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友谷

（文山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早年常乃德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

顾友谷

（文山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在早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常乃德在《国民》杂志翻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外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制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教育制度的演进过程。早年常乃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部分引起人们的注意。

常乃德；马克思主义；教育制度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许多寻求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翻译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人可能最终选择错了救国之路，其中就有常乃德。虽然常乃德的最终选择是错误的，但也不能因此抹杀其曾经作出的贡献。本文对常乃德的翻译成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简要梳理，并结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当时教育制度的研究，介绍早年常乃德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历程，或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增添一些新内容。

一、常乃德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由李大钊介绍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提到：当时喜欢弄弄李氏唯物史观的文人、学者和政客，为数实在不少。这当中就有20世纪30年代提倡生物史观的青年党理论家常乃德，他翻译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表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2号和第3号上。〔1〕（P299）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出版年表》中提及常乃德时这样表述：“1920年10月1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摘译《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的两段话，常乃德译，载（北京）《国民》第 2 卷第 3 号。”〔2〕（P1122）但是，至今人们对于这篇文章仍没有深入的了解，如冯天瑜在《唯物主义史观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遭遇》中谈及这篇文章时也仅认为其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的两段话”。〔3〕

其实，其内容绝不仅仅是两段话，据翻译者自称：“这篇文字是从爱尔兰劳动丛书里W.P.Larkin著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一章译出以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参考”，“恩格斯在1890年至1895年间写的几封信，也可以把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表明，我们要想完全了解这个理想，必须把这些信研究明白”。〔4〕必须指出，我们不能仅仅以为这篇翻译只包含了《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的两段话，还应该看到，常乃德翻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常乃德翻译的内容可知，他在翻译中把西方思想家对于马克思的看法，也引入了中国。如非马克思主义者斯来曼教授说：“在一个高尚的形式里头，包含着这样伟大的真理的元素，而且为科学的进步，作出了这样大的功绩。”〔4〕

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历史学家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通过常乃德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其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学家的影响：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大大改变了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上经济事实的态度。现在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承认弗来曼所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的话。现在的目的，是要对各时代人类的很复杂繁多的活动给一个系统的记载。各时代的物质状态，现在在历史学家看来，比过去的统治者的野心和妄想重要得多。这样一来，历史学家的见解的变化，马克思的功劳不小。他对于当时历史学家不注意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的态度加以非难，并不算错。而且因为他是过于看重经济的方面，所以他对于当时研究历史的过于理想的方法，提过有用的抗议。普通的历史，大都是政治的历史，社会生活很广大的各方面不过是附带的注意而已。”〔4〕

常乃德对于经济的事实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看法并不是片面的，这篇文章还进行了辩证的思考：“经济的事实无疑是国民历史的进化上一种很有力的力量，有些时候竟可以加大影响于一时的全部事项，这些事项倘若离开了经济的思索是不能明了的。”〔4〕然而若说全部历史的发展，是完全依靠经济进化才能解释，这是大错。如罗拉有名的一元论说，“所谓历史只有一个主领的原因，超越一切的原动力——经济——使相信人生，不只专为面包的历史学家信服”，〔4〕这话也是不对的。

常乃德认为，历史不能偏向任何一方面，因此历史学家达到“理想历史”最便捷的也是很慎重的路径就是把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理想主义相结合，以进行历史事实的研究。虽然“现在的时代，是一个个别研究的时代，似乎不能不使我们对于过去的历史，得一个总合的见解”；〔4〕但我们若想对于过去的历史得到一个总合的见解，只有建立在一个个个别研究的基础上，因为“唯有个别的研究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对过去的全体的历史作一个正当的判断和仔细的比较研究”。〔4〕

综上所述，常乃德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学的影响，经济事实在历史学家眼中的辩证关系，以及对于个别的研究和总合见解的关系，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通过翻译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看法，在当时都是比较早的，而这些以前都被人忽视。这些理应成为中国人介绍外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看法，重新认识这篇重要的文章，能使人们开拓视野，使我们温故而知新。

总之，常乃德这篇文章应该是翻译了W.P.Larkin所著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的一章以供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参考，而仅仅认为其摘译了恩格斯致别人的信中的两段话，其内容便大大缩水。更值得注意的是，其直接从英文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转译不同，这些理应成为外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看法的早期传入，对当时开拓人们的视野有很大帮助。

二、常乃德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制度

常乃德不仅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教育制度，这也长期被学界忽略，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常乃德的教育思想“虽不如高氏世道主义之教育‘泽及仓生’，但其为乌托邦的思想则与高氏无异，因为他的艺术的描写，只能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全部实现，而不能望真正有此种现实世界也”。〔5〕（P25）常乃德当时的教育思想，与后来他所加入的青年党的国家主义的主张有很大的不同。1925年，他在《全民教育论发凡》的后序中指出：“我在书中虽有不满意于国家主义的教育之处甚多，但此乃就永远之理想而言”，并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意：“我总想把几年的精力都用在这个问题上面，从事一种精密的研究，也许根据达尔文的物种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绝对不可企及的事业——狂妄狂妄，见笑见笑——但那至少总是五十年以后之事”。〔6〕（P241）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此文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教育制度演进的原动力是经济

