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铁 金

《黎明日本之曙光》(东京通信)的作者是李大钊

冯 铁 金

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册和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出版的 4卷本《李大钊全集》第 3卷收有署名“T.C.生”的《黎明日本之曙光》(东京通信)(以下简称《黎文》)一文,该文原发表表于 1919年 2月1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 9号。但人民出版社于 1999年出版的 5卷本《李大钊文集》未收录该文,理由是“因根据欠充分,此次未予收录”①《李大钊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说明”第 2页。;2006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 (最新注释本)也未收录该文。本人通过相关考证,认为该文作者就是李大钊。

一、不能把李大钊未去东京作为否定的理由

5卷本《李大钊文集》和《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虽然标注的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但“实际上干活的是刘桂生、朱成甲、张步洲以及他们的助手王宪明、杨琥、尚小明,古平则进行了组织工作”②张静如:《从〈守常全集〉到 〈李大钊全集〉》,《北京党史》2007年第 2期。。上述两书未将《黎文》收入的具体原因,参与编注者朱成甲在一篇文章中曾说:“《黎明日本之曙光》标明是‘东京通信’,也就是作者从东京向国内发来的信息。……作者以亲身的见闻,报道当时会场上的实况,……现在问题是:李大钊这时到底在东京并参加这次会没有?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可见,T.C.生也不是李大钊的化名,李大钊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去写这篇 ‘东京通信’”③朱成甲:《〈李大钊文集〉中几篇文章的辨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 1期。。以李大钊未去东京,就认为他没有可能写出《黎文》这篇“东京通信”,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事实上,李大钊撰写的许多涉及国外人物、事件的文章的素材,多是来自外文材料和他人文章。如,1913年 11月 1日,他发表了《各国议员俸给考》一文,其题记说“斯篇考自日籍”④《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77页。。1920年 5月 1日,他发表了《“五一” (May Day)运动史》,提到“我这篇记述,是根据下列诸书(其中日文书、英文书各两本,中文文章一篇——笔者注)作成的”⑤《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97页。。同理,他也可以通过参考、引用日文材料,写出《黎文》这篇“东京通信”。至于在发表时不署真名“李大钊”,而署化名“T.C.生”,可能是作者想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文章内容上的考虑。因为在“五四”前后,作者用外文字母作文章化名的现象比比皆是,读者对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极少有人会深究某个外文字母化名到底是谁。但如果署真名,且是一位知名人士,读者就会对作者是否在东京产生质疑。

在“五四”前后,引用他人的材料,写出自己的文章,不独是李大钊这样做,田诚、张国焘也这样做过。1923年 2月 18日,田诚在《向导》第 16期上发表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之逞凶》一文,这篇文章的素材就是汉口作者提供给《向导》的,这有此文本身的话为证:“北京自接到此项消息后”。1923年下半年,张国焘就“根据鲍罗庭(时在广州——笔者注)供给的资料,在《新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 290页。,而张此时却在北京。

二、“T.C.生”符合李大钊起化名的习惯

笔者在阅读李大钊的著作时,留意了每篇文章后面的署名,结果发现有 5篇文章的署名中含有字母“T.C.”。

其一:1924年 6月 18日,李大钊在《向导》第 71期上发表了《新闻的侵略》,署名为“T.C.”②《李大钊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4～435页;《李大钊全集》 (最新注释本)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454～455页。。

其二:1923年 4月 18日,李大钊在《向导》第 21期发表的《普遍全国的国民党》,署名为“T.C.L.”③《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 4卷,第 170页。。

其三:1923年 5月 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的《工人国际运动略史》,署名“T.C.L.”④《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 4卷,第 176页。。

其四:1925年 2月 14日,李大钊写了《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署名为“T.C.Li”⑤《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319页。。

其五:1926年 4月 10日,李大钊写了《致加拉罕》电,署名为“T.C.Li”⑥《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 5卷,第 555页。。

这 5篇文章均已收录在《李大钊文集》(最新注释本)中,《新闻的侵略》在《李大钊文集》中也有收录。这说明已经认定这 5篇文章是李大钊的著作,也说明李大钊在起化名时有使用“T.C.”的习惯。而在英文字母后加“生”,是五四时期起笔名人自我谦称的一个习惯,也是李大钊起笔名的一个习惯。在《李大钊全集》 (最新注释本)中,笔者发现了署名“L.S.C.生”、“S.C.生”的两篇文章:1917年10月 10日,他在《太平洋》杂志第 1卷第 7号发表《此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一文 ,署名“L.S.C.生 ”⑦《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70页。;1918年 7月 1日 ,他在《言治》季刊第 3期,发表译文《世界观》,署名“S.C.生”⑧《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 5卷,第 421页。。综合李大钊起笔名的习惯,我们完全可以断定“T.C.生”就是李大钊的笔名。

如果否定一篇作品的原作者,就应提出新作者。按朱成甲的说法,在当时有条件写出《黎文》的,只有担任《晨报》驻日本特派记者的陈溥贤才能做得到,不会有第二人。“陈溥贤(1891—1957)……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前后回国,入《晨报》前身《晨钟报》,后任《晨报》主笔。1918年末,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再度赴日,积极采访 ‘黎明会’及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现状。”⑨〔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 10页。但他赴日采访发表的文章都是署名“渊泉”,未见有与“T.C.生”类似的署名。陈溥贤是有条件写,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黎文》的作者就是他。因此,在提不出确凿可信的新作者之前,还是应认定其作者就是原来已经认定的“李大钊”。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的做法。编者虽然已注意到有不同意见,注意到朱成甲的《〈李大钊文集〉中几篇文章的辨考》一文,但仍坚持认定该文为李大钊所作并收入全集。

因此,笔者建议,在目前的考证情况下,人民出版社如果再版《李大钊文集》和《李大钊全集》,应将《黎文》予以收录。

(本文作者 中共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 唐山 063300)

(责任编辑 朱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