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昕

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许嘉璐先生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三十岁出头，住校内。祖父陆宗达是语言教研室主任，居城南琉璃厂。系里或教研室有什么事，都是许先生来。后来又发展到他时不时来家中学《说文解字》，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即便在“文革”爆发且在“史无前例”地进行时期，他也常到家里来。他来后便与祖父久久交谈，经常一连几个小时。然后从书桌挪到饭桌，谈话的“家常便饭”变成真正的家常便饭。祖父吃饭时必得喝酒，而喝酒最怕的是一人喝闷酒。这个遗憾很快就由许先生填补了。记忆中，每当许先生来，家中便总有欢声笑语。

50年代时，古代汉语算作过时的封建时代的那套学问，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狂热中，一些古代文化的课被砍掉，祖父自然“失业”了，于是改行去教现代汉语，还带出了一届现代汉语研究生。那时有多少青年人不愿追随时代当弄潮儿，而去学无用的腐朽的“八股”？而50年代后期毕业留校的许先生却选择并爱上了这门被视为“枯燥”的学问。五六十年代，他便从祖父习《说文》、训诂，从未中辍。“文革”形势刚刚有所缓解，祖父从师大山西临汾干校奉调回京，每日到师大化学系的《新华字典》编写组上班，许先生一星期便有两个上午去词典组，在一间小屋里从祖父“偷学”《说文》。周末，又常来家里讨教。记得某次祖父吃饭时说：“嘉璐不错，现在这种时候还跑来跟我学《说文》。”水滴石穿，终成方家。正如祖父对他的评价“嘉璐这个人，聪明，天分高，肯用功。”

许先生多才艺，这也是他与人容易沟通的原因。记得这样一件事，80年代初，卓别林的电影风行一时，有部电影名叫《舞台生涯》，里面有这样几句台词：“黄昏时的暮色像梦一般美，天空中弥漫着丁香花的气息……”我那时正当青年，尚未婚娶，因此满脑子玫瑰色的浪漫，对这两句话非常喜爱。有次我到许先生家给祖父办事，闲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我就把这几句台词背了出来，并说翻译家潘耀华翻得真好。许先生笑道：“那是我写的。”细问，原来潘耀华也住北师大，他每译一部卓别林的电影都要请许先生润色修改。

祖父好吃，是美食家，这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是由祖父的老师黄侃所传。由此，祖父“文革”前就经常带许先生下馆子，边吃边聊边谈学问。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黄侃先生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黄焯先生来京，与祖父和祖父老友赵元方先生聚会。大家先去照相，照相馆在楼上，而赵先生腿脚不利落，正当为难之际，许先生自告奋勇，和司机小申轮流将赵先生背上背下，完成了老人们的一桩心愿。然后大家来到菜市口的“美味斋”聚餐，又是照此办理。

祖父去外地开会，许先生经常陪同，有时他也给我讲一些陪祖父去外地开会时发生的趣事。有年冬天他陪祖父去武汉开会，他说：“到饭店把爷爷安顿好，我又出去办住宿登记。回来一看，二百八十岁的老头正帮爷爷找棉裤。”世间哪有二百八十岁的老头?他解释说：“有四位老先生去看爷爷，都已七十多岁，合起来不是二百八吗?”结果四个人到处找也找不到棉裤，他了解爷爷，往爷爷腿上一摸，说：“您不是正穿着吗?”

有段时间祖父不在家，被“专政”住进“牛棚”。许先生虽然也自顾不暇，但还隔三差五来家看我祖母。有一次我从外地回家，看见他手里拿了两包油纸包裹细麻绳捆扎的点心，正和祖母来回推让。只听他说：“老师不在，做学生的应该。”

祖父去干校后，每月送工资都是许先生来。祖父回来后，除去与许先生论文治学，文稿的出版、交涉，稿费的支取、收领，书籍的拿取、邮寄也主要是他奔走。除去这些，许先生还帮我们收拾藏书。祖父藏书丰富，虽经“浩劫”，残存倒也不少，但皆七零八落，狼藉于各处。祖父虽有心收拾，但已力不从心，这副担子自然也落在许先生身上。第一次整理时是个温煦的秋日，他带着我在北房的廊下整书。线装书的书名、卷次全标在书根，弯腰捡看十分费力。这时他过来教我，说：“你看，像我这样，把一种书的首页翻开，露出书名，然后你把捡到的同一种书都先放到这书下边，最后再给这套书顺前后，看看是全的还是残的。”就这样，那次我们干了一整天。以后又收拾过几次。“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这话在许先生那儿算应验了。祖父最后的那段日子，是在友谊医院度过的。许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自然又是少不了操持。想起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实在令人难忘。

这些年里，每当我从书刊上、报纸上、电视里或是电话和相见中，看到、听到许先生讲述他的学术生涯、治学途径、人生道路的时候，他都会一再提到、回顾我祖父对他的影响和教诲。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名师的教诲固然是重要的，然而，路毕竟是自己走出来的。前几年，香港凤凰电视台录制了对许先生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吴小莉问许先生，您现在有这么多职衔，最看重哪一个？答曰：“先生。”在许先生看来，做一个让人爱戴的教师不容易，因此也是无上的光荣。