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智旺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从汉代儒学社会化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邓智旺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儒学之所以在汉代成功社会化,是因为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很好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并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和推行,通过学校教育和日常教化使儒学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汉代儒学社会化的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予以借鉴。

儒学社会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考察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史,社会化一直陪伴其始终,儒学的社会化是从其在汉代取得独尊地位开始的。汉代儒学的社会化在儒学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标本意义,其成功之处可以为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儒学顺应历史发展保持其理论先进性

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汉前期从众多的学派中脱颖而出,为统治者所采用,成为影响后世上千年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除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所衍生出来的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西汉的儒学思想家能够顺时而动,广纳古今精华,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把儒学打造成一个兼容百家、内容丰富、结构开放的思想体系,使儒学具有了很强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一)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

如众所知,西汉建立,是在秦的暴政与长期的战争之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与治疗战争创伤,在汉初七十年里,统治者奉行以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为特征的“黄老之学”,这一指导方针对祛除秦朝暴政之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消极作用逐渐显现出来,要言之有两方面:其一,在对外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上,无为而治的表现就是和亲让步,却并未换来边境的和平安宁,反而招致匈奴的步步进逼甚至侵掠中原;其二,在对内处理与地方藩王的关系上,无为而治的表现就是姑息妥协,但也没能换来刘氏宗族团结与政权巩固,反而招致“七国之乱”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显然,“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王朝开疆拓土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中央集权的强化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作支撑,并克服黄老学的内在缺陷,为汉帝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儒学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历史机遇,适时地奉上了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具体事件表现为董仲舒上书《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人君受命于天,君权乃天所授,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显然,这些都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同时,董仲舒还从维护汉朝的大一统出发,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封建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他认为,应该损抑诸侯,尊王攘夷,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春秋繁露·玉杯》)。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汉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取得了统治地位。

(二)与时俱进,兼容并蓄

在董仲舒上书之时,汉代大批儒学思想家、政论家以儒学为基础,融合各种思想学说,完善和发展了儒学理论,使儒学成为系统的社会统治的理论体系。陆贾援道入儒,强调治理国家以道德仁义为本,以无为为用,两者结合,达到天下大治。他曾阐述说:“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事,亭落若无民。……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新语·至德》)实际上,是强调以儒为主,儒道结合来治理国家。

贾谊则是援法入儒,系统总结和发展了荀子的儒法一体论思想,主张用儒家的礼治和法家的法治相互为用,完善统治,他强调:“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他所强调的“礼”是儒家的礼仪规范,用以制约人们的社会生活,如人们有了违背礼的行为,则用法刑进行惩治,礼法相互结合治理社会,他的思想相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完善。

董仲舒是以儒家思想为本,吸收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家思想,他对儒学的发展最主要的是将儒家的基本理论与各家学说的有关思想相互融合,结合汉初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治理的理论原则。其比较典型的是把阴阳学说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从哲学的高度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概括为阴阳之道,并进行了阐述。因此,有人说:“董仲舒思想是一个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各家思想的更发展了的思想体系。”[1]

可见,儒学顺应了历史需求,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并极大地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成分,具有理论先进性,这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内在动力。

二、儒学在汉代的社会化

儒学在汉代取得独尊地位后,儒家思想开始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普及于社会各个阶层,融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情感之中,并转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其社会化原因概括起来有:

(一)儒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推行

儒学在汉代能成功社会化,是与统治者的支持和推行分不开的。

首先,统治者对儒经作官方的裁定,使之成为统一思想和衡量事物的标准。面对儒学内部的纷争,统治阶级经常出来进行调解,并保证儒学按照统治阶级需要的方向发展。典型事件是西汉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就是由统治者主持的统一经学的会议,它有助于儒学本身的巩固和发展,也使儒经成为统治者衡量事物的标准,甚至“以经断事”。

其次,统治者身体力行儒学理念。在根据历代《孝传》成书的《二十四孝》中,记载文帝悉心侍奉患病的母亲,甚至“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亲尝苦口之药,三年而未尝懈怠。以帝王之尊有如此孝行,实属难能可贵。在勤政方面,宣帝堪称典范,宣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又明于用人之道,“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汉书·宣帝纪》)。有鉴于此,赵翼认为汉治近古,即使到“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赵翼:《廿二史札记》)。

