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解构神圣接近真实
——后现代语境下的鲁迅研究拾遗

田 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门“显学”。几十年的鲁迅研究走过了复杂而曲折的道路,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鲁迅研究的学术史,研究者们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鲁迅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全面的研究、理解和阐释,或从政治层面对鲁迅的思想和精神进行评价,或追寻鲁迅生命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或分析其高妙绝伦的艺术创作。总之,他们大都是以不同方式来肯定鲁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作的伟大贡献,赞美其理性精神,捍卫其“民族魂”地位。这样的鲁迅基本上是精神化和神圣化了的,离现实人间似乎很远。进入后现代语境后,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和转机。研究者们在新的语境下,对前人的研究甚至自己前期的研究企图来一个颠覆,对鲁迅进行解构,目的是想走近真实的鲁迅。这是鲁迅研究的另一种声音,使鲁迅研究的走向更为丰富、全面、深刻。

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在“不确定性”中有比较确定的特点:反抗权威、解构中心、反对一切形式的话语霸权、努力破坏话语等级秩序而创造一种彼此平等的多元文化等。因此,后现代语境中的研究者们在新的语境下首先高举的是“反”字旗。就连钱理群、张梦阳、孙郁等虽然一直坚守他们心中的启蒙知识分子原型意象的鲁迅,后来在深化其研究和思考后,也冲出和结束了鲁迅研究史上一直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意识形态批评的研究方法,标志性的文章是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和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集体性鲁迅转换为个体性的鲁迅,对鲁迅在高高圣堂之上的“文化巨人”“精神伟人”形象进行质疑,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颇为重要的研究收获。徐妍在《祛魅与还原: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重构的逻辑演变》中系统梳理了鲁迅形象的重构过程,大致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性重构和90年代的个体性重构。《鲁迅研究的“圣化”问题批判》的作者符杰祥、盖守双,深刻剖析了继承鲁迅精神遗产的知识分子和研究者在研究鲁迅时“圣化”鲁迅的缘由和圣化的本质,指出“圣化”的完美意识会限定他们的致思框架,对鲁迅原质世界的真实性和丰富性是一种简化和损伤。

针对鲁迅被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网络上发出了还原鲁迅的声音,出现了“解构鲁迅”的冲动。《网络文化传播:鲁迅形象重塑的民间路径》的作者黄健对网络文化传播的鲁迅形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有解构研究历史上的原有鲁迅高大形象的意味。画家陈丹青也曾以“救救鲁迅”为命题,呼吁救出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要将其还原为文化人。

从多方面进行思考,除了质疑鲁迅形象外,研究者还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进行解构,存在情绪化甚至妖魔化鲁迅的倾向。在这种龃龉中,恰恰强化了鲁迅形象在民间的展示,也展现出其自身形象及创作甚至鲁迅研究的矛盾性和丰富性。

在“反”的同时,研究者们也试着以“贴”的方式走近鲁迅,接近真实。即从精神层面关注鲁迅转向以生存体验的角度来研究鲁迅,这种研究以新理性来代替原来的理性,将鲁迅研究由神圣到民间、从集体性到个体性进一步深化。取精神文化视角研究鲁迅的钱理群在其著作《心灵的探寻》中,开始实践“回到鲁迅”的学术追求。他开启鲁迅研究“向内转”的先河后,王晓明也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以新颖的笔触对鲁迅作为凡人的人生遭际、生命体验及心理感受进行全面把握,使得鲁迅所亲历的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历历可见,这是对鲁迅平凡而真实的生命样态的成功展现。江南学者王彬彬择取鲁迅晚年的生命实境而完成的《鲁迅:晚年情怀》,展现鲁迅晚年的人生境遇和精神状态。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呈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生命形式,完善了个体鲁迅的复杂性的探索。还有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审视鲁迅的彭小燕,她的《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就是基于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视野考察鲁迅反击虚无、超越虚无的生命自救心路。她认为鲁迅在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的种种选择,不仅是出于直面人生、担当人间的良知道义,更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的自我救赎。这种审视使我们离鲁迅更近一步,表现出研究者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

