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琼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2）

南昌起义前后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杨绍琼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2）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是在领导实践中产生、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南昌起义前后，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已经初具特色，主要表现为：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斗争艺术，坚持原则、灵活机动的决策艺术，知人善任、使用得当的用人艺术。

周恩来；南昌起义；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在领导活动实践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能够提升领导水平；领导活动的实践，又能够培植领导艺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是在领导实践中产生、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实践的起点，也是周恩来参与中央领导机构重大活动的起点。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在南昌起义前后已经初具特色，并在起义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升华。

一、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斗争艺术

领导活动是由多种因素、多个环节构成的纵横交错的系统和过程，各因素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形成整体效能。只有高瞻远瞩，才能从整体上审时度势，作出正确决策。南昌起义前，周恩来在与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充分展示了其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领导才能。这一才能，主要体现在他对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大政策的判断和决策上。

（一）高瞻远瞩，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因而也是统一战线斗争的焦点问题。南昌起义前，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目的是夺取领导权；而陈独秀坚持“二次革命论”指导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则是自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国共合作前期和中期，周恩来高瞻远瞩，已经意识到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并为夺取革命领导权作出了许多努力，但都因陈独秀的退却让步政策而失败。

1926年初，在为处理“西山会议派”问题而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周恩来主张通过“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以取得革命领导权，但却因陈独秀的妥协导致计划搁浅。周恩来认为“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1〕（P119）这次让步的结果，把本来通过努力能够争取到的革命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右派，置自己于受人摆布的地位。

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发生后，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形势，坚决主张予以还击。但是，陈独秀反对还击，决定继续让步，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周恩来沉痛地指出：“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1〕（P121）经过这次让步，大批共产党员被迫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撤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被大大削弱，而蒋介石则巩固了其在军事上的地位，顺利地达到了争夺军权的目的。

在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开始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只要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完全可以打垮国民党的进攻。但是此时，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又作出了第三次大让步，即党务上的让步。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妥协让步，使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又一次得逞。从此，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的领导机构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占居了极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可言。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南昌起义之前所作的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军事和党务上接连取得三次大胜利。周恩来通过与陈独秀妥协退让政策的斗争，虽然没有扭转当时革命走向失败的局面，却进一步认识到了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南昌起义时，周恩来不惧个别中央领导的权威，正确处理了武装斗争中是否与张发奎结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使南昌起义得以实现。

（二）未雨绸缪，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达到高潮，促成了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势力，反革命势力空前嚣张。共产党人在血的事实面前终于懂得，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拥有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装。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周恩来认识到工农武装力量太分散、弱小，党还没有掌握正规军队的指挥权，因而未雨绸缪，为“抓枪杆子”做准备工作。他指出：“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2〕（P75）并开始了由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尝试。1924年11月，在周恩来和陈延年的具体指导下，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它名义上隶属于大元帅府，实际工作和活动却直接受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领导。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东征胜利以后，周恩来深感有必要建立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他从黄埔军校抽调学生作为骨干，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并从广西、湖南等地招募部分士兵，于1925年11月间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后扩编为第4军独立团。周恩来亲自过问排以上干部的任免、人员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问题，并亲自编制干部和新兵训练计划，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经常听取叶挺的汇报并予以指导，“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2〕（P86）1927 年 3 月，周恩来成功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为南昌起义前的一次预演。由此可见，周恩来此时已经很明确，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出低潮，取得胜利。

二、坚持原则、灵活机动的决策艺术

作为一名领导者，面对复杂的领导对象和环境，不仅应该在斗争中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更应该在决策过程中坚定立场，灵活运用策略，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运用个人的知识和经验，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形成决断。在南昌起义决策过程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其坚持原则、灵活机动的领导艺术。

