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万武，王俊杰

(军械工程学院人文教研室，河北石家庄 050003)

司马迁的战争观（二）

丁万武，王俊杰

(军械工程学院人文教研室，河北石家庄 050003)

司马迁虽然不是纯粹的军事理论家；但他在对先秦军事思想充分吸纳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了独到的战争观。司马迁对战争人才、作战指导原则及战争目的也有自己的认识。司马迁的战争观涉及战争观的基本方面的同时，在理论性与系统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它通达而富有智慧，具有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

司马迁；《史记》；战争观；战争人才；作战指导原则；战争目的

司马迁对战争起源、战争定义、战争性质及民族战争的认识，我们在《司马迁的战争观（一）》一文中已作论述。此外，司马迁对战争人才、作战指导原则及战争目的也有深刻的见解，本文就对司马迁战争观的这些方面继续进行探讨。

一、战争人才思想：“唯在择任将相”

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军队的指挥者即将帅的地位与作用显而易见。相作为国家的总管，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相的贤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外有良将、内有贤相，共同辅佐贤明的君王，君王才能够承续圣统，无战而不胜。用什么样的人为将为相，是关系国运的大事，更是直接关系战争胜负的大事。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论赞中说[1]2919：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张守节在《正义》中对此注解说：“言尧虽贤圣，不能独理，得禹而九州安宁。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而务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故太史公引禹圣成其太平，以攻当代之罪。”[1]2920张守节认为司马迁在讥讽汉武帝不能择任将相，偏听小人谄言，最终导致对匈奴的战争劳大而功小。《匈奴列传》的论赞表明司马迁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用人问题，特别是战争中对将相的任用。

司马迁通览古今，对几千年战争史中的将帅作了全景式扫描。他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展现了一个良将方阵，廉颇、赵奢、李牧三位名将支撑起了赵国的数十年“蓝天”。廉颇老当益壮顾大局识大体、赵奢公而忘私、李牧外柔内刚。赵国有此三将在，使虎狼之秦不敢小觑它，使匈奴不敢来南山牧马。《白起王翦列传》中的白起、王翦率雄师百万，横扫六合，其用兵惊天动地，终于完成秦国数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淮阴侯列传》中刘邦拜韩信为大将，韩信用兵神出鬼没，击败喑噁叱咤的西楚霸王，打下汉家江山。《绛侯周勃世家》写汉武帝因“细柳营”而感叹周亚夫“此真将军矣！”[1]2074临崩时告诫景帝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1]2075后来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果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司马迁也写了一些因国君用人不当、将非其人而导致的军败国危的事例。赵括纸上谈兵，在长平之战中断送赵国四十万条鲜活的生命，从根本上伤了赵国的元气。汉武帝因裙带关系重用庸碌卑琐的李广利，才有后来的李陵兵败，最后李广利竟然投降了匈奴，成了可耻的叛徒。

司马迁还“实录”了一些古之名相。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才成为春秋首霸。蔺相如不仅有口舌之辩的才华，更有“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宰相肚量，与廉颇演出了一场“将相和”的历史名剧。萧何、曹参在汉初倡行无为而治，萧规曹随，不计个人恩怨，有名相之风。

对李斯为秦相的功过，司马迁在《李斯列传》论赞里主要从反面评价了李斯为秦相的过错，李斯因为相不当招致秦国的速亡，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汲取。

在《张丞相列传》里，司马迁叙写了文帝、景帝、武帝时期一群挂名充数的宰相，这些人没有什么军功与谋略，持法守成、无所作为；甚至一味曲学阿世，近乎佞幸一流。

司马迁从正反两面叙写了择任将相的重要，任用良将贤相则国昌兵胜；反之则可能导致国衰兵败。司马迁警告最高统治者，对战争用人问题要高度重视、要慎之又慎。

二、作战指导原则：“兵以正合，以奇胜”

有了训练有素的军队，有了指挥三军的将帅，并不意味着就能打胜仗；还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才能在战争的大海中自由驰骋。毛泽东指出：“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2]478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是非常丰富的。司马迁特别强调奇正相生，并把它作为作战的根本原则。

司马迁在《田单列传》论赞中评论田单用兵时说[1]2456：

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司马迁对田单的用兵赞不绝口，那么田单到底是怎么用兵的呢？田单本是齐国一个无名的临淄市掾，在安平溃退中让族人们把车轴两端突出的部分锯断而后裹上铁皮，因此在混乱中田单族人们才得以逃脱，这初步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在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个城池的危局下，田单被推举为即墨守军的头领。田单首先用反间计，使燕惠王撤换了燕军统帅乐毅；接着又装神弄鬼，激励齐军士气。田单挑动燕军割掉齐军俘虏鼻子，挖掘即墨人坟墓，激起即墨军民同仇敌忾、誓死而战的决心。田单还派人假装与燕军约降，最后出其不意使用“火牛阵”大败燕军，并一举收复齐国全部失地。可以说田单是一位深谙战争“奇正律”的优秀统帅，因此才赢得太史公的如此赞誉。

