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

曾经辉煌 再创辉煌
——庆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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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办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了,在此之际,我们仅向在这80年中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学人前辈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也向那些通过学报公开批判过的,但事实证明批判错了的学者、教授们,表示我们深深的致歉。我们衷心地感谢历年来关心与支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展的学者们,并希望校内外乃至国内外更多的学人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地继续关心与支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发展。

一、解放前《武汉大学学报》的辉煌与艰难历程(1930年—1948年)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学报之一,在我国学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武汉大学学报》历经80年风风雨雨,其命运始终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国家兴乃学报兴,国家衰乃学报衰。应该说,以目前主要刊载社会科学论文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其前身是《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但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刊名又几经变更,再加上在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办了一本学报,直到2000年新武汉大学组建之后才又将学报一分为二,恢复其创刊时的格局。因此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前身是《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还是《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就很难有明确的细分了。也可以说,《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同属于现在并存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创刊号。

国立武汉大学的办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第一任校长王世杰指出,要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一在促进高深学术”,认为大学是承担教学和科研“两种使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的创办,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实施。王世杰对创办《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十分重视,亲自撰写《创刊弁言》。他在《创刊弁言》中首先着重强调刊物的质量,认为“学术期刊可以看做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从刊物的内容,“可以窥见一国文化的质素”,从“刊物的种数或销行数额”,“可以窥见一国文化,在量的方面,已经到达的程度”;其次,他认为促进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是“鉴赏与批评”,而“学术期刊是鉴赏与批评的媒介”;第三,他要求把两刊办成“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不但本校同仁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也就是说,办好一流学校,就要办好一流学术刊物,要使武汉大学办的这些刊物,不仅反映本校学术水平,而且要反映全国学术界的水平。当时,在王世杰校长的感召下,校内外一些学术大家如高翰、刘赜、闻一多、郭绍虞、谭戒甫、朱东润、周鲠生等的稿件纷纷投来,就连很少在北京之外发表文章的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胡适先生都在此连续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从1930年创刊至1949年,经历了两个时期。1930年至1937年为第一个时期,即学报的“初创时期”。在这期间,《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共出7卷,每卷4期,共28期;《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共出6卷,每卷4期,共24期。这个时期两刊的出版比较稳定,从未中断过。刊登的学术理论文章占解放前两刊总文章97%,是解放前两刊兴旺的鼎盛时期。1938年至194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学报的“艰难岁月”。由于局势动荡,经济拮据,两刊濒于萎缩,处于停顿的状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中国的教育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武汉沦陷前的1938年4月,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两刊因此一度被迫停刊。然而,在当时极度恶劣的条件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先生仍拨出专款用以资助季刊,季刊才得以时断时续地出版。抗日战争结束后,武汉大学在时任校长周鲠生先生的带领下迁回武昌珞珈山。在社会动荡和白色恐怖中,《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崇尚学术,发表了周鲠生、李剑农、韩德培等大家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也发表了很多很有见地的介绍和研究苏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一切也反映在了《季刊》的字里行间。

二、解放后《武汉大学学报》的曲折发展历程(1949年—1989年)

1949年后,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彻底解放,武汉大学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随着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武汉大学从此也进入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人才的崭新历史时代。

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后,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建设新型的武汉大学、发展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上。李达校长十分重视武汉大学的科研工作,同时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号于1956年11月正式出版发行。李达校长亲自撰写《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指出:“中共中央提出在文艺方面和科学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学术界显得更加活跃起来了。我们学校在这个时候出版人文科学学报,正好参加争鸣,让含苞已久的花朵开放出来。”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武汉大学学报》也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1955年到1957年上半年,《武汉大学学报》的出版是在平稳中前进的。而到了1957年之后,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这段时间是“‘左’倾思想影响渐兴”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7年起,我国实际上只是刚刚迈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门槛。但由于我们党开始对整个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缺乏经验,“反右”斗争又出现扩大化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领域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思想的冲击。历史的车轮不可能不在那个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论著中留有轨迹,学报也不可能不留下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记,发表了一些“左”倾思想观点的大批判文章,也有文章通过学报公开点名批判了一些正直的学者、专家和教授们,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由于李达校长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武汉大学虽然受到“左”的干扰和影响,其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活跃的,教学和科研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种气氛和环境中,《武汉大学学报》虽然发表了一些“左”倾观点的文章,但仍然始终保持着固有的学术性的正确方向,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力求反映武汉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的现状。

