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汝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与创新

王中汝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社会价值观是反映社会利益、规范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社会价值观具有多样性和非等值性，其功能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要求。社会价值观需要刻意的培育与塑造才能健康成长，其得以形成并发展的最终根源在于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价值观建设中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旧”与“新”的关系，在扬弃旧有价值观与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符合自己时代需要的新型价值观；二是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在存在着多样价值观的社会，要有效地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形成一种核心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社会主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

一、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和非等值性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6）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类实践的对象包括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因此，价值观的主体是人，包括个人以及人的集体——阶级、阶层等。人类实践的一切对象，则构成价值观的客体。在个人价值观之外，为社会多数人共同拥有、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价值观，即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反映的是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自身也呈现出多样性与非等值性特征。只要还存在利益差别，具有共同生存条件的个人，都会组成阶级、阶层、民族、利益集团等群体。由于这些群体在谋生条件、行为方式、生活情趣等方面不同，因而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也就反映出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社会价值观的非等值性，则是指各种价值观被接受程度、相互之间的地位的不同。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管社会价值观如何多元，只要社会自身还没有实现完全自治，任何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也就是该社会的主导价值观，都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往往被披上社会普遍利益的外衣。相应地，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也表现出主导性、普世性。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是以具有普世性特征的价值观为核心的。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往往占非主流地位。但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当统治阶级被革命推翻时，他们的价值观也随着政治统治的垮台而成为革命的对象，成为没落、过时的价值观。相应地，代表了历史进步趋势的新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不同阶级有自己的价值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当然，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也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如在我们中国的不同时代，几乎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会把孝顺父母、教育后代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二、社会价值观功能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要求

马克思主义为观察社会生活提供了最科学的方法，那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P776）价值观属于精神上层建筑，它的首要功能是引导主体行为，服务经济需要。个人的价值观，服务于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阶级的价值观，服务于阶级经济统治、政治统治的整体需要。当然，满足精神需要，也是价值观的重要功能。

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P523）正是这种社会管理职能，才使得政治统治具有某种合理性。社会价值观也是这样，既有统治与被统治等政治内容，也有不分阶级、服务于社会整体的功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基本功能是引导社会行为、维持社会秩序。只有在履行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才能实现其特殊目的，即为阶级统治辩护，维护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被统治阶级也有自己的价值观，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具有革命性、颠覆性与理想性，其基本功能就是论证现存秩序的不合理性，并为支持者提供一个光明的未来景象。但是，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也不能脱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底线，只有这样才能具备道德上的感染力，才能被社会大众接受，使更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价值观在社会运转过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无论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还是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任何一个社会，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价值观问题。

三、社会价值观的培育与塑造

社会价值观功能的发挥，具有前导性与滞后性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价值观的前导性表现为：在社会变革时期，新生的、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观，往往引导公共舆论、社会潮流，充当社会变革先锋的角色。比如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主张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尊重人的价值，就充当了之后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价值观的滞后性则表现为：那些即将丧失历史合理性的价值观，不合时宜地占据人们的头脑，沦为社会变革的障碍。新生的价值观在刚刚萌芽之时，往往比较弱小。相反，旧有的价值观则显得异常强大。新价值观取代旧价值观，往往要经历一个此消彼长的剧烈冲突过程。新生的价值观，需要持有主体的刻意“建设”与“塑造”，才能健康成长。

价值观之所以需要建设，且能够建设，还在于价值观既“自发”又“自觉”的发生学原理。在个人层面，价值观是自发的，其具体内容取决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自发的价值观，具有盲目性，往往受限于个人的知识、视野、经历等，并不总是符合主体利益的。换言之，个人的价值观唯有在社会层面形成某种自觉，成为具有相同地位、相同利益的众人的价值观，才能成为判断利益、追求利益、实现利益的行为向导。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生活在真空里、没有社会关系的人，所以就需要群体组织对个人自发的价值观进行自觉引导、自觉塑造。丧失了基本价值观的人是没有灵魂的人；没有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观引导的阶级或政党，也难以成为有所作为的阶级或政党。一个丧失了价值观念创造能力、不能在观念层面对自己的统治进行合理化、合法性辩护的统治阶级，离衰落已经不远了。牢牢控制社会价值观的诠释权，并且有能力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统治阶级或任何一个执政集团统治活力的鲜明体现。

四、社会价值观创新的最终根源

尽管价值观需要有意识地塑造，但能够塑造成功，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任何人、任何阶级的主观行为。价值观得以形成并发展的最终根源，在于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往往充斥着权威、稳定、秩序、服从等内容，这与自然经济和共同体社会是密不可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这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价值观剧烈变迁的历史时期，往往也是整个社会生产、交往形式大变动的时期。生产方式变了，人类交往形式变了，就会不断淘汰旧的价值观，同时不断创造新的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的塑造者，特别是统治阶级，必须具备洞察、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能力，引导自己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念顺应时代潮流，更新发展并延续生命。所谓“识时务者”，即指那些能够把握社会发展大势的人。不识时务者，必定会被历史淘汰。在17世纪至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与法国贵族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命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英国贵族充分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贵族政治的没落，因而务实地摆脱身份、声望、名誉、特权以及不得经商等旧规则的束缚，投身于商品经济的大潮，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从而挽救并延续了自己的生命。法国贵族到18世纪末期，已经丧失了社会职能，但还依靠自己的政权享有经济特权。在扑面而来的商品经济与自由平等的思潮面前，他们耽于经济特权、对工商业的传统偏见以及大量的纯粹荣誉性的惯例不能自拔，1789年的革命洪流终将他们吞噬。〔3〕（P280-286）既然价值观的根源在于社会物质生产，那么价值观的建设也必须落实到切切实实的物质层面，特别是落实到人们的物质利益上去。

利益是每一种既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首要表现，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对于个人来说，价值观首先表现为人生观、利益观。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或执政党，如果忽视社会群体的基本需要，那么其价值观建设就会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孟子认为最大的“仁政”不是礼教，而是制产裕民。在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仁义道德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把民生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切切实实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问题，既是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鲜明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诚实践。

五、在社会价值观建设中正确处理“旧”与“新”、“一”与“多”的关系

在社会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旧”与“新”的价值观是相对的。并不是一切“旧”的都是糟粕，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精华必须被传承下去，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文明成果；也并不是一切“新”的都是精华，脱离现实、经受不住实践检验的新生事物，往往沦为具有强大破坏性的“乌托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在谈及社会生产关系时，马克思曾经说过，某些生产关系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所特有的，某些是某几个社会所共有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P24）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用在价值观上同样适合。一些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些价值观是某个社会发展阶段所特有的。这种特有的价值观，往往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即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统治阶级必须根据生产方式的改革变化，在扬弃旧有价值观与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符合自己时代需要的新型价值观。

与此同时，还要正确处理价值观领域中“一”与“多”的关系。正如前述，社会价值观具有多样性与非等值性的特征，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任何一个存在着多样价值观的社会，要有效地维护社会核心价值，维持社会健康稳定运行，都需要形成一种核心价值观。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价值观也日益显现出多样化特征。价值观层面的变化，是生产方式、经济交往方式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利益显著分化了的不同阶级阶层的主观反映。基于这种多样化，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期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引领社会思潮，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侵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P203）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建设来说，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探索答案，塑造既能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的、满足中国现实需要的社会价值观。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0）06-0045-03

2010-10-18

王中汝（1973-），男，河南镇平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梁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