在《全民教育论发凡》的“教育制度之历史考察”一节中，常乃德只叙述了教育制度在历史上演进的大概情形，还不曾进而探讨其演进之一般原理，但是可以看出来，教育制度“演进是依据于它所处的背景的，在什么社会中方能产生出什么样的教育制度，而教育制度演进方向及形式的原动力还是经济。即使我们不赞成唯物史观的说法，而经济情形对于社会各种制度的影响极为重大，我们总不能不承认的”。〔6〕（P106）

他联系十几年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所以定向这一方面走”的缘故，认为完全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动和压迫，但是这并非是经济决定论，他指出：“自然也像恩格斯所说，拿经济当作一切的原因时，也不过说经济是一个总轮子，其余上面建筑的许多东西都是随它转罢了，并非抛弃一切，单说有经济才能直接影响于事业；如是说经济影响于教育时，也只是说其余各项影响于教育思潮的来源也都是受经济的发动而已”。〔6〕（P163）

（二）教育制度的演进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

作为社会制度之一的教育制度，其演进之历程与整个社会制度演进之历程息息相关，尤其是与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经济制度的演进有密切关系。常乃德认为，现代学校制度之所以发展，并非人为的结果，实际上与现行的经济制度相互适应。

就中国而论，他指出：

“在上古贵族政治的时代，学术集中王室，到后来井田制破坏，自由贸易兴起之后，学术也顿时分散，而游学之风大盛，秦汉以后，因商业发达的结果，而游学制继续存在，因农业发达的结果，有村塾、家塾制之发生，这两种制度，到后来合并，而产生所谓科举制度者，一脉相传，一直到一千多年”。

至于欧洲方面，也是如此，他说：

“在希腊时代，教育制度有斯巴达、雅典两种形式，斯巴达因其社会生活，为公共的，故教育制度也纯为公共的组织，雅典则商业极为发达，贵族制度亦甚稳固，故其学校所学，但为音乐竞技之类，皆为贵族制度所需要，而游学之风亦盛。中古时代教育，是教士和武士二阶级的专利品，因为当时施行佃奴制的结果，故只有丰裕的地主、贵族、教士等才有受教育的机会。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佃奴得到了经济的解放，陆续变为经营自由贸易的市民，而自由的市场也陆续兴起，游学之风又盛，结果产生出几个近代有名的大学。而同时因封建之崩溃，中央集权的国家渐兴，于是才有了普及教育制度。现代教育制度，正是这两种主义——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合并促成的结果。”〔6〕（P201-204）

从上文所言我们知道，中外教育制度的演进，与整个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演进有密切的关系。

（三）从经济制度的演进推测此后教育的发展趋势

常乃德指出，我们要引用一种虽受过许多驳论而终其不可磨灭的学说——唯物史观。“照恩格斯的意思，在社会里的一分子，所用维持他们工具的生产，和在他各个人之间的交易，这些产品，因而分出许多不同的工作的方法，这个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照我们的意见，这个技术可以决定交易的方法，生产的分配……又可以决定社会阶级的区划，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以及国家的政治法律等的存在”，总括起来便是生产和运输的技术的演进，可以决定经济情形及其他社会各种制度的演进。〔6〕（P205）

“根据这种理论略略断定，19世纪的生产、运输技术为蒸汽机，而20世纪的生产、运输技术为电力”。〔6〕（P206）这样的趋势，从社会和教育两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在社会方面，我们看见工业技术的进步，电气事业的推广，实业组织的扩大，一方面又带着第四阶级对于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满意的呼声，共产主义的传播，都市改造的运动，这表示一种旧制度已经破裂，而新制度正在酝酿蜕变的气候。在教育方面，我们已经看见学校制度的破绽百出，虽然无人敢唱全部推翻的论调，但局部改造的事业，到处都看得见。在建设方面，则学校的工厂化已成为一般的趋势，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渐占重要之位置，属于社会教育系统的图书馆、讲演、旅行、戏剧、电影、露天学校等，其位置亦渐为一般教育家所承认”。〔6〕（P207）因此未来之教育制度的趋势，是以社会教育取代学校教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上曾经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救中国危机的一员，常乃德翻译了外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使当时的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学科影响的探讨值得我们思考。而且，当时热衷于教育的常乃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外教育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可以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教育问题的早期篇章。因此，早年常乃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部分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也是笔者对其思想进行研究的出发点。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2〕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3〕冯天瑜.唯物主义史观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遭遇〔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4〕常乃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J〕.国民，1920，（2）.

〔5〕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6〕常乃德.全民教育论发凡〔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责任编辑 周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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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203（2010）06-0023-03

2010-10-21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常乃德学术思想研究”（2010Y089）。

顾友谷（1980-），男，安徽长丰人，文山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部讲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和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