曾有一度,鲁迅的直系亲属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情和史料,加上许多有关鲁迅的新资料的问世,促进了走近真实的鲁迅的研究。如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的《鲁迅故家的败落》及其他人所著的《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1927-1936)》《鲁迅的写作和生活·许广平忆鲁迅精编》等,对鲁迅的生平境遇进行了有力的介绍和印证,具体而细微地介绍了鲁迅生前的写作和生活习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研究者们也以此近距离窥见鲁迅,从生存-温饱-发展这种思路上展开对鲁迅的研究。这种原生态的研究也许更接近真实的鲁迅,更能还原真实的鲁迅本体。如吴海勇在《时为公务员的鲁迅》一书中清晰地再现了鲁迅是如何工作、如何与同事相处、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任职期间的政绩等细节;分析了鲁迅从事公职的心态变化和久任不迁沉沦下僚的缘由;并对鲁迅成为公务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是生存环境的压迫,二是内在的思想驱动即遵循传统文化士官途径的传统影响和继承祖业重振家风的实际需要。该书用大量翔实的材料勾勒出鲁迅的公务员生涯,增进了后来者对鲁迅人生及其文字思想的进一步解读,鲁迅的生命意义也得到全新索解。刘守亮、江红英的《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认为鲁迅采用童年视角创作时,除了表现儿童的纯真无邪外还多了一份清醒的理性审视,显得深刻有韵味,原因是他童年时的缺失性经验。《病、爱、生计及其他——〈孤独者〉与〈伤逝〉的并置阅读》的作者安文军,则通过对鲁迅的两篇小说的并置细读,从“病”“爱”“生计及其他”三个方面揭示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的惨淡人生和小说创作之间最深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敞开了一个更为丰富也更为浩瀚的鲁迅小说的意义空间。吴高泉在《兄弟失和与鲁迅的忏悔情结》中认为,“兄弟失和的事件中鲁迅负有一定的责任并且是和道德有关,因此对鲁迅的内心和创作影响很大”,文章通过对兄弟失和事件性质的分析和对鲁迅有关作品的解读,为探究其作品中表露出来的浓重的悔恨、痛苦、仇恨、绝望等情绪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另外,鲁迅在厦门时期的生活也得到很大关注,《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认为鲁迅到厦门大学后感到孤寂,不仅因为他的文化思想和当时的学院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差异和矛盾,还因为他与许广平分隔两地,所以“学术”解闷不够,转而离开了厦门。《鲁迅为何提前离开厦门》一文,更为透彻明白地解析了鲁迅提前离开就是为了和许广平在一起。

这些对鲁迅生命真际的探寻,对鲁迅生活轨迹的追溯,是研究者基于鲁迅最基础的生存方式之上,把鲁迅从“神”还原为“人”,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真实、贴近鲁迅,洞见鲁迅平凡而又真实的生命样态,感受到鲁迅生命的苦闷、心灵的苦痛和那颗挣扎着的灵魂所具有的“反抗绝望”的生命张力后,完成其内在深层缘由的深刻思考。这种研究虽对前期鲁迅崇高形象有所消解,但无疑对前期的鲁迅研究是一种新的突破,研究道路呈现出另一种不确定性。

新时期以来的学者们,在后现代语境下从各个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鲁迅进行研究,拓宽了鲁迅研究的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直接用后现代理论分析鲁迅的创作,如古大勇的《鲁迅的创作与后现代主义》就是从思维态势与艺术方法的角度理解鲁迅的创作,认为其创作具备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具体表现为:(1)反体裁;(2)“游戏”与“反文化”的历史深度消解;(3)艺术表现手法:戏仿;(4)对本体存在的怀疑;(5)文本语言的“不确定内在性”[2]。

《故事新编》是鲁迅致力于文体创新的历史小说,他将神人和圣人还原为俗人,英雄被置于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尴尬地位,历史被放逐。研究者一直关注它的后现代特征。如四川大学的廖久明在《〈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中,指出《故事新编》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讽刺作品,而是将现实成分嵌入历史题材的后现代主义边缘文本,认为生活于极端贫穷落后中国的鲁迅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新编》之所以具有后现代特征,其根源在于:(1)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具有相似的历史观;(2)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生存困境中;(3)从共时的、艺术倾向的角度说,中国古代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文本存在着相通的地方[3]。颇有后现代意味的是产生了很多与廖久明观点不一致的研究成果,如《共时的角度:鲁迅与后现代主义——兼与廖久明商榷》的作者刘岩认为,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边缘生存策略,鲁迅一方面重视中国民间边缘文本对正统宏大叙事的消解,并有所借鉴,另一方面却拒绝认同其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生存策略,这决定了《故事新编》的文本“类似点”无缘成为后现代主义特征。这是从历史体验和重估两个方面探讨了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在生存策略上的分歧[4]。

以上只是从几个侧面谈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鲁迅研究所具有的特点和取得的成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语境提供了自由、开放、和谐的争鸣风气,使得鲁迅研究有新的视域和新的气象,真正走向了多元和深层,趋向立体和丰富。这些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反映了人们认识鲁迅这个人,和认识鲁迅作品以及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因为后现代研究方法和角度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鲁迅形象本身应该就是多维的,后现代的鲁迅研究道路本身就不是单一明朗的,所以以后的鲁迅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会向何处去,怎么去,这应该是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但至少我们期待并相信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民间化、大众化的后现代语境中,研究者们肯定会冲破旧的研究范式,回到历史、回到学术、回到鲁迅本体,在研究道路上不断创新,其研究成果会更接近鲁迅本身,从而帮助人们全面认识、阐释鲁迅、接受鲁迅。

[1]吴高泉.兄弟失和与鲁迅的忏悔情结[J].温州大学学报, 2006(6):76-80.

[2]古大勇.鲁迅的创作与后现代主义[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4):1-4.

[3]廖久明.《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55-58.

[4]刘岩.共时的角度:鲁迅与后现代主义:兼与廖久明商榷[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