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波，张同建，谭章禄

(1.淮海工学院商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1 现有煤矿安全文化改进的可行性

安全文化是煤矿企业的灵魂，是引导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主线，是煤矿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没有安全就没有生产，没有安全文化就没有安全，因此，安全文化是煤矿企业管理思想与管理理念的凝聚，融入煤矿企业各种运作机制之中，直接影响着煤炭企业战略目标的调整与实现。

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维护安全而创造的各类物态产品及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合，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合，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标准的总合，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安全文化的内涵与煤矿企业的实践相结合，就可以形成安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煤矿安全文化。在本质上，安全文化是管理思想的再现，而经济理论是管理思想的本源。

一般而言，传统的煤矿安全文化源于古典经济理论，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这种假设包含：①自利假设，即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②理性假设，即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是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③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并且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新古典经济理论日益显现出较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逐渐受到行为经济学的冲击和挑战。同样，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煤矿企业文化，在我国煤矿行业也显现出虚脱性，很难吻合于我国煤矿企业的安全管理实践，特别在民营煤矿企业中更加苍白无力，从而导致我国煤矿行业的生产事故几十年来居高不下，不仅危及煤矿员工的人身安全，给煤矿企业带来巨量的经济损失，也严重影响到我国煤炭行业的国际声望。

互惠性假设是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性前提之一，是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否定和发展。互惠性假设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个体并不是完全自私的，其经济行为并不完全是建立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动机之上，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至少不能代表经济个体的主流经济行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会不同程度地兼顾他人的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公平与互惠动机；经济个体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自我个人的收益，也取决于他人的收益。[1]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2001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最高奖——两年一度的“克拉克奖(Clark Medal)”获得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里克分校的马修·拉宾(Rabin Matthew)教授，成功地将互惠性利他偏好移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互惠性假说为基础的行为经济理论的发展。

拉宾教授的重要贡献，是把“互惠性”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善”。而且，他将这种概念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即“如果你在损失自己的效用(收益或利益)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效用(收入或利益)，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不善；如果你在损失自己的效用(收入或利益)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收入或利益)，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友善”。[2]拉宾(Rabin)认为，互惠动机可在以下的三种社会行为上得到反映：①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福利来帮助那些对自己友好的人；②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福利来惩罚那些对自己不友好的人；③在自我牺牲的福利相对较小时，或对他人的福利改善相对较大时，上面的两种心理对人的行为将有更强烈的影响。[3]拉宾强调，在本质上，互惠不是纯粹的单方奉献，而是一种基于回报的利他行为。互惠理论要求理性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受到他人利益的制约，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群体利益才能实现和谐的统一。

以互惠性偏好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逐渐催生了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互惠性企业文化，并在许多行业和组织中产生了卓越的管理功能。[4]互惠性企业文化，要求雇主对雇员施以超常规的关爱，能够超越“理性经济人”所限定的自利情结，从人本思想的视角给予员工过多的优惠，从而在动机与行为上激发雇员对雇主关怀的回报，在改进自身福利的同时为雇主创造出更大的利益。互惠性文化的优越性，在许多行业中已得到切实验证，逐渐被更多的行业吸纳和借鉴，奠定了和谐社会构建的总体目标下，实现和谐生产的理论基础。

根据互惠性企业文化的内涵，并结合于我国煤矿企业的现实性生产实践，可以将互惠性煤矿企业文化理解为：煤矿雇主应该更加关注煤矿工人的人身安全，加大对安全防护设施的投入，强化对安全生产的培训，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事故发生的概率，切实保障煤矿工人的生命安全；同时，煤矿工人在自身的安全环境得到实质性的改进之后，为了对雇主的超常规关怀给予情感上的回报，往往发自内心地努力工作，为雇主创造出更大的利润，这种利润不仅能够完全弥补雇主对雇员的关怀成本，最终可以提高雇主的净收益，从而可以改进煤矿企业雇主与雇员的总体福利。在煤矿企业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获得最大限度地保障的前提下，使煤矿企业的运作效率得到显著的提高，进而为国民经济的其他行业提供更多的能源，并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显然，鉴于我国煤炭行业安全生产的现状，互惠性安全文化在我国煤矿行业中具有深远的应用价值，能够使我国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环境得到实质性的改进与完善。然而，互惠性安全文化，在我国煤矿行业并未得到应用的重视，许多煤矿企业并没有认识到互惠性安全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深入理解到互惠性文化培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没有有效地挖掘互惠性安全企业文化的潜在价值。因此，互惠性安全文化的培育，在我国煤矿行业中将是一场曲折性的挑战。

2 基于互惠性的煤矿安全文化构建的微观机理

互惠性煤矿安全文化的微观运作机理的解析，可以深入揭示互惠性安全文化的潜在价值，从而使互惠性安全文化的培育能够尽快上升到我国煤矿行业的战略层面。这种微观机理的解析，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建立我国煤矿企业的委托-代理模型，并进行帕累托均衡分析；第二步是将互惠性偏好移入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之中，从而实现对传统委托-代理模型的改造，并揭示出互惠性偏好在煤矿安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价值。

2.1 基于煤矿安全生产的传统委托-代理模型的均衡分析

借助于莫里斯-霍姆斯特姆的分布函数参数化方法，构建我国煤矿企业的委托-代理模型如下：

式中：IR为激励参与约束；IC为激励相容约束，分布函数满足一级随机占优条件。煤矿雇主的问题是选择激励合同s(p),从而使最优化问题得以实现。最优化问题的一级条件，就是所谓的“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条件”，即

