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震震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23001)

作家创作小说，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某种思想观念的影响。特定的思想观念不仅影响着作者创作的选材、文本的结构，还影响着创作行为的发生。《宝剑记》与《水浒传》两个不同的创作行为的发生以及两位作者的思想观念的差异，体现在文本上便会出现不同的选材和创作模式。

一

明朝嘉靖年间，文化权利的下移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文人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逐渐取代了以贵族为主角的文化模式。同时，传奇这种文体也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逐渐的成熟，并进入了文人的视野。大批的文人并不满足于用它来单纯的进行教化或者空泛的描述艳情说爱，而是力图借用这种文学样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张扬自己的主体精神。

因此，在嘉靖后期到万历初年之间，先后产生了我国古代三部著名的传奇作品，即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 《鸣凤记》。“这三部传奇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传奇戏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已经承担起巨大的艺术使命，广泛而深入地涉及了政治、历史与人生。这三部传奇中鲜明的忠奸对立观念、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成为明清传奇的重要主题，遗泽后世，厥功匪浅。”[1](P111)

在《水浒传》的影响下，李开先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完成了《宝剑记》。《宝剑记》取材于《水浒传》小说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至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但是改动较多，令人耳目一新。关于《宝剑记》或者《水浒传》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或者著作却不多见。郭英德先生在《〈宝剑记〉：忠奸剧的定性》、韩鑫在《由〈水浒传〉改变的〈宝剑记〉、〈义侠记〉——兼论古代叙事文学样式的变换及其创作方法》，两文中均有涉及两者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从林冲的娘子这一人物入手，比较研究《宝剑记》与《水浒传》的异同。

二

对于李开先的《宝剑记》，前人斥责说它“生硬不谐”，“以致吴侬见诮”[2](P203)；“且此公不识炼局之法，顾重复处颇多。以林冲为谏诤，而后高俅设白虎堂之计，末方出俅子谋冲妻一段，殊觉多费周折。”[3](P47)；今人也曾评它是把“草莽英雄的性格士大夫化了”[4](P64)，在《宝剑记》中不仅仅是林冲这一人物性格有所改变，林冲的娘子这一人物形象也比《水浒传》中生动，人物性格也更加丰富了。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态度上。

在《水浒传》中只在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和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中，简单地提到了林冲的娘子。在《水浒传》中她出场次数非常少，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因为，她是林冲悲剧产生的根源。因为她漂亮，被高衙内欺侮，林冲才得罪了高衙内，因此才有《豹子头误入白虎堂》这一节。随着剧情的发展，最终林冲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红颜祸水”。关于这个问题聂绀弩先生说“《水浒》全部都是轻视妇女的”[5](P3)；马瑞芳说《水浒传》是“以‘女人是祸水’为主旨”[6]，小说中出现的女性都是“以淫乱、庸俗、粗野为突出特点的丑化女性的形象”。许鸿翔等人甚至认为作者的妇女观是非常“陈腐”[7]的。

到李开先的《宝剑记》，林冲的娘子——张贞娘，人物形象也丰满了。在《宝剑记》中张贞娘贤惠美丽、孝顺、有勇有谋，但又不失女子本色的羽翼丰满的人物，作者完全是站在颂扬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形象。作者不再是以“红颜祸水”的立场来审视这一人物形象了，这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宝剑记》是一部“忠奸剧”，其与《水浒传》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把林冲与高俅父子的冲突由社会冲突改变为政治冲突，突出了二者之间的忠与奸的矛盾。《水浒传》中把林冲遇难，起因于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垂涎于林冲之妻张贞娘的美色，旨在表现红颜祸水和权势子弟在社会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展示中下层人民的苦难处境，这就带有浓厚的市井文学的世俗性特征。而《宝剑记》传奇却从市井步入朝廷，完全改变了林冲遇难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把林冲的遇难归结于政治斗争。这便从根本上摆脱了“红颜祸水”之一思想。

其次，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宝剑记》中张贞娘与高衙内的相遇是在林冲被抓之后。在《宝剑记》中，林冲上书参劾高俅，后被高俅骗入“白虎堂”，打入牢狱，妻子贞娘入庙为其祈福误见高衙内。而在《水浒传》中，则是高衙内两次调戏林冲的娘子，都被林冲打散。高衙内怀恨在心，用计骗林冲入白虎堂，准备除掉林冲以绝后患。《宝剑记》中的林冲娘子为了救林冲，曾“避着婆婆，向灯前写就一本冤词，面诉圣上。暗藏小刀一把，去冤鼓楼前，自刎一刀命尽……”[8](P32)；曾卖一金钗来葬婆婆；也曾千里寻夫。李开先笔下的张贞娘已经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鲜明个性的忠贞的人物形象。