不仅最高统治者如此,一般官员和儒生们也注重身体力行,以礼让节俭感召民众。如魏霸为巨鹿太守,“临郡,终不遣吏归乡里,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己独尊乐,故常服粗粝,不食鱼肉之味。妇亲蚕桑,子躬耕,与兄弟同苦乐,不得自异。乡里慕其行,化之。”(《谢承后汉书·魏霸传》)再如桓帝时,任南阳太守的王畅,在“帝乡”南阳贵戚众多、奢靡成风的情况下,自己“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后汉书·王畅列传》),以自己作为当地最高长官的日常行为作表率,对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

再次,统治者把儒学理念作为选官用人的标准。汉代选官标准,自武帝时学官公孙弘请立太学,汉代从此就确定了以儒家理念为标准的选官用人原则。士人挟儒术而入仕者多如过江之鲫,所谓“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 (儒学)之士”(《史记·儒林列传》)。

儒生入仕之后,有了官位,自然获得禄位。以太学博士为例,其享受的禄位为六百石,属“高官厚禄”之列①《汉书·惠帝纪》:“吏六百石以上”享有减刑减赋的优待;《史记·叔孙通列传》:通制朝仪,“吏六百石”以上方可朝驾。可见博士比六百石,属“高官厚禄”之列。。不仅博士有很高的经济待遇,甚至其弟子的经济待遇也颇为优厚,《汉书·儒林传》说:“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所谓的复其身,就是免除他们本身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因禄位获得的优厚的经济待遇,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儒学的追求与学习。当时社会上有谚语曰:“遗子黄金满,不如教子一经。”高官厚禄对儒学社会化的推动作用,《汉书儒林传赞》有最经典的概括,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代选官在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儒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政事。官吏群体的儒学化,必然会推进儒学的社会化。正如张涛所说:“官吏队伍的儒学化、经学化,既是汉代最高统治集团借助儒家经学来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又是儒学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经学迅速繁盛起来。”[2]一时间,社会上攻读儒经蔚然成风,儒家文化家喻户晓,纲常伦理深入人心。

(二)教育教化的儒学化

汉代自武帝诏令设置太学,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就构成传播儒家学说的中心网络。汉代官学基本上都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成为法定的经典,其书名又添上了“经”字,曰:《诗经》、《书经》、《礼经》(《仪礼》)、《易经》和《春秋经》,作为官学的教材。

儒家学说也是私学教育的基本内容。西汉在武帝之后,私人教学相当发达,一些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吸收大批生徒于门下。有些人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讲学,罢官后仍然继续从事私人讲学。私学主要学习《孝经》、《论语》,有的还学《尚书》或《诗经》,个别有学《春秋》的,但《孝经》、《论语》为必读。

社会教化也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和手段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主要有地方官员推行的社会教化以及乡里间自发的道德教化。地方官员推行的社会教化如桓帝时刘宽历任三郡,“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百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后汉书·刘宽传》)著名孝子许昌人陈纪受到豫州刺史的大力表彰,甚至把有的孝子“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后汉书·陈纪列传》)。许多儒士在出任地方郡守长官时遵从儒学重德治、施仁政、重教化的传统,既注重地方的行政管理,同时注重以儒家思想进行教化,化民成俗,从而为儒学在社会基层的传播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汉代社会乡里之间民众自发的道德教化,是官方教化的重要补充。汉代乡里的一些名流,特别是有名望的儒生,常常以儒家道德和自己的言行去教育感化乡邻,以使家乡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梁上君子”②据《后汉书·陈寔传》载,陈寔在家乡间,秉心公正为人表率,大家若有争论是非,就到他那里求个公正判断,他一定据理详细说明对错,当事双方事后都没有什么异议。有人甚至说:“情愿被官府惩罚,也不愿被陈先生说不是。”有一年灾荒,有小偷夜间进入陈寔家里,躲在房梁上。陈寔暗中发现了,就起来整顿衣服,让子孙聚拢过来,严肃地训诫他们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听了非常惊恐,从房梁跳到地上,向陈寔叩头请罪。陈寔慢慢详细地告诉他说:“看你的样子,不像是个坏人,应该赶紧改掉自己的坏毛病重新做个好人。然而你干这样也是被穷困所迫。”吩咐送给他两匹绢。从此以后全县盗贼绝迹。是大家熟知的一个成语,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乡里名流教化乡邻的例子。日常教化,没有权威的推行,也没有名位利禄的引诱,但从身边、从家庭做起,没有任何造作,自然而然,却能持久地打动人心,有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效,体现了人性的真实,其推动儒学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儒学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