通过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模型的一种简化形式，可以将互惠性假设引入煤矿企业的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中，具体过程如下：

设a为煤矿工人努力程度的一维变量，生产函数为p=a+θ。p是煤矿工人的生产活动给煤矿雇主带来的价值；θ是煤矿安全生产活动中的外生不确定性因素，且θ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故有Ep=a，Var(p)=Var(a)+Var(θ)=σ2，其中E表示数学期望算子，Var表示方差。

假定煤矿雇主是风险中性的，煤矿工人是风险规避的，且仅考虑委托人(煤矿雇主)和代理人(煤矿工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均为常数时的线性合约模型。

设s(p)=α+βp，α为委托人(煤矿雇主)对代理人(煤矿工人)的固定价值补偿；β为代理人分享的委托人所获取的生产价值份额；s(p)是代理人接收到的来自于委托人补偿的价值总额。

设委托人的效用函数是v(p-s(p))，因为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则v′为常数。设v(p)=p，p为委托人所获取的价值，则委托人所获取的效用的期望值为：

假定代理人效用函数的绝对风险规避度为常数ρ，ω为代理人在安全生产过程中的净收益，则有

理性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IC)为最大化其确定性等价收入x，

理性委托人的问题是在参与约束与理性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其效用的期望值，其表述式

这就是当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人时的最优合约。此时得委托人的期望收入为

2.2 植入互惠性偏好的煤矿企业委托-代理模型的均衡分析

此时煤矿雇主的期望收入为：

得煤矿雇主的最大期望收入为：

由此可见，在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互惠性安全文化具有较现实的合理性，源于科学的理论分析，具备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3 互惠性煤矿安全文化的应用价值

我国煤矿业是矿难频繁的行业，特别在民营煤矿企业更是如此。我国煤矿现行的安全体制是“国家监察、行业管理、企业负责、群众监督”十六字方针，与我国现实国情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但是，随着煤矿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政企分开及煤矿企业被推向市场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这种安全体制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其应用的作用。

针对于“企业负责”而言，煤炭企业的法人应对企业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特别是在企业自主经营的条件下，安全管理作为企业自主管理的一项内容，上级部门一般不过多介入，企业应责无旁贷地完全自己承担。但是，在现实的煤矿生产过程中，许多煤矿企业法人不认真执行安全生产的方针和措施，在安全投入上惜墨如金，甚至玩忽职守，导致生产事故的频繁发生。

2003年5月25日，国际煤炭组织(ICO)在日内瓦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煤炭企业在缺乏基本的保护设施的条件下，让煤炭工人从事高危险的煤炭生产工作，导致中国煤矿企业的矿难死亡率高居世界榜首，平均每天有5名煤矿工人死于煤矿事故。2005年11月30日，《新华网》发布一项有关我国煤炭生产的数据：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的35%，矿难死亡人数占世界的80%，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因此，在如此沉重的数据面前，传统的煤炭企业的安全文化犹显渺小和脆弱，一种新型的煤矿安全文化的培育已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煤炭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综合效应，煤矿安全文化建设几乎处于停滞，形式主义盛行，缺乏行业特色，严重浮游于我国煤矿企业的安全管理实践。在现实的煤矿生产环境下，矿主或管理层出于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在非成熟的市场经济思想的导向下，短期的生产效益高于一切，导致对煤矿工人生产安全防护的忽视，煤矿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

在我国许多煤矿中，特别是民营煤矿中，煤矿工人仅是为自身及家庭的生存而工作。在频发的矿难事故面前，明知自己时刻处于一种危险的工作环境之中，但现实的生活压力逼迫自己不能回避和退缩，从而形成严重的工作倦怠，反过来为生产事故的发生又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煤矿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因此，他们从内心深处呼唤一种理解，企盼一种关怀，希望能够在一种生命安全获得高度保障的环境下工作，因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在这种环境下，煤矿工人对任何一种生命的关怀都会有强烈的回报动机，都能够以自身的努力工作来报答所获取的安全保障的改善。同样，在我国煤矿企业现实的生产环境下，只有煤矿法人代表(矿主或高级管理人员)才有能力为煤矿工人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安全性关怀，改善煤矿工人的生产环境，从而激发煤矿工人的回报意识，强化煤矿工人的回报行为，在煤矿工人的安全生产环境获得实质性改善的前提下，也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获得不断提高。

因此，互惠性煤矿安全文化是一种现实性的企业文化，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臆想，对于我国煤矿企业的持续性发展，具有深远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煤矿行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这种新型的煤矿安全文化与我国现阶段的煤矿安全生产环境具有天然的吻合性，但是，在我国煤矿企业文化建设体系中仍占据微弱的地位，处于萌芽性的认识阶段，有待进一步走向成熟。显然，我国煤矿行业的互惠性煤矿企业文化的培育将是曲折的，但必然具有强劲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1] 蒲勇健.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委托-代理模型：物质效用与动机公平的替代[J].经济学(季刊)，2007，(10)：297-318.

[2] Rabin Matthew.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 1998，(1):11-46.

[3] Rabin M.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5):1281-1302.

[4] 刘敬伟，张同健，林昭文.互惠性环境下研发型团队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经验性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27(7)：1093-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