第三，林冲妻子形象的转变，是由两种不同文体的性质决定的。传奇与小说相比较，是一种篇幅相对短小，结构相对简单，人物较少的文体。其主要的社会功用是教化，作为一个主要人物，一个能够与林冲“分庭抗礼”的人物，作者不可能把她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形象的。

总之，《宝剑记》再创造了张贞娘这一形象。《水浒传》中的张贞娘因不堪屈辱而自缢身亡，形象不丰满。李开先则不惜浓墨重彩，将其着力刻画成一个深明大义、忍辱负重、忠孝两全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崇高美德。从篇幅上看，张贞娘甚至超过了林冲，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作为英雄传奇的《水浒传》相比，严肃的政治剧《宝剑记》因为有了她而洋溢着更浓厚的人文色彩。从全剧来看，张贞娘的性格特点对戏曲情节的发展具有多重推动作用。

三

《宝剑记》与《水浒传》中林冲妻子的另一个不同点是：人物的结局不同。

在《水浒传》中林冲的妻子最后“被高太尉威逼亲事，自缢身死”[9](P233)，而李开先《宝剑记》中林冲和妻子最后得以团圆，并得以“洛阳郡夫人”的尊号。造成这种结局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传奇作为一种戏曲形式，它继承了元杂剧等我国古老戏曲的模式，多以大团圆模式为结局。例如元杂剧《秋胡戏妻》等，将本来的悲剧故事改变成了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其实，这种大团圆的结构模式不仅在戏曲文学领域存在，在我国的小说世界中也有这样的结尾方式。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中国比较完整的叙事作品的深层，大多运行着这个周行不殆的‘圆’。也就是说，中国人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投射到叙事作品的潜隐结构上了。”“潜隐的圆形结构之广泛存在，是由于它对应着中国人的审美理想。”[10](P518)中国人内心的这种潜隐的“圆”，深刻地影响了戏曲小说的结构模式。由于《水浒传》结构宏大人物众多，林冲及其娘子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潜在的圆形结构在其身上表现的不明显。但如果我们通观整个《水浒传》，这种潜在的圆形结构还是存在的，杨义先生把它称之为“圆圆相套的另一种较为松散的形态”[11](P521)。而《宝剑记》篇幅相对来说比较短小，其中林冲和张贞娘具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故事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两个人展开。因而，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善恶终有报的潜隐的圆形结构，正如其第一出所唱“春花落尽更还开，秋月年年长在”[12](P5)。

第二，传奇作为一种可以被搬上舞台的表演艺术，其内部存在着两个交流系统。内在的交流系统是演员之间的交流；外在的则是观众与演员及其戏曲的交流。这个外在的交流系统直接影响了观众的上座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观众走进戏院看戏是为了放松心情，他们会在心里设定一个标准。作为剧作家当然也十分清楚观众的这一心理要求，会竭力的创作出一些迎合观众口味的剧作。《宝剑记》虽然是一部政治剧，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奇，但它也没有摆脱这一窠臼，因为毕竟它是要被搬上舞台表演的。早在元杂剧时代，把悲剧改编为喜剧也比比皆是。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秋胡戏妻》，还有《李逵负荆》都把严肃的问题简单化、喜剧化，为观众制造些科浑和笑料，让观众能够以一种轻松地心态走出剧场。

正是由于以上两点原因，才造成了《宝剑记》与《水浒传》中林冲娘子一喜一悲的不同结局。其实在《宝剑记》中我们虽然在表面上看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其深处还是一种悲剧。林冲虽然和其娘子破镜重圆，但是他们是踩在林冲母亲和锦儿血的代价之上的。虽然恶人有恶报，但是要用多少人鲜血的代价来换取。美好的团圆是一种“含泪的微笑”。总之，《宝剑记》与《水浒传》中林冲妻子张贞娘有许多的不同点，也有其相同的地方。《宝剑记》对《水浒传》即有接受也有创新。

[1]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 [明]沈德符.顾曲杂言[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 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 马瑞芳.女性意识在三国水浒中的空前失落[J].东方论坛,1994,(4).

[7] 许鸿翔.《水浒传》是一部阴阳失调的书[J].大连大学学报,1999,(5).

[8] [12]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二集)[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9] 施耐庵.水浒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 [11]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