在继承。一本杂志,既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又有书评和学术报道,这样的刊物就有一定的信息量,给读者会提供更大的帮助。尽管书评和报道文字不长,强调按转载率排名的二次文献部门将其算为一篇文章,增加了每期刊物载文量,影响转载率,但我们不能为了迎合这一评价指标,而抹去了学报一贯的特色。

武汉市有一位领导曾在武汉大学说过这样一句话:武大是武汉市的一张名片,我们要倍加珍惜和爱护。这话使热爱武大的人听着很舒服,认为这位领导有水平。其实,维护武大的声誉也是维护武汉市的声誉,因为我们是在武汉的百年学府。武大成就了我的编辑学者之路,是武大推荐我到北京从事编辑工作;又是武大将我调回珞珈山,当了一名教师;后来又调我到学报,重返编辑之路。我爱美丽的珞珈山,作为一名武大人感到无比骄傲。由此,我很看重武汉大学的荣誉,对自己办的学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常说:学报是学校教学科研的一个窗口。学报办得好,其实就是反映了学校教学科研的一张名片,我们也应该倍加珍惜她,倍加爱护她。由于某些原因,校内外偶尔也有人对学报说三道四,我知道后非常气愤。曾有一次,在湖北省召开的主编培训班上,业界有人在大会上不指名诋毁在培训班上讲课的武大中文系老师和武大学报,我不顾君子之风,拍案予以反击,并得到武大同行的支持,维护了武大人和武大学报的声誉。维护学报的声誉其实也是维护武大的声誉,因为我们是有着80年光辉历史的武大学报。一个工作生活在一个集体里的职工,要有维护本单位荣誉感的集体主义精神。去年是武汉大学多事之秋,面对不了解情况的媒体的无端指责,武大人对自己学校要有清醒的认识,维护学校的荣誉和尊严。现在不怎么谈集体主义精神,其实,一个没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人,很难说能忠于职守、搞好本职工作,也很难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非常感谢经常关心支持学报的各位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感谢积极向学报投稿的老师们,感谢校内外读者和作者,是他们成就了武大学报今天的事业。

我在编辑岗位上奋斗了30余年,在学报期间其实我也有机会回到历史系,一心一意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做一名堂堂正正的老师,站在受学校重视的教学科研第一线,但我放弃了,因为我爱上了编辑工作,我不后悔我走过的编辑学者之路。

自从卸下两刊常务副主编的职务后,我感到如释重负,顿感人生从未有过的轻松。编辑尤其是主编对刊物负有重要的责任,来不得半点马虎,稍不认真就有可能出错误,造成不好影响。在履行职责期间,本人总是小心谨慎,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唯恐出错,尤其是政治上的错误,为此时常处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状态,好在这些担心从未发生过。

我的编辑学者之路使我深深体会到,做编辑也好,做学问也好,还是要认真勤奋,要行踏实之风,要踏踏实实做编辑,踏踏实实做学问,踏踏实实做人,切戒华而不实、哗众取宠。

在学报80大寿之际,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并在这些文字中,从来不喜欢吹嘘的我,可能也有自吹之嫌。但是,我的本意是要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告诉我的年轻的同行们:编辑工作是大有作为的,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振作起来,只要搞好自己的编辑工作,不断创新刊物的质量,学校、社会是会承认我们的;当编辑照样也可以做学问,照样也可以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把刊物办得更好,学问也会做得更好!

在纪念本刊创刊70周年时,我在撰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我们为昨天的拥有而留恋,我们为明天的将有而企盼。”“为了明天学报事业的更加辉煌,我们必须紧随21世纪的时代脉搏,兢兢业业,继续奋斗!”80年的历史已成为过去,我们记住她的奋斗过的光辉历史,是为了比昨天更美好的明天!在创刊8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武大学报:继承历史,一路走好,走得更好!我期盼着学报更加美好、辉煌的明天!

(责任编辑 何坤翁)

1672-7320(2010)01-0010-07

从1930年创办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算起,武汉大学文科学报已走过了80年的历史。在80年的风雨历程中,本人从2008年第6期和2009年第3期开始分别卸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职务为止,有幸走过了其中的26年,是在学报岗位上履职较长的一位老编辑。26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我人生一段极其重要的历程。追思往昔,感慨良多。借此80周年庆典之际,记下自己编辑学者之路的点点滴滴,或曰故事,或曰感悟,以示后人。

吴友法,武汉大学期刊社顾问,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