从1965年到1973年,极“左”思潮大泛滥,最后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气候中,《武汉大学学报》于1966年被迫停刊。随后,在《武汉大学学报》历史上出现了长达近8年的“空白”时期。

1973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下达指示恢复出版大学学报。不久,国务院批准武汉大学恢复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两种学报。1973年9月,在与学术研究气氛很不协调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武汉大学学报》重新复刊。复刊后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全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偏离其固有的学术性的正确方向,基本上与当时的政治运动保持协调一致的节拍,发表的文章大多数是附和当时政治运动的内容。

在1973年至1978年是继续阶级斗争时期,在这5年多时间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虽然恢复出版,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学报固有的学术性特色未能得到体现,从形式到内容基本上政治化,变成附和现实进行政治宣传的一般性刊物。

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在武汉大学党委及行政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及时拨乱反正,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学报编辑队伍的建设,努力恢复和提高武汉大学学报的学术地位。

从1979年第4期起,《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由原来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改由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1981年5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名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1980年9月起,《武汉大学学报》被国家批准由中国国际书店向国外公开发行。

1984年,武汉大学调整了学报编辑部的领导班子,加强了编辑队伍建设。从此,武汉大学学报进入了解放以来的编辑出版工作的最佳时期,学报的质量不断提高,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新时期《武汉大学学报》的稳定发展与走向辉煌(1990年—2010年)

从1990年到2000年,武汉大学学报进入了全面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武汉大学学报》历史上比较平稳的时期,也是走向辉煌的时期。分别在1992年、1995年、1999年连续被评为“湖北省一级优秀期刊”;1991年、1994年先后荣获湖北省先进期刊编辑部一等奖;1995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列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1998年获湖北省出版优秀佳作奖;1992年、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均被列为社科综合类核心期刊;1999年被评为全国“双十佳文科学报”第5名;2000年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被列为全国综合性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第4名。

从2000年走进新世纪以来的十年应该是《武汉大学学报》发展最为辉煌的十年。从2001年、即从21世纪开始,《武汉大学学报》改为以刊登社会科学论文为主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以刊登人文科学论文为主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两个刊物向国内外出版发行,继承了1930年《武汉大学学报》创刊时编辑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的格局。新的《武汉大学学报》将随同强强联合后的新武汉大学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纵观《武汉大学学报》创刊80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的新鲜经验告诉我们,要办好学报,最关键的问题是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关心,编辑部要有政治业务能力强、得力能干的领导和一支训练有素又热心于“为人作嫁衣裳”的编辑队伍,要有严格的审稿制度,要经常联系作者,了解各学科领域的信息动态,及时发现优秀论文,这些都是办好学报的根本保证。

80年的风风雨雨,《武汉大学学报》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其中有成功的经验,曾经几度辉煌;也有惨痛的教训,比如1957年反右之后所发表的文章很多没有理论色彩,缺乏学术性;1974年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照搬照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当时称之为“两报一刊”)的文章,其理论单调,教条主义泛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他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也该对其历史教训反躬自问,有问题有错误不应回避,有辉煌有成就也得肯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为了办好21世纪的《武汉大学学报》,继续为促进强强联合之后的新武汉大学的学术事业做出贡献。

四、学报的作用与使命

高校学报是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窗口,透过这个窗口,世人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个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学术水平,尤其能全面或较为全面地了解该学校的科研和学术的进展情况及水平.因此说,学报不仅是反映这所学校教学、科研学术成果的重要园地,而且也是衡量该校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尺。她对于提高教学、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高校文科学报也是一种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技术性很强的大众媒体。在21世纪国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情况下,强大的祖国要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此时此刻之我国高校文科学报的这一性质、地位和作用则显得更加突出。它仍将是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仍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乃至对世界都要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几经风雨,几度春秋。现在的《武汉大学学报》与过去之相比,尽管刊名一样,又都属于理论研究的范畴,但时代不同了,现在要与时俱进。那么,学报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使命。