（一）坚决进行起义，怒斥张国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向：或者从武汉继续北伐，或者东征讨蒋。周恩来审时度势，认为从全局考虑，不宜再缓和妥协。1927年6月中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提出举行湖南暴动的计划，指出在暴动中可集中力量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打土豪劣绅，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成立乡村问题临时委员会。但这个计划却因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而未能实行。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于1927年7月12日成立后，7月中旬确定组织民众进行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订湘、鄂、粤、赣四省进行秋收起义的计划，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随后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接济军火物资，南昌起义迫在眉睫。但张国焘到达南昌后，却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并声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反对这一提议，愤然以辞职相抗争：“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2〕（P122）7 月 31日，当张国焘又提出“不妨把这次武装行动只作为一次‘兵变’，不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时，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什么‘兵变’。”〔3〕（P36）当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前委紧急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周恩来既能及时洞察张国焘的阴谋，又能坚持正确的立场，旗帜鲜明，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行为，引导起义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

（二）随机调整策略，巧对张发奎。张国焘阻止起义进行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主张联合张发奎。张发奎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如若能争取到革命方面来，于革命有利；即使不能争取过来，倘能和他结成松散的联盟，我军胜利入鄂的希望也将大增。在处理张发奎的问题上，周恩来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一方面驳斥张国焘“不经张发奎同意，就不可动”的右倾观点；另一方面，一直在做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南昌起义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会并没有切断同张发奎的联络，并派高语罕、江董琴等高层人物与之谈判。高语罕在1927年10月提交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到汕头后，恩来同志代英同志叫我去香港接洽张发奎……到港始悉张已赴广州，后来他虽派了代表来谈，也毫无结果。”〔4〕（P264）即使到 1943 年，周恩来还派朱蕴山到广西找过张发奎，希望他为胡志明在广西举办越南干部训练班提供方便。这些事实都说明，当初周恩来对待张发奎的政策是正确的，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实践，为后来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运行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此外，周恩来随机决断的决策能力，还表现在革命旗帜的变更上。在南昌起义前，起义军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搞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1927年8月起义军进占瑞金，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省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后，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妥，随即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决定政权的性质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在1927年10月的流沙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在南昌起义过程中，善于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动，调整方针和策略，充分显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领导艺术。

三、知人善任、使用得当的用人艺术

作为领导，必须善于解决用人问题，尤其是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之时，选人与用人就成为当务之急。用人是否得当，关系到革命成败。周恩来知人善任、使用得当的用人艺术，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有六人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而对贺龙、陈毅的起用，首先归功于周恩来慧眼识英才、知人善任的用人艺术。

贺龙之所以能够成为南昌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的知人善任是其中的重要因素。1927年6月，周恩来在武汉时，曾经专门到贺龙的军部拜会。当时，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与共产党的正义斗争形成鲜明对比，贺龙早已心向共产党。此次见面，周恩来在肯定贺龙的战绩之后，分析了当时的政局，讲述了共产党对政局的主张，征求贺龙对回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意见。贺龙当即表明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及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次会面，为他们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后来贺龙在讲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提到：“周恩来同志与我的谈话，对提高我的思想觉悟，使我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P42）而通过这次交谈，周恩来也加深了对贺龙的认识，坚信他是一个堪当大任的人。1927年7月28日，也就是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开门见山讲了南昌起义的计划，虽然当时贺龙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周恩来还是将起义军总指挥的重任交给了贺龙。当贺龙再次表明自己服从中央领导的决心时，周恩来满怀期望地说：“大胆干吧！党相信你。”〔3〕（P44）周恩来的信任和重视极大地激发了贺龙投身革命的热情，不仅在南昌起义中，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贺龙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毅则是在起义军到达宜黄时才归队。他刚到部队时，并不被人重视。陈毅回忆这段经历时，曾经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4〕（P353）但是，周恩来当时已经察觉到陈毅的领导才能，在安排他到主力部队73团担任指导员时，觉得这是大材小用，委屈了陈毅。实践证明，周恩来的安排是正确的。此后，73团在陈毅等同志领导下，跟着朱德跨越更艰苦的征途，上了井冈山。

任用贺龙和陈毅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使用得当的用人艺术。正是基于这种领导才能，周恩来为新中国选拔和任用了一批又一批精英人物和骨干人员，保证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1〕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吴 珏.周恩来的说服与攻心之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4〕张 侠.南昌起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周 荣

D231

A

1009-1203（2010）06-0011-03

2010-10-20

杨绍琼（1981-），女，山东青岛人，扬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助教，中共党史硕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