司马迁的“兵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渊自《孙子兵法·势篇》[3]：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奇正的含义非常广泛，一般而言，以常法为正，以变法为奇；以仁义为正，以谋诈为奇。司马迁主张要尊重战争规律，当正则正、当奇则奇，奇正变换使用都是为了战争追求的终极目标：胜利。

司马迁对那些不知变通、固守成法的战争人物则作了含蓄的批评，且看《宋微子世家》中对宋襄公泓之战的叙写[1]1626：

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宋襄公被大多数人认为迂腐，几千年来为人所笑，毛泽东甚至以此告诫他的部队：“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2]492然而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的论赞里却又发了另外一番感慨[1]1633：

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夫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缺礼义，褒之也，宋襄公之有礼让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自述写作《宋世家》的主旨时也曾经说：“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1]3308意思是说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受了伤，却得到了君子的盛赞。在这两处，司马迁却又对宋襄公在泓之战的“礼让”大加褒奖，这与他在泓之战的史实叙述中对宋襄公的态度不免自相矛盾，这里边的蹊跷何在？

首先，这是由史料来源不同造成的。宋楚泓之战最早见于《春秋·僖公二十二年》，《春秋》的各“传”对宋襄公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古文《左传》讥讽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视之为迂腐。今文《公羊传》则对宋襄公赞赏有加，说他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既使周文王打仗也不过如此。《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泓之战采用的是古文《左传》之说，而论赞采用的则是今文《公羊传》。正文和论赞分别采用古文经和今文经说，这样就造成了对宋襄公评价的前后矛盾。

其次，司马迁有感于“当代”礼义之缺失，故而褒赞宋襄公，对他在战争中犯的错误就无意间“视而少见”了。在一定意义上，汉朝是由刘邦——一个无赖凭借圆滑与“天运”建立起来的，从汉朝开国皇帝身上是看不出任何道德色彩的。有了这样的基因传承，后来汉家皇帝虽口口声声以“孝”治天下，那终究是骗人的把戏。司马迁看到的是屠戮功臣、父子相残、手足相害，一些酷吏奸佞大行其道，孔老夫子所推崇的仁义道德几无立锥之地。正因为天下礼义丧失，故而司马迁对奉行礼义的历史人物才会更加赞叹，即使是宋襄公这样并不是特别“高大”的人物也得到了司马迁的表彰。

再次，是上古“军礼”传统与当世“兵以诈立”两种战争观念的对立造成的。春秋中期以后，在战争观念上，逐渐突破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即由‘以礼为固’向‘兵以诈立’的过渡，由重‘偏战’（两军各占一面相对）的‘堂堂之阵’演变为‘出奇设伏’。”[4]122而泓之战就发生于战争观念转变的时期。宋襄公仍然坚守“军礼”，坚持战场交锋的“正而不奇”原则，要进行“信而不诈”的战争。“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司马法》、《穀梁传》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视为其对古军礼的申明和执著。”[4]126明晓了这样的历史背景，司马迁对宋襄公就有了更多的“同情之理解”。这样，在太史公对泓之战的史实进行叙述时，参以“兵者诈道”的战争基本原则，宋襄公就不免显得迂腐、可笑和可怜；但若以上古的“军礼”来衡量，司马迁又忍不住在论赞中对宋襄公对“礼义”的坚守进行褒奖。评价标准的不一致产生了对宋襄公前后评价的不一致。

综上所述，司马迁虽然在个别战例的叙写中在“礼义”与“谋诈”之间徘徊不定，在战争“正”与“奇”之间似乎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但是，在总体上，他还是受了春秋中期以来兵家“奇正”理论的熏染，主张战争中还是要奇正并用。这在他对众多战争人物出神入化的用兵谋略的描写及赞赏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三、战争目的：“偃武一休息”

司马迁在《律书·序》中对汉高祖、汉文帝停止武力征伐而专心休养生息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军事思想的又一个方面，即“偃武一休息”的战争目的。且看《律书·序》[1]1242：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

《律书·序》还用了相当的篇幅转录汉文帝的一道诏书，当有人劝汉文帝对周边进行征讨时，汉文帝曰[1]1242：

这道诏书反映了汉文帝对战争的态度。文帝认为战争是“凶器”，即使能达到愿望，战争发动起来也会有耗费和弊病；因此他主张不能为了建功再去骚扰老百姓，最后的结论是“且无议军”。