前人曾指出,“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3]。自汉代尊儒习经传统形成后,人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到经书中去找依据,上自朝廷的封禅、巡狩、郊祀、宗庙一类大事,下至庶民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官僚上朝言事、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都引经据典。就连皇帝的诏书,也引用经典。

君主不仅赏识重用“以经术润饰吏事”的通儒之臣,而且在治理朝政过程中,自己也“动依经义”,广征博引,从国家政事的决策到祥瑞灾异的应变无不具有经典依据。据粗略统计,《汉书》诸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 180篇,这些诏书共征引经文 35次,如武帝时引 8次,成帝时引 10次。东汉诸帝下诏引经之多与西汉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书》诸帝纪保存东汉诏书约 120篇,征引约 50次,征引次数最多的是汉章帝,约 20余次。诏书征引儒经言论的主题,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涉及重农、举贤、治吏、宽刑、攘灾异、应祥瑞、施惠政、申礼制、倡伦理、示谦惧等十余个方面。这十大方面反映了儒家治国之道的基本精神,它们在诏书中被频繁引用的事实,也说明儒家治道确实在不同程度上与汉代君主政治结合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了运用。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用还表现在吏员们用儒学经书来代替法律,“以《春秋》决狱”就是典型事例。所以,正如唐殊所指出的,“夫汉家以经义断事,每有大议论、大狱讼,辄引经义以决之”(唐殊:《两汉三国学案》卷九)。

一种理论如果仅仅停留在书本或口头而得不到实际运用,是不可能真正社会化的,儒学能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实际运用,自然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向社会的洇染。

三、儒学社会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启示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儒学在汉代因顺应了历史发展,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在得到统治者的权威支持下遵循了一条生活化、现实化、可操作化的道路,从而使儒学自身成功社会化。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4]汉代儒学社会化的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借鉴。

(一)要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色。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性,就不仅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还要有开放的心态吸纳世界文明的精华。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既要抵制和批判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又要吸收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因素,特别要借鉴西方国家在推动其核心价值观社会化方面的经验。要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对待中西文化,并进行理论创新、大胆的借鉴。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5]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自觉践诺。

(二)要有强有力的支撑保障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国家相应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具体政策和法律法规则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证。为此,要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防止出现具体政策与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现象;要积极推动立法进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用法律的权威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探寻并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利益激励与回报机制,对奉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楷模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大力褒奖,对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要给予谴责并对行为主体给予相应的惩罚,真正做到价值选择和利益回报的统一,激发人们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上发挥其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主观能动性,真正从内心认同这些主流的价值观念,并转化为价值行为,从而提高接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要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领导干部身体力行非常重要。邓小平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6]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及其体现出来的理论素养、理想信念、精神面貌、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对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为此,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于各项大政方针、重大决策和制度机制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体现于具体的工作实践和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体现于自己的言行举止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力量,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实践价值,进而在内心深处认同它,把它由衷地转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价值追求,并自觉地践行。

(四)要渗透到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要把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渗透到学校的教育教学之中,体现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之中,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尽快编写出从小学至大学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题的德育教材;开设由浅入深、由具体事例到理论阐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课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融入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以及自然学科课程教学过程之中,融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哲学人文学科课程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实践,再好的价值体系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立足基层、注重养成,引导群众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事情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在落实上下功夫。

(五)要坚持在理论的运用中普及理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理论的运用中普及理论。一种理论如果仅仅停留在书本或口头而得不到实际运用,是不可能真正社会化的。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要善于把握和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把理论融会贯通于各项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其实践特色。只有通过生动的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不断实现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浅显的转化,才能为人民群众真正掌握,并转化为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及科学的思维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213.

[2]张涛.经学与汉人的选官制度[J].史学月刊,1998,(3).

[3](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 (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8.

[5]江泽民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3.

[6]邓小平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4.

责任编辑:王文京

Soci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in Han Dynasty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System

DENG Zhi-wang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100081

The successful soci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Han Dynasty resulted from its adjustment to historical development.It absorbed the beneficial part of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and obtained support from and implementation by the ruler.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and day-to-day enlightenment,itpermeated each and every cornerof the society.Such success in soci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could be taken as reference in our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socialization of Confuciani sm;socialist core values;system construction

D234

A

1002-0519(2010)04-0105-05

2010-05-31

邓智旺(1972-),男,中国计量学院社科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所所长,硕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