在此之前,本刊已经发表过几篇庆祝《武汉大学学报》创刊80周年的文章。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授在《再谈大学学报的使命》一文中就充分说明了学报“作为学术期刊,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宣传科学、传播真理的伟大使命,同时还要肩负起学术打假的任务”。他认为“从大学学报诞生至今,基本上贯穿了两个办报的原则:一是反映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刊载本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成果”。但是,“我国大学学报的学术质量并不高,缺乏独创性的学术论著,学术争鸣也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这些都尚有待提高”,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来自于高素质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培养一支富有创造精神的教师队伍,扎扎实实地、心无旁骛地开展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培育严谨、求是的学风,是办好大学学报的关键之所在。”同时,“学报应当引入竞争机制,重点大学学报之间要互相交流,不慕名校(或名人)要慕名文。要善于发现那些确有真知灼见的“小人物”的学术著作,要敢于发表那些有歧见的学术论著,大力开展学术争鸣,敢于标新立异,因为推动新学术发展和创建新学派毕竟是我国重点大学及其学报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重大使命。”

著名法学家、我国国际法学的一代宗师、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韩德培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里给《武汉大学学报》的赐稿中指出:“名家的文章不一定篇篇都好,初生牛犊的见地也有可能一鸣惊人。从权威者的著述中剔除那些应景之作,从青年学子的稿件中发现旷世之才,这都是需要编辑人员的慧眼和勇气的。汇集名人佳作对于《武汉大学学报》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难事,但选用名不见经传者的投稿而开一派学说风气之先的事情,则不那么容易发生,也不那么简单。”

由此,我们认为,新的时代,新的使命。我们不但要继承前辈留下的宝贵经验与学术财富,秉承学报的办刊原则,宣传科学传播真理,为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还要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推动学术的“百家争鸣”;更要总结《武汉大学学报》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续为促进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五、对学报未来的展望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整个世界也已进入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面对时代如此激烈的竞争与挑战,社会科学学报要生存,则必须适应时代、反映时代进而指导时代、领导时代,发挥其教育的功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要还是以刊载本校学者、专家、教授的优秀成果为主,当然我们也需要开放式办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校外甚至是国内外优秀的科研成果。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出版《武汉大学学报》英文版,以更好地促进和加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传播与学术理论的交流。

而作为社会科学学报的编辑,更应该到“中流击水”,接受各种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社会科学学报的编辑,是执行学报自身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严谨科学性的主体,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第一鉴定者和学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必须要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水平,能熟练地掌握党的各项宣传政策,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与学术等关系,在各种社会思潮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前,既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有政治家式的政治敏感性,又能在学术上高瞻远瞩,富于科学的预见性。

关注老学者,培养中青年,营造学术梯队,这也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编辑人员也要加强自身建设,营造一支强有力的学者化编辑队伍。学者化编辑应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秉承敬业精神,对自己编辑的相关学科有着颇深造诣,拥有相关学科的科研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些学科的专家;同时,为了提高自身的编辑修养,本刊编辑还应进行编辑学研究,使自己具备扎实的文词功底、熟练的编辑技术,努力成为21世纪具有创新意识的、“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专家学者型”的编辑。在这方面,本刊前任常务副主编吴友法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德国史研究领域专家、博士生导师)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多经验。

跨入21世纪已近10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还要认清形势,端正态度,明确任务。所谓“认清形势”,就是要看到21世纪所要面临的竞争与挑战的严峻性;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有投入竞争与挑战的正确态度;所谓“明确任务”,就是一要重申社会科学学报的性质,扶正旧观念,创立适应时代科学发展的新理念;二是要立足于2l世纪,思想要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明确在新形势下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趋势及应采取的对策。

日前,武汉大学校长、本刊主编顾海良教授为庆祝《武汉大学学报》创刊80周年欣然题词“止于至善”,其意思是不论是做任何事或从事任何工作,都应该并力争达到完美的境界。“止于至善”是一种以卓越为核心要义的至高境界的追求,是一种大真、大爱、大诚、大智的体现,更是一种自我超越与升华。对于我们《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编辑来说,这就要求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力求做到精益求精而毫不懈怠,为提高教学、科研和学术水平,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我国现代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明天,必将会迎来一个又一个创新的机遇和更严峻的挑战,也必将会再创一个又一个辉煌!

(责任编辑 何坤翁)

1672-7320(2010)01-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