汉文帝继承了高祖“偃武一休息”的政策，其结果是“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1]1242对汉文帝的偃兵息民的战争政策，司马迁又在该篇“太史公曰”里做了不遗余力的赞赏：“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1]1243因为汉文帝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无论老少都能分享“和平红利”。

司马迁对汉高祖和汉文帝“偃武一休息”的战争政策的推崇，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对战争残酷性、破坏性、灾难性的深刻认识。战争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毁灭。在司马迁笔下，公元前293年秦白起在丹阳之战中斩杀韩魏兵卒24万；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秦军斩魏卒13万、沉赵卒2万于河，共计15万；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一役秦军坑杀赵国降卒45万；公元前234年平阳之战秦杀赵卒10万；公元前207年项羽坑秦卒20余万。以上只是《史记》中有据可查的杀戮在 10万人以上的战争。司马迁在写下一个个冰冷的数字的时候，他的心肯定也在滴血。除了参战的士卒的死亡，又有多少无辜百姓在战火中成了牺牲品，战争对生产力、对文化的破坏也都是难以估量的。其二，对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认同。汉初六十年，统治者在治国上都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休养生息。正因为如此，汉朝才在战争的废墟上逐步恢复过来。老子反对战争，认为它是“凶器”，“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八十章），这些思想既被汉初最高统治者所遵循，也被像司马迁这样的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其三，对汉武帝发动无休止的战争的厌倦与否定，这也是第二个原因的一体两面。汉武帝一改汉初实行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策，对外大举用兵，对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匈奴、大宛的战争几十年来连绵不断，百姓苦不堪言，本来繁荣的经济也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汉朝几乎又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司马迁本人又因为李陵兵败辩护而受宫刑，他对汉武帝发动的战争更是反感。司马迁在《律书·序》中对汉文帝的歌颂，其实就是以文帝作为武帝的一面镜子，他对汉武帝“多欲”战争的否定态度不言而自明。

司马迁的《律书·序》是他战争观的基本纲领，在这篇文字中除了指出战争的起因、定义和性质外，大部分篇幅就是大谈如何停止战争，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而对如何用兵消灭敌人却几乎只字未提。正如黄履翁所云：“其著《律书》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观其论文帝事，浩漫宏博，若不相类。徐而考之，则知文帝之时，偃兵息民，结和通使，民气欢洽，阴阳协和，天地之气亦随以正，其知造律之本矣。”[5]124杨慎也说：“太史公之为《律书》，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而于汉文帝尤加详写，可谓知制律之时而达制律之意也。”[5]355

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6]司马迁对战争前途还没有这样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他是从一个历史家的视角以人道主义的立场，通过表彰汉文帝，希望后来的当政者也能效法汉文帝，使人民休养生息、少遭兵火之灾。这也是司马迁对战争前景问题进行思考所达到的理论高度。

司马迁之前的史书，不能说其中没有战争观。就以写战争最多的《左传》而言，它也有对战争问题的基本看法。然而《左传》与《史记》相比，它还局限于对战例的罗列，上升为纯粹理论性的东西很少；即使有理论也很零碎，缺乏系统性。司马迁的战争观在理论性与系统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首先体现在内容上的丰富性与逻辑上的层次性。司马迁的战争观涵盖了战争观的基本方面，它对战争起源、战争定义、战争性质及民族战争，对战争人才、作战指导原则及战争归宿都有系统而独到的见解。这种进步其次也表现在表达形式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史记》五种体例中都有战争观的内容。司马迁虽然不是纯粹的军事理论家；但他在对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充分吸纳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了自具风貌的战争观。这种战争观通达、富有智慧，具有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 毛泽东. 论持久战[C] //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曹操, 李筌, 杜佑, 等. 十一家注孙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88-389.

[4] 黄朴民. 春秋军事史[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5]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 史记集评[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6] 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C] //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70-244.

Sima Qian’s View of War (II)

DING Wanwu, WANG Junjie
(Humanities Faculty Working Office, Ordnance Engineering College, Shijiazhuang, China 050003)

Although Sima Qian was not a pure military theorist, he had formed his unique view of war on the basis of fully absorbing military thoughts of Pre-Qin periods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He also had his own views on talents, guiding principles and aim of war. His view of war covered all essential aspects of view of war and achieved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aspects. His view of war, which is understandable and full of wisdom, is featured with distinctive historical rational characteristic.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View of War; Talent of War, Guiding Principle of War; Aim of War

K204.2

A

1674-3555(2010)02-005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2.009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09-09-20

丁万武(1966- )，男，河北唐山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