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从“随势 ”到“谋势 ”——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

潘 忠 岐

中国 60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随势”,可以进一步延续和平发展进程的保障在于“得势”,为此而应采取的战略选择是在随势和得势的基础上不断为自身发展“谋势”。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有效的随势战略走上了和平发展之路。积极构筑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为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邓小平提出并为随后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创造性践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以及有关国内发展的所谓“猫论”和“摸论”成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平发展进程中实施随势战略的典型写照。在 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面前,阶段性和平崛起的历史积淀使中国得以处于相对得势地位。这是中国续写和平发展篇章的重要历史机遇。但是中国和平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处于得势地位,并不是说中国可以轻松地渡过难关,更不是说中国已经最终完成了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既得益于随势和得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谋势的结果。要开拓性推进和平发展进程,中国必须在随势和得势的基础上谋经济增长之势、谋战略地位之势、谋国际影响之势、谋国家形象之势。中国要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将战略重点从“务实”过渡到“务势”,积极创造和推广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世意义的国际理念,加深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同和适应,将是新时期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刘学礼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 2期,全文约20000字)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

吴 忠 民

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是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二是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三是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从社会矛盾激化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往往表现出一种连带性的、迅速扩张的特征。四是诉求方式相对温和。五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境地。在中国现阶段,人们在解决此种社会矛盾的同时,却往往会加重了彼种社会矛盾。六是社会矛盾的生长空间很大。“上访”数量居高不下,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最为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社会阶层结构层面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同精英群体之间在利益增进方面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现象。由社会矛盾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既显示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同时也是比较严重的。这就要求在制定和实施相应对策时,既要考虑到应对措施的可行性,又要增大应对措施的力度。(刘学礼摘自《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 3期,全文约12000字)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

徐 崇 温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所指的,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中国模式的提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示范的意思。中国模式所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构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它和什么“共识”并不是同一回事情。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衡量一种模式是否已经取得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它还要不要发展变化,而是它是否已经推进了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中国模式要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并不证明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并不妨碍它的客观存在。(刘学礼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 2期,全文约11000字)

“文革”时期工业建设中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创新

林 柏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以三线建设为中心,极度倾斜国防等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先后交织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体系与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文革”运动的干扰使大规模三线建设需要的技术人才更加紧缺。第二,工业部门的大批科研机构被缩小或解散。第三,为了保证国防与三线建设,各项非生产性投资作了最大压缩。第四,在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和质检部门作为无用之物被忽视或解散,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做“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废除或形同虚设。这一时期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再现了“大跃进”时期的混乱。由于技术引进工作在“文革”开始后遭到严重干扰,技术引进工作几乎中断。但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技术的信心和决心未泯,自主设计和研发成为发展新技术的唯一途径。这一时期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活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备战方针下,偏重于国防工业领域和追求“高、精、尖”的倾向有增无减,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有一些进展;二是整体工业技术的改进或创新趋于停滞。中国虽然依靠自我摸索,通过国家重点攻关,使一些技术在 50年代为主的陈旧的引进技术基础上有所改进、提高,但这些改进、提高很多是相对于以往技术水平而言的,而且是局部的、个别的,没有得到更大的推广,在量大面广的层面上技术创新趋于停滞,因此,整个技术水平与世界相比差距更加扩大了。 (刘学礼摘自《史学月刊》2010年第 3期,全文约12800字)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张 越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但对其评论一直众说纷纭。20世纪 40年代,郭沫若自己认为,其在材料上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持“以人民为本位”,在研究方法上“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这正是《十批判书》的特色,也是对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意所在,但其材料与方法和指导思想则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容易出现争议的要素。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也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出版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介绍与评论的文字频频见诸杂志和报刊。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然而对《十批判书》的争议却并未停息。因其崇儒反法与 5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相左,所以毛泽东不赞成郭沫若的观点,还写诗称“《十批》不是什么好文章”,使《十批判书》和郭沫若陷于危险境地。另外,50年代有学者指责的其抄袭一说,90年代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抄袭说”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对《十批判书》的评价,更涉及到对郭沫若学术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对此已有学者撰文辩驳。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术界研究气氛的逐渐正常化,对《十批判书》的研究与评价才全面和深入。学术评判应该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政治领袖的个人意见和学术权威的意见都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刘学礼摘自《学术研究》2010年第 2期,全文约116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